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1)
對于一個實際上拒絕歷史反省的國家，我是既無好感也絕無信任感可言的。一個國家的反省意識無非體現于兩方面——對國內行為的反省和對國際行為的反省。前一種反省的有無、遲早、真僞，決定一個國家自身文明進步的節奏；而後一種反省的有無、遲早、真僞，将帶給周邊國家安全或不安。
一、“僵屍”複活想的一定是複仇——關于德日的思考
前幾日看了一部從網上下載的德國電影《希望與鬥争》——片名太像政治演說稿的題目了，也太像大學論文的題目了，簡直太是德國電影的片名了。
那是一部風格極莊重、內容極嚴肅的電影——時間背景是一千九百四十三年，“二戰”已經持續了三個年頭；美國已參戰，戰局已開始發生不利于德軍的轉變。有獨立思想、熱愛和平、嫌惡侵略戰争的德國人，開始反省本國發動那一場世界大戰的罪惡性了。
開始反省的德國人是有的——便是片中二男一女三名青年。女青年和其中一名男青年是大學生。
看到了希特勒給別國人民造成的苦難，也看到了希特勒怎樣使成為侵略軍的德國青年自己同樣陷入了戰争苦難的德國人也是有的——便是片中那女青年的哥哥——一名從前線歸來養傷的青年軍官。
他們與幾名青年同志秘密印刷反戰反希特勒的傳單，四處散發——一次在大學裏散發傳單時，因被人看到、指認而遭逮捕。
接着是秘密審訊，象征性的公開審判——同時被判處死刑。不是槍決、絞刑，而是斷頭斬首之刑。
“二戰”後的德國，是拍過幾部反戰電影的，如《鐵十字勳章》和《錫鼓》，但都是與歐洲別國合拍的。
《希望與鬥争》卻是完全的德國電影。
它的思想性是顯然而明确的——希望世界上再也不要發生“二戰”那樣的戰争災難；一旦又發生，希望有更多的人為阻止戰争而鬥争。
這一部極莊重、極嚴肅、完全的德國電影，證明德國對本國在“二戰”中犯下的罪惡仍在進行忏悔與反省。
對比日本，一個事實乃是——日本從未拍出過類似的電影。
他們只拍出過表現日本所受的戰争苦難的電影——在那樣的電影中，日本仿佛更加成了“二戰”的苦難國。
他們更拍出了一系列為軍國主義招魂的電影——《啊，海軍》、《偷襲珍珠港》和《山本五十六》等。
再聯想到日本某些人士與政客，居然要為他們在“二戰”中的所謂“神風敢死隊”進行“申遺”活動，使我們中國人不能不對某些日本人和政客再一次“刮目相看”。欲将侵略戰争中的“瘋狂勇敢”作為人類文明遺産予以保護，這是多麽瘋狂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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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頑固地拒絕忏悔、拒絕反省、堅持以發動侵略戰争為榮、以複活軍國主義為責任和使命的惡劣态度，使日本多麽像僵屍電影中的僵屍王！在那一類電影中，僵屍王只有一個行為目的——趁複活之機而對人類社會進行報複。
如果日本一味由安倍們那樣的政客拉纖而駛，那麽——它駛向的絕不會是寬闊的海洋，而必定是電影《加勒比海盜》中所呈現的“鬼魂之港”。
如果說世界和平又值得人類憂慮，那麽日本正是制造那一種憂慮的少數幾個國家之一。
“二戰”後的德國，曾被美國和蘇聯分割為東德與西德。東德也罷，西德也罷，其意識形态，受到這兩個制約國高度警惕的睽注和監控，法西斯主義稍有複燃動向，即遭及時撲滅。在此點上，美國與蘇聯對西德和東德的态度是同樣嚴厲的。整個歐洲的輿論監督立場，半個多世紀以來，空前一致。東德、西德、美國、英國、法國、蘇聯乃至整個歐洲在文化領域對德國法西斯主義的聲讨強大無比，從不曾間斷過。這促使“二戰”後的德國（盡管曾被一分為二）不可能不進行歷史反省。聯邦德國時任總理勃蘭特之面對世界傳媒的公開一跪，實屬水到渠成之必然，标志着德國之民族意識徹底從法西斯帝國的噩夢中清醒。
