第20章 (2)
了，那麽是絕不肯看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臉色的。日本倘不給一個說法，中國人民是絕不肯罷休的……
第三類相當惡劣的日本人，是日本的某些又愚蠢又自以為高明的政客，以及一些民族主義、新軍國主義、新法西斯主義分子，他們形成了日本的一股極右勢力。他們在日本是極少數。所幸他們的表演，還不足以達到徹底激怒中國人民的地步。故“所幸”二字，實在僅只是對日本和日本人民而言，對中國和中國人民，其實倒是無所謂幸與不幸的。
我的日本同行們，更具體地說，此次接待我們，任勞任怨地對我們盡地主之誼，熱忱坦率又認真地與我們進行研讨的日本電影編劇家們中，沒有第三類日本人。一個也沒有。毫無疑問，他們都是中國人民的朋友，有的是中國人民的誠摯的好朋友、老朋友。
在會長鈴木尚之先生家為我們舉行的歡迎宴會上，理事長山內久先生致辭時，站起來情真意切地說：“最近，我的一位朋友的老父親去世了。他的老父親當年是侵華日軍中的一名軍曹。近半個世紀以來，他時常深為日軍和他自己在侵華時期犯下的種種罪行而忏悔。他留下了遺囑，将自己的全部遺産變賣掉，資金要全部用來做些促進日中友好的事業。我的朋友，由衷地按照他老父親的遺囑做了。他組織了一個私人劇團，日夜趕排了一部揭露日軍當年侵華罪惡的話劇。目前，他正率團在中國的東北各省市巡回演出。他們受到了中國觀衆的真誠歡迎。他在長途電話裏告訴我，每到一地，他都會被中國人民的寬宏大量感動得哭一次。現在，我們在日本歡迎中國朋友，我的心情也是無法用語言形容的。我不想客氣地稱你們小姐們、先生們，請允許我代表日本電影劇作家們這樣稱呼你們——朋友們……”
面對這樣的日本人，我們又怎麽能不将他視為我們的，視為中國人民的朋友呢？
我們還觀摩了山內久先生的編劇新作《沉默的海》。
它講述了半個世紀前，日本和朝鮮之間的一次歷史事件──日本在一些朝鮮族村虜捕了大量青壯年，為日軍修築工事。他們充牛做馬，生死如草芥。日本投降後，他們乘船回國，其船不幸沉沒于日朝海峽之間，所有男女老幼，全部遇難……一名當年同情過他們、幫助過他們、替他們受過鞭罰的日本“勞工長”，從此亦抛妻棄子，離家出走，杳無音訊。原來，在半個世紀的漫長歲月中，他一直隐姓埋名，當了一名燈塔管理工，每日遙望那一片沉默的海峽，為亡者的靈魂祈禱，替日本的罪惡忏侮……
這是一位日本編劇家，在今天所能做的，最有歷史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的事啊！
他已經是竭盡所能在做了。
但是我們和我們的日本同行中的某些人，在最後一天的讨論中，也幾乎争論了起來。我想，最終沒有形成争論，是由于時間的關系。也是由于語言障礙的關系。争論如果必須通過翻譯，往往是不能真的唇槍舌劍起來的。翻譯的“第三者插足”，客觀上截斷了争論，緩和了沖突。
争論是由中國電影《紅櫻桃》引起的。
我們的朋友們首先提出一個純“藝術觀”的質疑——《紅櫻桃》中的女主人，究竟是一個虛構的藝術人物，還是一個現實中的真實人物。他們覺得女主人公只不過是一個藝術人物。如果是藝術人物，又怎麽可以借助紀實手法，打出字幕，告訴觀衆她于某年某月某日死于北京呢？這不是違反紀實原則的嗎？
平心而論，日本朋友們的質疑，是不無道理的。
我們也當然知道，《紅櫻桃》中的女主人公，其虛構性遠遠超出了真實性，整部電影的故事，顯而易見，取材于一篇虛構的小說《人皮燈罩》。
我方的回答，便不免有些邏輯牽強。
