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紅河中游戰役
1950年12月25日至1951年1月16日，越軍紅河中游戰役示意圖
韋國清，深山裏走出的壯家人
1950年12月上旬，綿綿雨盡，越北群山的早晨大霧彌漫，仿佛是那片林莽大地沸騰的氣息。
越軍中央根據地中心區位于河內以北100多公裏的大山中，這裏重巒疊嶂，林深草密，恰為太原、宣光、北浒三省交界處。這片山脈以碉頁山為中心，東面的太原一側是印支共機關駐地，西邊的宣光一方是政府機關所在地，越軍總軍委等軍事機關則在山的北側。印支共在此經略多年，經邊界戰役一仗，基本上解除了法軍對中央根據地的威脅，于是，在密林遮掩下的小竹樓漸漸多了起來。
小竹樓大都以綠色的竹籬笆葵葉為頂，如從空中俯瞰，只見一片暗綠色的原始叢林，綠到山嶺盡處，難以察覺有什麽密集的房屋。這裏的山民基本上都是岱族，印支共習慣地把這裏稱為“安全區”，簡稱“ATK”。中國軍事顧問團的駐地也在這裏。
清晨，大霧還沒有消散，在一個看似普通的竹樓窗前，經常會出現一個中等個頭、略顯清瘦的中年軍人神色平靜地注視眼前的一切，久久思索。他，就是中國軍事顧問團團長韋國清。陳赓走後，他的擔子自然重了許多，胃病也時常襲擾他，好在他對軍旅生涯的動蕩不定早就習以為常，而且身負千鈞重任也已經多年了。傍晚的時候，他有時會去找幾位下屬，有時是叫上羅貴波，拿起撲克“甩上一把”。而清晨，他照例是用來思考問題的。
在越南戰場上，韋國清分外思念自己的祖國，也特別想念自己的家鄉，他離別故鄉已經整整22年了，這22年中他未曾和家鄉的親人通過一星半點的消息。
韋國清忘不了自己的家鄉——廣西西北部東蘭縣的板梅鄉（後改稱三坡鄉）弄英屯（今勞石鄉山坡村）。“弄英”，壯語的意思是“野貓聚居的山谷”，可見那裏非常偏僻。那裏石峰聳立，秀木成林，老虎、金錢豹、野豬出沒在壯家村寨的四周。幾條崎岖的羊腸小道将這個小山村與外部世界連接起來，但走在這條小道上常臨險境，就是青年人也得一手拽着樹枝或灌木條，一手攀緣着身邊的石頭側身而過。韋國清的童年都在這個寂寞的山村裏度過，他說不上什麽家世，唯有記憶将往事刻畫得棱角分明，清晰極了。
祖父韋庭藩是一個讀過些古書的農民，對家人、孩子要求甚嚴。他和兩個堂兄弟一起租種四五畝地過活，其中有一個堂兄弟因為家貧一生沒有娶妻，全屯只有他們一家是在一個鍋裏吃飯的。韋庭藩的獨子韋宗典即是韋國清的父親。
韋宗典自幼跟着父親讀過些書，青少年時學過武藝，成年後出山挑過鹽，稱得上山裏見過世面的人。他為人剛直勇敢，勤勞機敏，平日裏種田打柴，農閑時打些個山中野味，日子過得艱難是不言而喻的。在貧苦生活的煎熬下，韋宗典帶頭抗過稅，演練拳腳的時候組織過一個“三坡武術隊”，從附近村寨來向他學武術的青年不少。韋國清後來曾有這樣一個想法：自己家親戚怎麽這麽少呀？在那個偏僻的山鄉，一戶農民居然也能識文斷字，練些個武藝，這裏有沒有一些可以推敲的地方？他想是那麽想過，但要考究起來大概已經是不可能的了。
1955年，韋國清被授予上将軍銜
韋國清是家中長子，有兩個弟弟、一個妹妹。韋國清6歲時生母病故，繼母嫁到弄英屯又給他添了兩個弟弟。韋國清這一輩皆以“邦”字排行，所以韋國清原名韋邦寬。也許是由于家中長子的原因，祖父送他到六七裏路之外一個壯漢兩族雜居的村子讀過兩年多私塾，背了些《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經》一類的東西。後來教私塾的先生染病身亡，私塾也就停了。不久，韋國清轉到另一個漢族村子的學堂裏讀書，這時他讀到了用半文半白文字寫成的課本，頗有興趣。