“二戰”後的日本卻并不是這樣。制約着它監控着它的僅僅是美國。美國僅僅高度警惕日本對美國的民族心理怎樣。至于日本對亞洲，尤其是對中國的民族心理究竟怎樣，根本不是美國所考慮的，特別是在“冷戰”時期，日本這個國家倘對于中國依然磨齒切切，反而正中美國政客們的下懷。日本作為“二戰”時期三個法西斯軸心國中的一個，因其罪惡主要犯在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半個多世紀以來，西方國家對它的态度一向是漠然的。時至今日，仍然如此。而在亞洲，各國對于日本法西斯主義侵略罪惡的文化指控和譴責，從來沒有形成任何方式任何意義上的合力。這使日本在亞洲的日子從來沒有像德國在歐洲那麽不好過。這是日本一直拒絕承認反人類戰争罪惡的國際前提。
“一戰”後的德國，在從民族心理上，曾自以為是“英雄式的戰敗國”。因為它在“一戰”中所面對的敵軍是十幾個國家的軍隊。四年的大戰打下來，德國雖然宣布戰敗，但事實上并沒有哪一支外國軍隊攻入德國領土。從前線撤退下來的德軍，居然處處受到凱旋般的歡迎。這使德軍官兵感到雖敗猶榮。以希特勒為首的一批新生代政客，将德國失敗的原因歸結為兩條：其一曰國內革命思潮的幹擾；其二曰猶太人在德國發達，卻不以德國為國，不與德國共命運。這一種歸結的潛臺詞是——德國非是敗給敵國的，而是敗于自身狀況。更深的潛臺詞是——只要德國将自身的問題解決了，它在世界上不但是可以同時與多國宣戰的，而且有戰争能力所向披靡、戰無不勝。德國法西斯主義就是在這樣的暗示之下形成大氣候的。他們的那個著名的精神病人，所謂的呓語哲學家尼采，幹脆認為世界上只有兩種人是配活着的——以他自己為首的少之又少的“高邁的人”，和士兵——當然不是別國的，而是德國的。
“二戰”後的日本，在整個民族心理上，也何嘗不認為自己“失敗得極其悲壯”呢？我這裏的話确實在日本人的筆下是找不到的，但他們關于本國在“二戰”中的一切記錄的總合，始終體現着那樣的意思。将日本人自己拍的以“二戰”為背景的電影統統看一遍吧，其“畫外音”不言而喻。日本承認自己是戰敗國，但絕對不承認是敗給中國的。依他們想來，大日本帝國的皇軍，是完全可以征服全亞洲亡中國數次的。他們也不将出兵中國東北的蘇聯紅軍放在眼裏。“二戰”後的日本，只承認一點——他們敗給了兩顆原子彈，美國人投在他們國土上的。美國用兩顆原子彈報了珍珠港的“一箭之仇”，也使日本在美國面前從此跪服。“二戰”後的日本，其實只明白一個道理——世界是由三種力量組成的：其一是美國，唯一靠兩顆原子彈打敗了它的國家；其二是它自己；其三是一切別的國家。只要日本能東山再起，別的國家都可以仍像半個多世紀以前那樣被蔑視。這一種日本“道理”的潛臺詞是——德國已經無法再成為世界第一帝國了。
世界第一帝國由美國取代了，但是世界第二、亞洲第一就該是日本。只不過需要忍，只不過是從長計議之事罷了。
國內外研究日本民族性格的學者，總是一廂情願地将日本的民族精神加以美化。日本學者尤其樂此不疲。皆曰日本人的精神信仰，是由神、佛、儒三教構成。而基督徒在日本人中僅僅一百餘萬而已。