于是話題引到了《南京大屠殺》。他們曾要求觀摩這一部影片。但是我們沒帶去。據說，電影局的同志認為，友誼交流，還是以不帶那樣一部影片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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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三歲的德高望重的日本老導演新膝兼人先生緩緩開口道：“為什麽不讓我們看《南京大屠殺》呢？我不明白中國朋友究竟有什麽顧慮。”
中西隆三先生接着說：“原子彈，使廣島和長崎死了二十四萬多日本平民百姓。這個數字準确到個位。是以戶籍本為普查根據的。每一個死者，都以生前戶籍本上的照片為證，注明當時的年紀、婚否、家庭情況，詳細得無法懷疑。而南京大屠殺事件，中方的死亡人數，又是根據什麽統計出來的呢？在日本，目前有四五個版本的揭露南京大屠殺事件的書。都是中國人寫的。每一個書上的數字都不一樣，叫我們究竟該相信哪一個數字呢？……”
我們中方成員中，除了我，沒有誰較認真地研究過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資料。
我作了這樣的回答：“朋友們，我不得不承認，日本對原子彈災難造成的死亡人數的統計，毫無疑問比中國對南京大屠殺造成的死亡人數的統計精确。但是中國的統計也是不無根據的。只不過以前忽略了精确統計的必要性，給五十年後的統計帶來了困難。我更想告知朋友們的是——在日軍侵華八年中，死于日本戰争責任以及慘遭日軍殺害的中國平民百姓，約在三四千萬之衆。相對于三四千萬而言，南京大屠殺究竟有三十餘萬還是二十餘萬中國人遇難，真的對日本和日本人具有什麽特殊的意味嗎？”
日方的朋友們沉默有頃後，還是德高望重的新膝兼人先生緩緩開口道：“我看我們不必再就這個問題讨論下去了。侵略就是侵略。在侵略戰争中，在半個世紀前，怎麽可能不屠殺被侵略國的人民？尤其是遭到抵抗的時候。屠殺了，便是罪惡。我們不可以對日本過去犯下的侵華罪惡持懷疑态度。任何懷疑态度，都有對日本的侵華罪惡進行開脫之嫌……”
在共進晚餐時，中西隆三先生通過翻譯主動與我交談。他說他并不是替日本的侵華罪惡持懷疑态度，他只是替中國感到遺憾。中國為什麽不可以将證據和數字收集得更翔實些呢？他說，在日本，持懷疑态度的人其實為數不少，有些中國人寫的紀實書籍，數字彼此矛盾，反而使持懷疑态度的人更加懷疑了……
我說，有的日本人，當年日軍侵華時，到過中國南京，現在中國“開放”了，他又到了南京。時隔半個世紀，他到處走着，看着，竟得意揚揚他說——“南京，我又回來了！”
我問，說這樣的話，持這種得意心态的日本人，是對的嗎？
中西先生立即回答：“這不對！這很可惡！”
晚餐後，中西先生似乎還有許多話要與我交談。我看出了這一點，就邀上翻譯，請他們同到我房間去做客。
在房間裏，我們面對面坐定，翻譯坐我們之間。中西先生望着我那種凝重又懇切的目光，使我看出他內心裏有許多重要的話，欲對我，一個中國作家和電影編劇傾訴。使我不禁地暗想，如果我們不需要翻譯就能夠直接交談多好！
我說：“中西先生，也許您非常想知道，一個我這種年紀的中國人，是否會對日本人懷有歷史遺傳給我們的仇恨感吧？”
翻譯将我的話譯給他聽後，他不禁一愕，表情更嚴肅了，目光更凝重了，連連點頭，用發音不太準确的中國話說：“是的，是的……”
我從煙盒裏取出一支煙，手指夾住兩端給他看，同時說：“煙不會越吸越長。我們中國有句俗話──冤家宜解不宜結。我們中日兩國，五十年前是冤家，但現在已經不是了。因為許多中國人和許多日本人，為中日友好做了大量的可貴的工作。我們中日電影劇作家之間的交流，其實也具有促進中日友好的意義。我們共同都要做的，不是影響我們的下一代記住仇恨，而是要告誡他們，永遠熱愛和平，反對戰争，對不對？”