那個私塾和那家學堂都是極小的，都只有一個老師。教小學堂的程老師給韋國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思想開明，不僅教學生讀課本上的文章，還講些社會歷史，提倡民主，反對專制，也常在課堂上講授些自然常識，總之是講山講水，還講虎豹蟲蛇。歲月飛流，這位程老師的笑貌音容已漫不可考，但韋國清的聰慧好學卻是可以肯定的。他記憶力非常好，幼年讀過《增廣賢文》，直到晚年還能脫口而出，一口氣全文背誦，賞析其中的哲理。韋國清在晚年時曾說：“祖父要求嚴格，我從來認真讀書。早上上學，拿一塊紅薯或一竹筒粥當午飯，下午放了學就要放牛、割草、打柴。晚上祖父督促我在一盞桐油燈下學習功課，往往要到困得睜不開眼睛了，才去睡覺。”
小學還沒有畢業，由于弟妹頻添，家裏需要幹活的人手，韋國清不得不辍學。若是晚上由祖父看着背些個詩文，就算是他對學生時代的溫馨回顧了。縱使天遠地僻，韋國清的童年生活中也有一些美好的回憶。每逢春節，壯家村寨的青少年男子盛行打陀螺。桂西北山裏盛産硬木，各家打的陀螺都由各自削制，打陀螺好手打出的陀螺似乎永遠也不會停下來，青少年們聚到一起打陀螺，就一定要比出誰的陀螺轉得更久。這一比，往往連着比上半個月。在附近村寨裏，韋國清是出了名的打陀螺好手。在打陀螺的日子裏，韋國清算是解放了，除了回家吃飯，什麽都不用幹，只要他在回家的時候嘴角挂着勝利的微笑就夠了。
進入20世紀20年代，偏僻的桂西北再也不能平靜了，大革命風雲終于卷到了東蘭山區。東蘭縣農民領袖韋拔群早年就讀于廣西法政學堂，1916年在貴州加入讨伐袁世凱的護國軍。受五四運動影響，韋拔群于1921年回到東蘭從事農民運動，逐步拉起了一支農民武裝，先後三次攻打東蘭縣城，趕跑縣知事和團總。盡管如此，韋拔群沒有找到思想上的出路，遂于1925年初到廣東進入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聽過毛澤東、劉少奇等人講的課，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學習結束後，他回東蘭舉辦農民運動講習所，發展右江地區的農民運動，頗有聲勢。1926年，韋拔群加入共産黨。韋拔群的家鄉武篆和板梅鄉相距不遠，北伐開始後，東蘭的貧苦農民跟着韋拔群鬧起了農會，打土豪、分田地。韋拔群聽說韋宗典的情況後就派人前來聯絡。在那個赤貧的山鄉，反抗的烈火一點就着，韋宗典跟着韋拔群鬧革命了，他被山民推選當了農會秘書。
革命是浸透着鮮血的。1926年春天，桂西軍閥派出龔壽儀團進至東蘭一帶鎮壓農民運動。軍閥心狠手辣，到處制造慘案，在短時期內就殺害了140多個農會骨幹。板梅鄉是龔壽儀鎮壓農民運動的重點，一時間有20多人被殺，10多戶房屋被燒毀，韋宗典的房子也被燒掉了。在嚴峻的日子裏，韋宗典帶着鄉民們上了山，進山洞藏身。1927年夏天，韋宗典正在山上，突然有人來報告：“敵人失利了，有人帶槍前來投降，來人要韋宗典去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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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宗典聞訊，帶着十幾個農軍下山。誰知這是官軍設下的圈套，韋宗典中計，在途中遭到民團伏擊，農會會員們被俘了。民團要将他們押往縣城治罪，韋宗典拼死抗争，被殺害在丘勞屯的一棵大榕樹下，時年39歲。他的首級被懸于樹上。
父親犧牲幾個月後，不屈的山民繼續與敵人周旋。祖父韋庭藩又在燒成了廢墟的家園上搭起茅草房安身。為了家人的安全，祖父讓兒媳帶着孩子們繼續在山洞裏躲避，他說自己老了，什麽也不怕了，就在新搭的茅屋裏住着。
1927年春天的一個傍晚，韋國清帶着一個弟弟下山到家裏看望爺爺。當晚雷雨大作，夜色如漆，韋國清兄弟就在家裏睡下了。他們剛剛睡着，就發現外邊有人包圍了屋子，有人叫着韋國清的名字：“邦寬出來！”