其實，“武士道”精神才是普遍日本男人所崇尚的精神，起碼在“二戰”前後是那樣。這也是一種被美化了的“精神”，而且被神化了。一千多年前武士成為日本的社會階層之後，所謂“武士道”精神的俗惡一面日益膨脹，由階層而污染于全社會。它說穿了不是一種精神而是一種邪獰的邏輯，即——倘我用暴力殺死了你，霸占了你的妻子，奴役你的父兄，買賣你的姐妹和兒女，那并不說明什麽人性的問題，僅只說明一個事實而已——我強你弱。強者為王，弱者是蟲豸，是根本不值得憐惜的。只配被殺。殺是無過的。被殺是活該的。
弱者是蟲豸——靠了這一“理由”進行解釋，“二戰”前後的日本軍人以及他們的家人，十之八九認為“皇軍”在中國和亞洲犯下的罪惡，既不是罪惡，更算不上兇殘。那只不過是“皇軍”在“主張”強者的“正當權利”。
迄今為止，曾有兩位作家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曾有許多部電影在國際電影節上獲獎的日本，卻根本沒有在文化方面對于日本的軍國主義危害（無論是給別國還是給本國）進行過任何像點樣兒的反省。在日本，幾乎每一個試圖喚起那種反省的日本人，都反而會遭到他的同胞的敵視，“英雄式的戰敗國”、“日本近代史上的悲壯一頁”——這就是日本這個國家通過它的文化一再灌輸給一代代日本人的總的歷史印象。大多數日本政客不但欣賞以上那一種日本的文化現象，而且支持。
一九五三年抗美援朝戰争結束以後，日本曾一度與中國相安無事。那是因為，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戰場上所表現出的英勇頑強，令日本人肅然。令日本人跪服的美國，在朝鮮戰場上被中國人民志願軍打服了，這使日本不得不重新看待中國。中日建交後，雙方關系幾無摩擦。在外交方面，日本對中國變得特別謹小慎微。
中越邊境沖突以後，又有一個不短的時期，日本對中國另眼相看。倘事關中日關系，日本也是不敢輕易造次的。
事實上，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後，中國對日本的不友善表現每每極為克制，似乎絕不應該出現目前的倒退。然而事實是倒退了，責任全在日本。
欺軟怕硬，淩弱畏強——日本這一民族的劣根性，變相地體現在一代代政客身上。相比之下，日本的青年們倒是變得可愛多了。起碼，他們總體上斷不會再以“弱者是蟲豸”這樣一種反人性的眼光來看世界了。
對于某一些政治心理陰暗的日本政客，以及視中國的克制為中國之懦弱的日本反華右翼人士，一般的外交藝術是不夠了。他們差不多是與臺灣地區的陳水扁一丘之貉的——今後相當長一個時期，中日關系将對中國的外交風格提出極其嚴峻的考驗。
對于一個實際上拒絕歷史反省的國家，我是既無好感也絕無信任感可言的。一個國家的反省意識無非體現于兩方面——對國內行為的反省和對國際行為的反省。前一種反省的有無、遲早、真僞，決定一個國家自身文明進步的節奏；而後一種反省的有無、遲早、真僞，将帶給周邊國家安全或不安。
進一步說，倘德國乃是一個亞洲國家，它的存在再強也不至于又使我這一個中國人不安。
但日本在亞洲。我想亞洲未來的和平，幾乎必然地又将籠罩了陰影。
我所依據的是這樣的一條規律——看來，由一個好戰的國家而真正成為一個熱愛和平的國家，它僅僅經歷一次戰敗國的教訓是不夠的。當然，經歷三次也太多了。或許，經歷兩次是正常的情況，比如德國。
“一戰”失敗——反而滋生出法西斯主義；“二戰”再敗，這才深痛反省，于是脫胎換骨。
這是德國的過程。
日本絕不是一個比德國反省力強的國家。
我想，它現在肯定還不是一個熱愛和平的國家。
因為掌控它的方向的政客們基本上還是一幫信奉勝王敗寇的政客。
它要養精蓄銳到什麽時候再發起戰争？以什麽借口發起戰争？對哪一個別國發起戰争？多大規模的戰争？