翻譯将我的話譯給他聽後，他連說：“對，對！這正是我們這一代日本人所要努力做到的！”
我吸那支煙時，他又說：“我們這一代日本人，鈴木先生、山內先生、勝目先生、馬場先生等，“二戰”時期，都是兒童和少年。日本所遭受的原子災難，在我們童年和少年時期的心靈中，留下了很恐怖的記憶。當我們漸漸長大後，我們才明白日本為什麽會遭到原子災難，才明白我們日本，也曾給亞洲別國的一代人，主要是中國的一代人童年和少年的心靈中，留下了很恐怖的記憶。所以我們既憐憫自己，也憐憫他人。我們是交替做着三種噩夢長大的一代日本人──原子災難的噩夢、侵華罪惡的噩夢、中國向日本軍事複仇的噩夢……不知不覺我們老了，年輕人已經厭煩了我們這一代的忏悔和教誨，我們卻只有羨慕他們的生活。無憂無慮地活着，不再受戰争恐怖和戰争罪惡的影響多好！……”
翻譯将他的話譯給我聽時，他将他的筆拿在了手裏……
我将一頁白紙推給他……他在紙上寫下這樣兩行中文：
人類愛和平，世界永和平！
讓我們共同反對戰争，日中友好萬歲！
我猜，這兩行中文字，一定是他常寫常練的。
我很珍視地将那頁紙夾在了一本書裏，并帶回國了……
我們離開日本那一天，是雨天。日方預先并未安排中西先生送我們，但他冒雨趕來了。連把雨傘也沒打，衣服淋濕了。每一個日本朋友都無例外地送給了我們小禮物，從筆到鹹菜……
和美國的關系，很像金庸武俠小說中最常見的關系──劍俠或刀客，剪除了他的心患人物，卻同時扮演了對方的兒子的監護人角色，類乎義父的監護人角色。他似乎忘了那小孩兒終究是要長大的。那小孩兒必然地也就長大了。輕功硬功內功外功都具備了，甚至足以和他“過招”了，眼見着天天不再是他能控制得了的了。這時他的“監護人”角色便有些尴尬起來。他的“江湖地位”，也便不時地受到自己的“監護”對象和“培養”對象的滋擾了。也許還遠構不成威脅，但的确使他從此平添了某種不安的心事。這心事越來越成為他的憂患……
“二戰”後，日本沒有了軍隊。它不再能對別的國家張牙舞爪了。它由“猛獸”變成了“馴獸”。它的政治和外交，最初的二三十年，是要看美國的眼色行事的。它實際上成了美國的“二等盟國”。和美國之間，它處于類乎“領養子”的地位。
沒有了軍隊，也就沒有了軍事開支。這對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一筆巨大的軍事負擔的免除。
沒有了軍隊，政治變得相應地單純了。軍隊的叛變、嘩變、政變，軍隊對政治的一切掣肘和幹預，都便是子虛烏有之事了。于是政治僅僅成了政客們之間的“文戲”表演。“文戲武唱”的情況是根本不會發生的了。天下也就一直太平。政客們的争鬥，縱然再激烈，都是不會導致“內亂不息”的。
沒有了軍隊，政治幾乎只剩下了國策的使命。外交幾乎只剩下了經濟的談判。這對任何一個國家，其實都是經濟繁榮和發展的“黃金階段”。日本經濟，正是在這樣的“黃金階段”日日騰飛的。而且它可以有一種受保護的安全感。因為美國這個“監護人”的軍隊長駐沖繩。美國的核武器的羽翼蔭庇着它……
日本人對美國的心理，必是十分矛盾的，但是矛盾而不複雜，僅僅矛盾而已。一方面，他們視美國為“義父”。因為目前仍在受美國的軍事保護和核蔭庇，不得不依然地傍靠三分。另一方面，他們又怎甘永遠處于“義子”的地位？何嘗不願擺脫美國的“監護”？何嘗不想像美國佬似的，在世界舞臺上過把頤指氣使，動辄制裁這個制裁那個的“國際江湖”霸主的瘾？一方面，對美國幾十年如一日的“監護”感恩戴德；另一方面，對自己遭受過的原子災難耿耿于懷。将一個國比一個人，那是類乎殺父之仇類乎奸母之仇的！日本有對美國進行報複的企圖嗎？有也沒用，有也白有。根本實現不了。起碼根本不可能在軍事方面付諸實現。日本真的對美國沒有進行過報複嗎？日本汽車沖擊美國市場，日元升值美元貶值之際，日本人心中的快感是可以想象的。日本沒有軍隊，但是日本有錢，日本人想到美國的時候，恨不得用日元将整個美國都買歸日本才如願。