莫非是想斬草除根？祖父不顧一切地把韋國清兄弟推出了後門，要他們在夜色中跑向後山。韋國清拉着弟弟剛跑上山坡，槍聲就在身後響了起來，再過一會兒，大火吞沒了韋家新搭的茅草屋，也吞沒了韋國清的爺爺。事後知道，這是山鄉中“打仇家”的人作下的慘案。在那個偏遠山鄉，貧窮和落後使人們的相互關系沾染了揮之不去的血腥。
家鄉沒法住了，姨父捎信過來，韋國清帶着弟弟投奔到姨媽家，幫姨父種地為生。可是不久後聽說官軍還在追剿，為了不連累姨父一家，韋國清只好帶着弟弟離開。可是他們能去哪裏呢？自己的家園在哪裏呢？
在父親、祖父慘遭殺害後的一年裏，韋國清是在巨大痛苦的煎熬中度過的，人生的裂變使他早熟了，痛苦使他內向了。家破人亡，更有兩代人的血海深仇，家沒有了，家鄉再也待不下去了，他除了殊死搏鬥之外再沒有出路。經過一番思索，韋國清告別弟妹，和十幾個青年人一起毅然離家，投奔韋拔群的赤衛隊去了。這時是1928年的夏天，韋國清15歲。
韋國清走後，家庭的悲劇還在繼續。弟妹們四散而居，躲在深山裏的妹妹實在餓得受不了，下山找吃的，被民團發現抓住，轉手把她賣了。繼母外出讨飯時也被民團發現，課以600毫銀元的罰款。她拿不出錢來，帶着最小的兒子改嫁，才繳上了這筆錢。
加入赤衛隊的時候，這位壯族少年使用了“韋國清”這個名字。從那以後，就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原名了。直到新中國成立之時，韋國清再沒有和家鄉通過信息。
韋國清加入紅軍後，曾任軍部手槍班班長。妻子許其倩後來問他：“那個時候你見過鄧小平嗎？”韋國清說：“我們負責警衛首長，鄧小平、張雲逸他們出出進進，我們不是都見了嗎？”
紅七軍向江西蘇區“小長征”中，韋國清曾任排長。到江西前夕，他進入紅七軍教導隊。在教導隊，韋國清接受了嚴格的軍事訓練。來到江西蘇區後，韋國清進入紅軍學校學習，和張愛萍是同學，曾在課目考試中各獲一項第一。待學習結束，韋國清留校當了教員。
萬裏長征來到陝北，韋國清再入紅軍大學。紅軍主力西征後，瓦窯堡一度守備空虛，國民黨軍一個營乘機偷襲。正在紅軍大學的韋國清率領學生營頑強抗擊。學生營倉促組成，裝備奇差，連挖戰壕的鐵鏟都沒有幾把。韋國清沉着指揮，終于擊退了在裝備上占優勢的敵人。在戰鬥中，他的腰部負重傷。
抗日戰争爆發後，韋國清任八路軍總部随營學校校長，1939年2月後改任抗大一分校訓練部部長。自從他進入中央蘇區後，除了長征路上，韋國清的主要工作都在學校教學方面，這使他在軍事理論和訓練上獲益良多，也使他特別渴望到戰場上一顯身手。在抗大一分校向山東挺進途中，韋國清向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提出了上前線殺敵的要求。彭德懷沒有同意。韋國清沒有氣餒，1940年初，韋國清提了兩瓶酒找到朱德總司令再提此事。他終于說動了朱德，八路軍總部即任命韋國清為八路軍山東縱隊隴海南進支隊政委，當年3月，韋國清帶領13名幹部戰士進至蘇北邳縣，來到了和日本侵略軍戰鬥的最前線。
抗日戰争和解放戰争是韋國清的輝煌歲月。現在，他來到了越南，在異國戰場上獨當一面。他深知工作不易，每一步都需深思熟慮。[1]
[1]見《鏖兵蘇魯豫皖——新四軍第9旅老戰士回憶錄》，長征出版社1992年出版。另，1993年3～6月，作者在北京訪問許其倩。
準備發起中游戰役
1950年12月上旬，韋國清、梅嘉生等與越方總軍委會商了下一步的作戰方向，最後決定發起紅河中游戰役，越方又稱“陳興道戰役”。
要擴大邊界戰役的成果，是越軍總軍委和中國軍事顧問團一致的意見。對此，越軍總軍委早已有了預想。在邊界戰役前夕，武元甲就告訴陳赓，如果邊界戰役得手，應該乘勝前進，向紅河三角洲平原地帶發展。那裏是越南兩大糧倉之一，人口稠密，物産豐饒，拿下了紅河三角洲将是越南戰争的決定性勝利，最起碼也可以就此解決越軍的糧食供應問題。