現在作出判斷還為時尚早。哪一國使它再敗，也難估料。但總不會再是歐洲國家了，再不會是美國了。
有一點将是肯定的——日本，它只有再成為一次戰敗國，它才會有真反省。它才會真的脫胎換骨，亞洲才多一分永久的安全……
是以為亞洲、為中國憂患！
二、輕重取決于日本——從小泉到安倍
據我看來，中日關系現狀如何，前景怎樣，利弊實不由我中國，輕重全然決于日本，亦即日本站在國家意識的态度之上，究竟如何看待侵華罪惡，怎樣端正态度。
由日中關系，聯想到了非洲往事。那是一件真實的事情。倘我沒記錯的話，大約是在去年，由中國中央電視臺的國際新聞頻道播報。電視新聞資料，估計是由英國方面提供的。
究竟是一樁什麽非洲往事呢？不，用往事一詞，行文太過輕佻了，那是一樁悲慘恐怖的事件。
七八十年前，一名英國傳教士只身來到非洲。在英國，其教績卓然，頗得美名，到非洲，僅為神職而已。他去拜見一位土著部落的酋長。在那過程中，他犯了一個微小的禮節上的錯誤——将自己的寬邊帽從頭上摘下，放在膝上了。
結果是地球上一切文明國度的人們都想不到的——那時世界已經邁入二十世紀。
他被殺死。
不僅被殺死，還被剝皮、剔肉、燒烤、煮湯，最後，敲骨吸髓，被吃得僅剩一個頭骨，成為酋長家族代代相傳的擺設。
我要提出的問題是：作為那英國傳教士的後人，他們能夠從心靈上輕易忘掉那一件事嗎？對于人類，應該不應該是一回事，能夠不能夠是另一回事。他們的先人的頭骨，還在別人家裏成為擺設啊！忘記和銘記，這是人類之人性的兩個顯著特征。有時忘記更符合人性；有時銘記更符合人性，這是人性的真相。對于英國傳教士的後代，銘記更符合人性。能否使從前之事成為過去之事呢？這分明不是單方面取決于他們的問題。它取決于那土著部落的酋長的後代們——他們正一代代做着新酋長。
二零零四年，事隔七八十年以後，那非洲土著部落的最新一位酋長，做出了一個他的幾代前任酋長沒有做出過的決定——誠摯邀請英國傳教士的後人到非洲去，當面請罪；當面歸還對方們的先人的頭骨；當面以本部落習俗的最高方式，超度對方先人的靈魂。
五分多鐘的電視新聞，便是記錄二零零四年的那一過程的。
試問——如果沒有那非洲土著部落的最新一任酋長的誠意作為大前提，那英國傳教士的後人們會與對方促膝而坐，談什麽棄仇去憎修玉帛之好的話嗎？那後者的人性不是太不正常了嗎？
我将當今之日本好有一比，恰比作那非洲的土著部落；我将當今之日本政客小泉也好有一比，恰比作土著部落的最新一任酋長。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我這裏主要比的是，有資格代表一個國家或一個部落的人對本國家或本部落之歷史行為的态度。在這一點上，我認為日本政客們的意識遠在那一位非洲土著部落的最新一任酋長之下。後者的意識是與時俱進的，是願意向全人類的文明共識靠攏的。而日本右翼政客們的言行卻是相反的。
至于當年的日軍，我除了沒有接觸過他們當年吃中國人的記載，其他一概殘忍罪惡，他們是全部犯下了。将那一非洲之恐怖事件擴大十倍，不足以相提并論；擴大百倍，也不足以；擴大千倍，還是不足以；也許擴大萬倍幾萬倍才能相比。
從小泉到安倍，一而再、再而三地以一國首相身份參拜靖國神社，所遵循的不外是兩點：其一，人死了，靈魂都是平等的；其二，尊孔，中國的孔子曾曰：“仁者愛人。”