不，今天的日本也是有“軍隊”的。它的“軍隊”就是它今天大大小小的財團。這支“軍隊”的野心是很大的，它虎視眈眈地瞪着美國和歐洲，也虎視眈眈地瞪着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它的經濟實力演變為它的“軍事實力”。或者反過來說，它當年靠軍隊達不到的目的，今天正在靠經濟方式實現着。日本是一個以“軍事發展”般的戰略實現其全球經濟策略的國家。日本的全球經濟策略，越來越具有明顯的進攻性。它将越來越使美國感到棘手、頭疼、無奈和難以對付窮于伎倆。當年的“猛獸”今天的“馴獸”，仍時常暴露出其“野性”。
日本作為一個國家，盡管經濟上已經具有了和其“義父”美國“過招”的實力。但它注定了目前還是一個有嚴重缺陷的國家。那就是──它不可能在短期內産生足以影響重大國際問題的政治家。這是日本全民族的心理寄托，在短期內根本不可能指望慰藉的心理寄托。這是由它的“領養子”的國際地位所限制的，是由它的“二等盟國”的歷史屈辱所限制的。是日本的尴尬，正如它是美國的尴尬，日本甚至在短期內也不可能産生深受日本國民擁戴的衆望所歸的政治家。在國際政治舞臺上難以取得作為的政治人物，在本國不可能深受擁戴衆望所歸。
日本的政治人物在它的國民心目中幾乎無一不是政客。在國際上的形象也許反而略高一些，卻也高不到哪兒去。區別在于，僅僅在于──資深的政客或資淺的政客，成熟的政客或不成熟的政客，機智的或愚蠢的政客。盡管，他們中也有傑出者，但是國際政治舞臺邊緣的傑出的政治人物，再傑出也只能充當國際政治舞臺邊緣的“大群衆”角色。這是日本國民為什麽至今寧肯繼續崇敬天皇，而不願将同樣的崇敬賞賜給日本政治人物的原因之一，根本原因之一。
這一點是日本“心口永遠的疼”。
這一點是美國“永遠的喜悅”。
今後的若幹年，日美關系将越來越“有戲”可看。即将使美國越來越尴尬，也将使日本越來越屈辱。“義父”和“領養子”之間，由于“監護恩”和“原子恨”所導致的恩怨，将會更加頻繁。
這是“二戰”後遺症。
日本是“病原體”。
它感染着美國。
美國已別無選擇，只有繼續地“監護”着它，不知該到哪一年哪一月為止。更重要的是，不知道自己一旦自行“撤銷”了“監護”責任，它的“領養子”一旦真的成了獨立的“國際人”，究竟對自己有益還是有害。究竟是會對自己禮讓三分，還是會反目于一旦，“龍蛇争霸”？
我在日本的日子，“沖繩島事件”正鬧得不亦樂乎。兩個美國大兵輪奸了一名日本少女，日本國民群情激憤。美國這個“監護人”，在日本面前無地自容。而日本政客們，又顯然是在竭盡所能地維護美國起碼的體面。“領養子”知道目前還不到可以和“義父”徹底鬧翻的時候。“義父”則對“領養子”給的一次人情表示“心領神會”。“日美關系正常化”，或反過來說“美日關系正常化”，乃“二戰”之後，最虛假最不可細思細想也最滑稽可笑的一句“外交辭令”。
今後這一“外交辭令”，仍将時常挂在美國外交官嘴邊上。
也仍将時常挂在日本外交官嘴邊上。
而日本“新生代”中的青年男女，卻有許多人內心裏是非常向往美國的。
在一部日本愛情電影中，日本女孩兒對日本小夥子說：“我嫁給你是可以的，但是你得帶我到紐約去定居！”
他們可沒有他們的父輩們那麽多的心理積澱。
只要美國人不輕蔑日本人，他們和她們，像許多國家的青年們一樣，何嘗不願擁有一份美國“綠卡”呢？
這是使民族感甚強的日本老爸們極不高興的事。
然目前的世界，背叛之風到處盛行。
日本老爸們又能奈之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