中國顧問團四首長。左起：梅嘉生、鄧逸凡、羅貴波、韋國清
至于是否向越南西北部地區發展的問題，武元甲認為，越西北部是少數民族聚居區，工作基礎薄弱，土族、黎族、泰族群衆和京族人在感情上有隔閡。再加上那裏山高林密，地廣人稀，籌糧特別困難，更兼交通不便，大兵團進出都很困難。即使拿下了越西北，對戰局也沒有決定性的影響。
待到邊界戰役結束，下一戰役的發展方向問題就提出來了。中國軍事顧問窦金波回憶，邊界戰役之後，關于下一個戰役在哪裏進行的問題，中國顧問團作過認真的考慮：
邊界戰役後，顧問團曾建議，在西北地區開辟幾個戰場，打幾個戰役，奪取西北山地，這樣既可以擴大與鞏固越軍已占領的根據地，又可以俯視越北平原，進可以攻，退可以守，控制戰略主動權。在西北山區，山高林密，地形複雜，便于以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的敵人。同時派部分部隊，在河內東北地區打掉敵人未撤的據點，鞏固已擴大的解放區。
但是越方有不同意見，堅持要奪取越北平原，直接威脅河內。這個問題在邊界戰役後的總結會議上就有所暴露。1950年11月下旬，越方提出在河內西北紅河中游地區進行一次戰役，顧問團仍認為應在西北山區尋求戰機。但是為了顧全大局，顧問團沒有繼續争論，而是基本上同意了越方的計劃。[1]
邊界戰役結束後，中國軍事顧問團的組成上有一個重大改變，在越軍營一級作戰單位擔任顧問的中國軍官都奉調回國，或者到越軍團一級指揮部擔任中國顧問助理。顧問團在越軍主力團設顧問一人，助理顧問二人；在師一級設顧問小組。作出這個決定的依據是，經過在中國整訓，加上邊界戰役的實戰經歷，越軍營連基層指揮員得到了很大鍛煉，大都具備了獨立指揮的能力。而營級單位的作戰任務十分具體，常常身臨戰陣，在戰場厮殺中不便于開展顧問性質的工作。另一方面，精通中越兩種語言的翻譯極度缺乏，在營一級擔任翻譯的越方人員常常不能在戰鬥情況下勝任工作。
中國撤回營級軍事顧問，将顧問設置在團、師和總軍委三級，趨勢是逐步地将顧問工作向戰役、戰略方向轉移。志願軍進入朝鮮作戰之後，這種趨勢就更加明顯了。
邊界戰役之後如何确定戰略發展方向，韋國清、梅嘉生确實費過一番心思，提出過移軍西北的意見，但在當時條件下，這種意見還是不很堅決、不那麽清晰的。分析了向西北進攻或向平原地區發展這兩者之間的利弊之後，中國顧問覺得，越軍要在平原地區進行大規模運動戰，困難之處在于那裏的敵人據點星羅棋布，在開闊的地形條件下，法軍機動部隊能夠迅速增援，便于發揮火力上的優勢，特別是空軍的威脅很大。但是越軍也有有利條件，那就是越中邊境已經連成一片，便于從中國得到補給；平原地區的京族農民傾向越盟，群衆基礎好。那裏又是産糧區，可以就地取得補給，便于支撐重大戰役。韋國清多年後曾向顧問團老戰友說過：“越方提出要在平原地區尋找戰機，也不是沒有道理，他們也有他們的實際情況，所以我們也很快同意了（越方的主張）。”[2]
中國軍事顧問團同意紅河中游作戰計劃也有來自自身方面的原因。邊界戰役的巨大勝利确實使許多顧問感到振奮，感到敵手并非原先想象的那麽強。如果能夠連打幾個邊界戰役那樣的大勝仗，是不是就能從根本上扭轉越南戰局以至奪取勝利呢？邊界戰役之後，陳赓和部下随意閑談的時候，曾經興奮地說，只要中央給我兩個軍，我将直下河內。[3]