在某些日本人的意識之中，進一步說，在小泉首相的意識之中，人死了，靈魂果然是平等的嗎？倘果然是，又為什麽只一而再、再而三地參拜靖國神社呢？為什麽不曾也經常到日本的平民公墓去祭奠那些普普通通的亡靈呢？倘果然是，他們那靖國神社裏，為什麽只供奉名人貴族及所謂“英烈”的靈牌？對不起得很，事實上我認為，靖國神社之中定有日本人的真英烈的靈牌配擺放在那裏受日本人敬仰的。但連國際法西斯戰犯的靈牌也供奉在了那裏，則我就不得不将他們的“英烈”也用引號括上了。倘一概日本人的靈牌都是可以供奉在靖國神社的，還則罷了。但世人皆知，日本的普通人的靈魂，是斷不會被忝置于那靖國神社的。而戰犯的靈魂卻配。平等在他們那兒，說穿了，乃是——戰犯與英烈平等！倘不，南京大屠殺之紀念日，他們何不也在日本替那些慘遭本國獸軍野蠻殺害的中國黎民百姓和戰俘們的亡靈祈禱祈禱呢？——既然人死後，靈魂都是平等的！再試問一問：近一兩年，他們參拜供奉着法西斯戰争罪犯的靈牌的靖國神社的次數大約比祭奠自己祖先的次數還多吧？而這，叫如喪考妣。
說到“仁者愛人”，他們實是孤陋寡聞。在中國，豈止孔子說過這樣的話！百千年來，反反複複宣傳同一思想的中華先賢，多了。那話的本意——博愛之人，首先要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樣珍惜別人的生命。愛人之心愛人命。不知珍惜別人生命，“愛人”豈非僞裝嗎？希特勒之所以是全世界人民痛恨的法西斯戰犯，乃因他視別國人民生命如糞土。在這一點上，日本的東條英機們與希特勒無區別！
他們想必知道中國除了孔子，還有一位孟子，同樣是中國古代的大思想家。
孟子曾說過這樣的話：“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他們對戰犯們的亡靈的恻隐，已反複向世人證明看了。但作為當事國的首相，對死于日本侵華戰争的千千萬萬中國人的亡靈的恻隐又究竟體現在哪兒了呢？倘無後一種恻隐之心，其“仁”不“端”也。不“端”便是不正。不正是斜。在中國字中，“斜”與“邪”有同義。對于這等樣人，中國古人還有什麽說法麽？有。仍是孟子。他又曾說：“無恻隐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孟子已說得明明白白了，我就不再往下說了吧！
至于中國在“二戰”結束以後未對日本提出戰争索賠，乃是因為考慮到——日本當年也由于美國投下的兩顆原子彈而水深火熱，哀鴻遍野；日本人民，也成了本國發動法西斯戰争的代罪羔羊。
此考慮，義之端也。
世界各國，文化歷史的長短不同，發展階段的先後不同，民族傳統不同，民俗內容不同，現代與傳統結合的程度不同……總而言之，有許許多多的不同，因而有多種多樣的區別。
這是文化常識。
但十八世紀以後，全世界在文化方面都達成了一個共識，那就是——文化的人文原則的共識，簡稱“人文主義”。
起初的人文主義之原則是——自由、平等、博愛（人道主義精神）。
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人文主義又理所當然地包含了和平主張。
至今，人文主義還充實了環保思想。
是謂新人文主義。
聯合國的大會上，讨論什麽，通過什麽，擁護什麽，反對什麽，一言以蔽之，高于各成員國利益之上的原則，便是人文主義的原則。代表任何一個國家的政要人物的言行，倘與世界人文主義原則的共識相違背，必須遭到譴責。
在每一個國家自身的文化權利之上，乃是世界人文主義思想原則的唯一權威。全世界各國都要共同遵守的。
一個國家将國際戰犯的亡靈與自己民族的英烈的亡靈并列陳設；一個國家的首相參拜這樣的神社，并以“文化區別”為借口，除了說明其首相所代表的國家是多麽蔑視世界人文主義的思想原則，還能另外說明些什麽呢？
倘是我前邊所舉的那一個非洲土著民族的部落與其酋長，中國人倒也無話可說。吃人還要邊吃邊歌邊舞，那自也是文化，吃的文化。落後若此，理論也白理論。
可今天的日本不是從前的非洲土著部落啊！