在1950年10月10日致陳赓的電報裏，毛澤東認為：“這次勝利，是在敵人統帥部沒有預料越軍一次能集中2萬餘人及戰鬥力提高的情況下取得的。敵人得了此次經驗，必要謹慎些。越軍圍攻據點時，除老街等地十分孤立的據點外，其他據點的守兵必增多，其增援必加大，即要準備圍攻一兩千人的據點和打四五千人或更多些的增援部隊。因此，越軍必須做出新的計劃，即再集中和準備2萬人左右，其中應有包括山炮、野炮、反坦克炮、重迫擊炮、榴彈炮等各種炮火的兩個炮兵團。總之，在今後半年內外，越軍需建設一支總數5萬人左右的正規軍，和有法軍地面部隊1萬人的兩倍以上的火力（即法軍1萬人如有大小炮100門，則越軍5萬人須有大小炮200門以上），準備一次能殲滅法軍1萬人。當然在這樣的大兵團建設過程中，只要有可能還需打多次規模較小的仗，鍛煉部隊的戰鬥力，而不要企圖很快能打大仗。但是目前就應作出一次能殲滅法軍1萬人的計劃，方能做到半年以後，能夠打大仗。此項計劃，請你在此次休整期內和越南同志商量作出，并電告為盼。”
毛澤東這份電報的後半部分中，一方面認為越軍“只要有可能還需要打多次規模較小的仗”，但又指示“目前就應作出一次能殲滅法軍1萬人的計劃”，這實際上是說邊界戰役以後越軍可以着眼于打大仗。如果将越軍主力移向越西北地區，一時間還看不出有大仗可打。相反，将主力指向平原地區，必有惡仗大仗在前。
毛澤東發出這份電報的時候，彭德懷已經趕往東北，中國人民志願軍正在向朝鮮邊界集結，抗美援朝戰争即将打響。當此之時，毛澤東仍然關注着越南戰局，可見他心力所及，包含南北兩端。
[1]1988年12月26～27日，作者在石家莊訪問窦金波。
[2]1993年2月，作者在北京訪問王振華。
[3]1988年4～5月，作者在昆明訪問王硯泉。
長途奔襲，急盼速決
越軍總軍委和中國顧問團就紅河中游戰役達成了一致意見，韋國清向中共中央軍委作了報告并獲得了批準。同樣，印支共中央也批準了越軍總軍委的計劃。雙方協調一致後，韋國清即命令師、團顧問随越軍參加戰役行動。
為實施紅河中游戰役，越軍除投入第308師外，還投入了剛剛組建的312師。該師是越軍第二個齊裝滿員師，原第209獨立團是這個師的核心力量，原任團長黎仲迅擔任副師長，代行師長職務；原第209團政委陳度晉升為副政委，代行政委職務。不久後他們分別成為第312師的師長和政委。第312師下轄第209、第165和第141三個團。
紅河中游戰役的意圖是，仍然采取圍點打援的辦法，先攻占紅河三角洲邊緣的一個或幾個小據點，引誘法軍增援，然後尋找戰機圍殲之。越軍投入的總兵力為兩個師（欠一個團）約2萬人，于1950年12月26、27日兩個夜晚向河內西北方向約40餘公裏的永安地區長途奔襲。
越軍總司令部前線指揮部的行動還要提前一步。窦金波回憶說：
1950年12月17日或18日，軍事顧問團随越軍總前指由左竹地區出發，向紅河中游地區前進。這時，在我國北方已是嚴冬，而這裏卻像春天，田野裏水平如鏡，三三兩兩的農婦在彎腰插秧。稻田中夾着大大小小的丘陵，丘陵上都是茂密的樹林、竹林，或是葵樹林。那葵樹的葉子像我們常用的做芭蕉扇的葉子，但很大，直徑一公尺多，景致別具一格。
一路上，樹上鳥飛鳥鳴，五顏六色的虎皮鹦鹉成群地嬉戲，也常見各色蝴蝶翩翩起舞。但到了晚上，氣溫下降，我們就住在竹制的房子裏，四面通風，又覺寒氣逼人。
22日或23日，我們向右前方籠在雲霧中的一座大山前進，那就是越南北部著名的避暑勝地三島山。紅河中游戰役前線總指揮部也預定設在這裏，我們将爬到山頂上協助越軍指揮作戰。
那山的南坡有法國人修的柏油馬路上山，但我們是從北坡往上爬。北坡十分陡峭，天氣雖然不熱，也爬得我們汗流浃背。我們不時穿過一片片的樹林，旱螞蟥時常掉到我們的脖子裏，汗水和血水流到了一起。我們午後開始爬山，直到晚上才爬到了山頂，真是筋疲力盡。向四面看去，黑壓壓的什麽也看不見。原來山頂上隐隐約約散布着七八座小別墅，房子完好門窗早已破損，這些房子就由越軍總軍委和我們中國軍事顧問團做了指揮所。
越軍總軍委和随行中國軍事顧問登上三島山落腳甫定，越軍的長途奔襲就開始了。武元甲對新的戰役行動回憶說：
我同韋國清同志就我軍轉移到中游和平原地區作戰的有利方面和困難交換意見。友方向我們介紹了中國解放軍的“奔襲”戰術：我軍駐于距敵15公裏處，位于敵人炮兵射程之外，出其不意在晚上接近敵人，兩三個小時內消滅敵軍，結束戰鬥，天亮前返回根據地。這種打法限制了敵人飛機、大炮的火力，特別是飛機的火力。但只能用于打點。這正好與我們以前的打法相符合，即在一夜中全殲敵人據點，借以限制敵空軍和炮兵的壓倒優勢，并使敵人援兵不起作用。不同的只是這次是打敵人平原地區的據點，部隊必須從更遠的地方出動接敵，對體力的消耗更大。
……
1952年12月下旬，我軍兩個主力師從高平、諒山秘密南移……部隊突然出現，連續行軍，像一陣大風掠過根據地。經過兩個月的學習和整頓，中國援助的糧食大大改善了供應，戰士們在勝利和戰線南移的鼓舞下，精神煥發，體力充沛。[1]
為了盡快展開戰役，第312師邊行軍邊組建地開向戰地。此時該師第165團正在越中邊境的老街地區肅清殘敵，來不及向南靠攏，第312師以兩個團參加戰鬥。
按照戰役第一階段的預定計劃，越軍夜間長途奔襲，以分散的兵力在同一時間向敵人的數個孤立據點進攻，速戰速決速撤，保持戰鬥的隐秘性，以主力靜待打援。
對越軍的戰役行動，法軍毫無知曉，當地指揮官還派出一個外籍兵營從永安北出，向丘陵地帶掃蕩越軍游擊隊。第308師擔負第一階段作戰的主要任務，于12月26和27日兩個晚上襲占了紅河三角洲平原西北邊緣的五個小據點。
[1]武元甲：《走向奠邊府之路》，1999年出版。文莊作與中越關系部分的翻譯。引自文莊：《武元甲将軍談中國軍援和中國顧問在越南》，見《東南亞縱橫》雜志，2003年第3期。
初戰得手
法軍不知底細，派出掃蕩的一個營徘徊而進，于12月27日下午在永安以北的春澤盆地與第312師遭遇後被圍。待到夜幕降臨，剛剛從副團長升任團長的阮鵬指揮第209團向春澤之敵發起進攻。交戰兩小時後，法國的外籍兵營潰敗了，除死傷者外，士兵們紛紛逃入山林，有240人被俘虜，其中包括一名上尉營長。第312師首戰告捷，12月27日就成了這個師的誕生日。
越軍初戰得手，法軍卻沒有動，因為塔西尼尚未判斷出越軍進攻永安的意圖。越軍主力遂按預案于1951年1月13日向永安以北的據點保竹發起攻擊，那裏有50名法軍駐守着。越軍力圖吸引永安之敵出援，按照邊界戰役的模式在野外予以圍殲，預計的戰役中心是永安。黎仲迅率第312師在永安以北設伏，王承武率第308師在永安以北偏東方向集結，準備打援。
永安位于太原省以南的平原和丘陵交錯地帶，是從西北方向進入河內的必經之路。它正好處在紅河三角洲的西部頂角上，占領永安，就可以切斷法軍與越南西部地區的聯系，打開繼續向河內進攻的大門。由于這是一個戰略要地，法軍在永安及附近地區布置着兩個機動集群，即第1和第3機動集群，每個集群有三個步兵營和一個炮兵營，總兵力約6000人。
越軍的保竹之戰又成功了，第308師全殲了保竹據點裏的50名守兵。14日夜間，第312師以一個團進行了10公裏奔襲戰，進攻永安北面的巴萱據點。摸到了據點跟前進行偷襲的越軍進展順利，直到剪開了敵人第一道鐵絲網時才被發覺，越軍即轉為強攻。戰鬥持續了一夜，打到天明，付出少量犧牲的越軍趕在法軍援兵之前占領了巴萱，法軍守軍數百人多數被消滅。
正在戰壕中準備戰鬥的越南人民軍戰士
這兩個戰鬥打痛了法軍，塔西尼判斷出越軍主力已經集結在永安地區，立即命令永安法軍向北出援。
駐守永安的法軍第1集 群于1月14日出動解救保竹，其前鋒部隊遭到了第209團的伏擊，法軍的一個塞內加爾營幾乎被全殲，一個阿爾及利亞連遭到重創。當日下午，法軍第1集群在炮火掩護下撤回永安，而永安之南數公裏就是東西長達10餘公裏的瑪薩湖沼澤地帶，法軍只得背水一戰了。越軍占領了永安北部幾個重要的丘陵高地，這些高地俯瞰永安，法軍防務完全暴露在眼下。第312師一部還向南前進，插到了永安法軍第1集群和在它東面的第3集群之間，把兩個集群分割開來。
戰局對越軍十分有利。
意識到永安戰局至關重要，塔西尼于14日白天乘一架輕型飛機趕到永安親自指揮戰鬥。他命令法軍第2集 群立即攜帶重裝備從河內出援，同時命令一部分遠在西貢的空軍作戰飛機向越北轉場，支援永安前線。