日本是站在世界現代化前列的國家啊！
那非洲的代表部落賠禮道歉的酋長，人家也皈依了世界人文主義的原則了啊！倘不，會道歉嗎？人家沒拿“文化區別”當借口啊。用孟子的話說，人家已有“是非之心”了。
日本首相及某些政客頭腦中的人文思想，比一位非洲酋長多些少些？
三、我看日本人
同是“二戰”的禍首國，日本的結局與德國有所區別。與意大利尤其有所區別。意大利的法西斯頭目，是被他的本國人民吊死的。墨索裏尼成為希特勒的“生死弟兄”，在最大程度上并不能代表他的國民們。他自己要上希特勒的法西斯戰車，于是也将意大利人民拖在了法西斯戰車後。他們吊死他，意味着是對他的懲處。一個國家的人民以最嚴厲的方式懲處了他們的元首，證明了他們與他“劃清界限”的态度是極為鮮明的。
某些德國将軍預見到了德國必敗，企圖暗中與盟軍議和，但是被送上了軍事法庭。另一些人企圖暗殺他，為德國争取到一個較體面的投降機會，卻一次次都沒成功。盡管希特勒對他的國民不斷采取欺騙手段，德國必敗的心理陰影，卻早已在蘇美兩軍攻克柏林之前，就擴散于軍隊和民衆之間了。可以這樣說──德國人對于德國必敗是有所心理準備的。對于德國人，保衛柏林不過是垂死掙紮。軍隊明白這一點。民衆也明白這一點。掙紮也敗，不掙紮也敗，總之注定了必敗，也就只有由希特勒做最後的謝幕人。
日本的戰敗，卻是五十年前的普遍的日本人始料不及的。在中國的東北，他們還有幾乎整整一百萬精銳的關東軍啊！這一尚未受挫的軍事實力，使日本只為自己保留了兩種選擇──或者較量到底，或者，以勢均力敵的不屈不辱的姿态，在停戰協議上簽字。至于投降，天皇根本沒想過。東條英機根本沒想過。普遍的“大日本皇軍”的将士們根本沒想過。普遍的日本人也根本沒想過……五十年前，在日本廣島和長崎遭到美國原子彈轟炸前，政客也罷，軍中首腦也罷，普遍的日本民衆也罷，有哪一個日本人的頭腦中，暗暗相信過日本會戰敗嗎？
由于深受軍國主義宣傳的影響，五十年前普遍的日本人，他們的軍隊，即使有厭戰情緒，也絕無反戰心理。他們又怎麽會反對他們的“子弟兵”所進行的“東亞聖戰”呢？父母們當然會巴望他們的兒子回到身邊。妻子們當然也會那樣巴望。但是在他們的想象中，他們的兒子或丈夫，應該是“解甲榮歸”。在政客和軍中首腦們的想象中，如果不得不在《停戰協議》上簽字，落筆之前，日本是要與蘇美堅決地讨論日本在亞洲的“合法權利”的……
廣島和長崎就在這些前提下升起了蘑菇雲……
原子彈的蘑菇雲使日本蒙了，天皇蒙了，東條英機蒙了，政客們和軍中首腦們蒙了，天皇的普遍子民們蒙了。正如當年日軍偷襲珍珠港使美國蒙了一樣，只不過後者的程度比前者巨大百倍以上。
日本似乎什麽都考慮到了。
唯獨沒考慮投降。
更沒想到在付出人類戰争史上最為慘重的代價後，以最屈辱的姿态投降！
即使在天皇宣布投降诏書之際，還有那麽多政客和軍人主張在日本本土“決一死戰”，還有百餘名軍人剖腹于皇宮外，企圖以死喚起全日本男女老幼的“戰志”……
然而日本已只有投降。此外別無選擇。
“二戰”的結束，對于意大利，有點兒“自己解放自己”的意味兒；對于德國，有點兒被從法西斯統治之下“解放”的意味兒；對于日本，卻是徹底的無條件的投降，僅僅意味着是投降。再什麽都不意味。
一方面，日本是“二戰”的禍首國之一；另一方面，又是地球上唯一的原子彈受害國。二十餘萬日本人死于頃刻！侵略戰争，使日本遭到的災難，比它帶給別國，首先是中國的災難，似乎更具有恐怖性。
且，半個多世紀以來，任何一個國家，都找不出一條哪怕是相對成立的理由對日本表示較由衷的同情。
日本只能長久以來暗暗憐憫自己。
這一種自我憐憫，只要稍微過分，則就不免意味着是對“二戰國際戰犯審判團”的公然挑釁。