15日清晨，越軍第312師第209團向永安以北大約7公裏處的210高地前進，決心在法軍趕到之前搶先占領210高地，進一步分割法軍。
惡戰釘子山
法軍第2集 群在這天清晨趕到了永安戰區，總兵力增至1萬多人。法軍先頭部隊立即向210高地沖擊。210高地，當地老百姓稱之為“釘子山”，這個雜草叢生的山包成了當日戰鬥的焦點。
越軍和法軍幾乎同時到達釘子山腳下，越軍在山北，法軍在山南。結果越南戰士搶在北非兵前面先一步沖上山頂，一頓手榴彈把敵人砸了下去。
但是越軍的攻勢到此為止了，前線指揮員未能在有利的戰勢下發動進攻，反而打起自己并不擅長的陣地防禦戰來。法軍争取到了喘息時間，在15日中午奪取157號高地，從側翼威脅210高地。
戰鬥主動權就此易手。16日，塔西尼指揮法軍大舉反攻，從越軍手裏奪回210高地和它東側的47號高地。法軍還利用僅有的一點時間鞏固了自己的陣地。
越軍卻選擇了這樣的時刻發動進攻。16日下午17時，越軍第308師向永安北邊幾個剛剛被法軍奪回去的高地發動猛烈進攻。戰鬥持續整整一夜，越軍戰士不怕犧牲，冒着法軍的猛烈炮火沖鋒，在激戰中一度奪取了210和157高地的中央制高點。
但這回法軍表現得也很頑強，退守到兩個高地的兩翼山腰間就不再後退。接近天亮時，法軍空軍對立足未穩的越軍進行了不間斷的轟炸，法軍甚至把運輸機都用來投彈。猛烈的凝固汽油彈轟炸和機槍掃射，造成了越軍不小的傷亡。[1]
1951年1月17日早晨，對交戰雙方來說都至關重要。塔西尼使用了預備隊，命令第2集 群的三個營投入永安以北諸高地的争奪戰。第308師也投入了新的戰鬥力量，終因沒有空中支援，部隊傷亡太大，王承武不得不命令撤出戰鬥。但這時越軍的協調出現了問題，第308師剛剛撤出，第312師卻開始攻擊，蒙受了相當大的損失，數百名越軍戰士被俘。戰至17日中午，越軍總軍委命令撤出戰鬥。
法軍沒有追趕，因為他們自己也已經筋疲力盡。
紅河中游戰役至此結束。雙方都付出了千餘人的傷亡，越軍沒有實現戰役意圖，但法軍的損失也不小。從兵員消耗上說，越法雙方大體得失相當，打成了平手。
事後檢查，越中雙方指揮員對法軍在平原地區的作戰能力估計不足，特別是對法國空軍的作戰能力和威力估計不足，對法軍初次大量使用凝固汽油彈亦感到突然，受到轟炸時感到不知所措。另一個原因是越軍指揮員在15日的戰鬥中主動進攻的意識不足，失去了好幾個戰機。
中國軍事顧問團不得不随同越軍總部撤下三島山。顧問團秘書王振華回憶說：“一開始我們是比較樂觀的，還在三島山度過了1951年元旦。節日那天，越軍總軍委送來了法國香槟，我們還和越軍指揮員進行了聯歡，武元甲、黃文泰還來和大家一起跳了舞。當時我們是說好了，我們既然是從三島山背後爬上來的，打了勝仗我們就從前山翻下去。沒想到最後竟是沒打好，我們不得不又從三島山背後下了山。”[2]
具體到這次戰役指揮，中國軍事顧問的作用比較有限，越軍總軍委和顧問團團部遠離戰場，這或許也是戰役進展未能順利的另一個原因。
永安之戰使韋國清對越軍的了解加深了一步。他确信，越軍急需進行整訓，解決在戰鬥中暴露出來的問題，提高戰鬥力，以逐漸适應運動戰、攻堅戰和殲滅戰的需要。1951年1月27日，韋國清将這些想法向中共中央軍委作了報告。兩天後的1月29日，毛澤東電複韋國清：“（一）同意你提出的整訓計劃。（二）越南同志的缺點要采取耐心說服的方法，使他們能夠接受你們的意見，而不要引起他們的反感。他們現有的缺點正是中國軍隊在幼年時期所曾經有過的，并不足怪，只有用說服的方法幫助他們，在長期鍛煉中才能使他們逐步改進。”
接到這個電報，韋國清心裏踏實多了。
[1]Phillip B.Davidson，Vietnam at War，the History，1946～1975.published：Novato，Calif.：Presidio，1988.