因為任何一個國家，首先是中國，都有最正當的權力提醒日本：別忘了日本首先是禍首國！別忘了日本給他國帶來的深重戰争苦難！……
日本對于“二戰”，真真是有苦難言，欲說還休欲說還休……
那麽，便反省吧！但是，反省得越深刻，越意味着要承認——用中國人的話說，承認“自作自受”。
這是一種很大的勇氣。
這是很高的反省境界。
對于一個人難能可貴，對于一個國更加難能可貴，對于日本這樣一個民族自尊心十分強的國，尤其難能可貴。
許多日本人已經這樣難能可貴地做到了，包括一些當年的“皇軍”。一些日本人目前還做不到。因為要做到這一點，還須對死于原子彈的日本人有個過得去的說法。他們基本上是平民百姓，他們無辜，他們死得慘，也死得冤。
他們的死──歸根結底，是由日本造成的。即使将當年的日本說成是日本軍國主義，以與今天的日本相區別，它也還是日本。一個國就是它的民衆的國，怎麽叫都仍是那個國。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妨持這種觀點。這麽想這麽表明态度，都不至于有什麽沉重的心理壓力。但是一個日本人，設身處地理解，是會有心理壓力的。原子彈是美國制造、美國人投下的，死于它的威力的是日本人，他們的死是日本造成的，是日本當年自作自受——這樣的邏輯，符合“二戰”的正統史觀，但又是多麽難以符合一個日本人的民族情感啊！何況死者中，也許就有某一個日本人的至愛親朋。
如果日本在“二戰”中并沒有侵略罪惡，那麽日本今天就可以理直氣壯地申述自己的戰争苦難，由一個“二戰”禍首國變為一個“二戰”受害國了……
但是……
但是日本當年對中國，對朝鮮，對整個亞洲，犯下了嚴重的侵略罪惡。鐵證如山，案是翻不了的。
于是，一些日本人在日本當年的侵略罪惡和後來的原子苦難之間，尴尬地陷入了半個多世紀的沉默。對前者他們欲說還休，對後者他們也只能欲說還休。他們的尴尬，是人類最矛盾的尴尬之一種。他們的沉默，是人類最不心甘情願的沉默之一種……
我以為，他們是可以被理解的。
我這個中國人能理解他們，也願理解他們。
第三類日本人相當惡劣。他們幹脆企圖否認日本“二戰”時期犯下的侵略罪惡。尤其企圖否認日本的侵華罪惡。“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變”、“盧溝橋事變”、“南京大屠殺”，日本的一切侵華陰謀和罪惡，他們一概的幹脆企圖否認。他們不顧鐵證如山的歷史事實，他們利用大多數西方人對日本侵華罪惡所知甚少，尤其利用西方某些缺乏國際正義感的政客對日本侵華罪惡态度暧味這一點，妄想将侵華戰争說成是日本當年并不願進行的一場戰争。而且，似乎誰打響的第一槍，還是一件有待澄清的事。他們的動機是十分明顯的，如果西方世界對日本當年的侵華罪惡保持心照不宣、諱莫如深的沉默，則他們就敢更加公然地放大膽量地進行翻案。仿佛歷史事實是可以篡改的，只不過篡改之前要争取到西方世界的默許。至于中國人民答不答應，他們似乎是不屑一顧的。山本五十六當年曾留給日本後人們一句話──“我們得到了一個珍珠港，卻激怒了一頭獅子”。他們的放肆，今天也等于是在激怒中國這一頭獅子。他們似乎不明白，中國人民一旦以怒而對日本，日本在亞洲在世界上，也是沒什麽美好前途的。至少他們的美妙前途會投下巨大的國際關系的陰影。如果他們真的忘記了山本五十六的話，那麽中國人民也可以忘記周恩來總理代表中國人民對日本予以的寬恕。是的，中國雖有原子彈，但決不會往日本發射。中國人民也許首先會向日本重新索讨戰争賠款。中國人民一旦真的開始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