[2]1990年4月17日，作者在北京訪問王振華。
印度支那共産黨更名越南勞動黨
然而戰場主動權畢竟是掌握在越軍手裏了，胡志明對此堅信不疑。1951年2月11～19日，在越北根據地舉行了印度支那共産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羅貴波應邀列席。會議選舉了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胡志明當選為黨的主席，長征為總書記。這次大會作出一項重要決定，将印度支那共産黨更名為“越南勞動黨”。
之所以改變黨的名稱，是由于印支共認識到，手中已經有了一支相當強大的軍隊，有了鞏固的根據地，黨無須繼續處于秘密狀态了，黨應該公開，以适應變化了的國內和國際形勢。公開後的黨改稱“勞動黨”更有利于建立反對法國殖民統治的統一戰線。從另一個方面說，雖然該黨長期以來将“印度支那”冠于黨名之前，實際上老撾和柬埔寨的黨員極少，絕大多數黨員是越南人。改名之後的黨與黨員的組成成分比較吻合。
胡志明在會議上作政治報告。報告中說，自從有了“共産國際”，“世界革命人民組成了一個大家庭，而我們黨是這個大家庭中的晚輩之一”。
在政治報告中，胡志明沒有提及中國顧問入越援助一事，但他特意闡明了越南和中國革命的關系。他說：“由于地理、歷史、經濟、文化等條件的關系，中國革命對越南革命有着極其巨大的影響。越南革命應該學習，而且已經學習到中國革命的許多經驗。依靠中國革命的經驗，依靠毛澤東思想，我們進一步懂得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主義，從而使我們取得了許多勝利。這是我們越南革命者應該牢記和感謝的。”在政治報告的結尾，胡志明還說，越南戰争之所以會最後勝利，還在于“我們有着人類最英明的、當之無愧的兄長和朋友，這就是斯大林同志和毛澤東同志”。
1950年，胡志明主席與越軍士兵在一起
胡志明談到了華僑問題，說：“必須保護遵守越南法律的外國僑民的生命財産。對于華僑，最好鼓勵他們參加越南的抗戰。如果他們願意的話，将同越南公民享受同樣的權利和盡同樣的義務。”
談到印度支那問題時胡志明說：“我們抗戰，柬埔寨和老撾兩個兄弟民族也進行抗戰。法國殖民者和美國幹涉者是我們和柬埔寨、老撾民族共同的敵人。因此，我們必須大力支援兄弟般的柬埔寨和老撾，支持他們的抗戰，進而成立越—柬—老民族統一戰線。”
胡志明的這段話，為日後越法戰争加速演變為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次印度支那戰争埋下了伏筆。根據胡志明的意見，會議在決議中專門闡述了越南勞動黨的印度支那政策：“由于印度支那是一個戰場，越南革命有配合柬埔寨和老撾革命的任務，所以，現在要積極地幫助柬埔寨和老撾革命，發展游擊戰，建設武裝力量，建立根據地。”
武元甲在會議上作軍事報告，闡述了加速越軍正規化建設的任務。
1951年3月3日，在越北根據地舉行的儀式上，胡志明正式宣布越南勞動黨成立。他發表了簡短講話說：“越南勞動黨的目的，可以用八個字來概括：團結全民，為國效勞。越南勞動黨的任務是，堅決領導全民走向：抗戰勝利，建國成功。”[1]
印支共第二次全國代表會議的舉行和越南勞動黨的成立，标志着越法戰争的進一步複雜化。從那以後，印度支那戰争越來越具有地區性有限戰争的大國際背景了。
[1]《胡志明選集》，第2卷 第139～162頁，越南外文出版社196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