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中國軍事顧問團奔赴戰場
1950年，初入越南的中國軍事顧問與越南戰友合影。前右四穿白衣的是黃文歡，左三韋國清，左五武元甲，左七陳赓
韋國清出任越軍總顧問
陳赓向高平走去的時候，在中國雲南、廣西境內整訓的越軍主力共計1.2萬餘人，正打點歸國行裝，準備投入戰鬥。
1950年7月中旬，除了正在硯山、龍州整訓越軍的人員以外，中國赴越軍事顧問團全部集中到了南寧，韋國清宣布顧問團正式成立，他擔任團長，梅嘉生任參謀長，鄧逸凡任政治部主任。顧問團下設三個組，梅嘉生任軍事顧問組組長，鄧逸凡任政治顧問組組長，馬西夫任後勤顧問組組長。梅、鄧、馬三人分別擔任越軍總參謀部、總政治局、總供給局顧問。韋國清本人擔任越軍總軍委和總司令顧問。
軍事顧問團成立了黨委會，由韋國清、鄧逸凡、梅嘉生、馬西夫、李文一、鄧清河組成，韋國清為書記，鄧逸凡為副書記。
實際上，這個人事安排格局是在6月27日毛澤東、劉少奇、朱德會見軍事顧問團後定下來的。那天會後，韋國清、梅嘉生、鄧逸凡在頤年堂留了下來，劉少奇又一次走來，吩咐說，需要什麽人選你們只管提出來，提出來由我們批準就行了。
劉少奇走後，韋國清主持三人會議，首先商定了工作安排。他們三個都是老熟人了，抗日戰争中鄧逸凡還擔任過韋國清旅的政治部主任。韋國清說：“現在，我們三人就坐在一起了。中央要我抓總的工作，那麽我就照辦了。我想司令部一頭就由梅嘉生來主持，那麽梅嘉生就是參謀長了。政治工作這一頭，歸鄧逸凡來管，今後鄧逸凡就是政治部主任了。”三人一致同意這個分工。此後，顧問團中的顧問們都稱梅嘉生為“梅參謀長”，把鄧逸凡叫做“鄧主任”。
這天的頤年堂會議确定，顧問團在7月中旬集中到廣西南寧，在此之前，顧問們抓緊時間把個人事務處理好。[1]
奔赴前線作戰，對韋國清來說已經司空見慣，但這一次出國作戰，還要離別新婚的妻子許其倩，卻是韋國清始料不及的。
1950年2月下旬，新婚還不滿一個月的韋國清從福州調到北京，和妻子許其倩住進由外交部安排的前門外解放飯店。在那裏，他見到了韓念龍、姬鵬飛、袁仲賢、黃鎮等老戰友。這些軍中戰将都是準備第一批出國擔任大使級外交官的，韋國清也是其中之一。
他們集中起來上了一堂外交課後，韋國清突然腹部疼痛難忍。開始他沒有在意，拖了兩天才去北京醫院檢查，結果發現是闌尾炎，要動手術。局部麻醉後一刀下去，醫生才發現韋國清的腹腔有問題，闌尾炎已經引發了腹膜炎。韋國清本人痛得大叫起來，醫生立刻将局部麻醉改為全身麻醉。麻醉過程中使用的乙醚使韋國清大受其苦。原來，韋國清對乙醚過敏，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韋國清在直羅鎮和瓦窯堡兩次戰鬥中負傷，動過手術，對乙醚特別敏感，一聞見就惡心，會引起頭痛。到北京再次領教乙醚，韋國清難受極了。
4月初，韋國清病愈出院，被安排在前門東大街南側的打磨廠街鄉村飯店。這個飯店不屬于外交部，而是中央軍委招待所，韋國清夫婦住在二樓的一個小套間裏。韋國清察覺，自己的使命變化了。
韋國清入住鄉村飯店後，即被召入中南海，劉少奇和他談話。劉少奇是韋國清的老上級，詢問過韋國清的身體情況後即轉入正題說：“韋國清同志，毛主席、朱總司令、恩來同志和我研究過了，答應越南胡志明主席的要求，我國秘密派出軍事顧問團到越南，由你去當團長。”
韋國清說：“我服從中央的決定，只是我從來沒有搞過顧問團。”
劉少奇說：“我們考慮過，覺得你比較合适。打仗、軍校自不必說了，談判小組你也搞過，同美國人打過交道。你又是廣西人，到越南工作有比較方便的一面。”劉少奇接着說：“對顧問團的工作，毛主席十分關心，我們幾個也親自過問，一定要搞好。你有困難，就來找我們。”
韋國清接受命令後立即忙開了，着手組織人馬。許其倩記得，有一次周恩來讓秘書打電話給韋國清，要韋國清淩晨1時到中南海面談工作。周恩來早就知道韋國清，但直接接觸是1946年韋國清擔任徐州軍調小組中共代表的時候。當時，周恩來、馬歇爾、張治中一起巡視各地，途經徐州由韋國清接待住了兩天，多年後，周恩來還談起過這次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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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其倩參軍前在蘇州上過大學，是中共候補黨員。在那個充滿理想的年代裏，她理解丈夫做的是大事業，應該傾心支持。韋國清出國前，許其倩協助韋國清做了一部分秘書工作，為丈夫打點了行裝。她到北京東單的舊貨攤上買了一個有皮革棱邊和拉鎖的帆布衣箱，五成新，是美國制造的。這個衣箱伴随韋國清度過了在越南的戰争歲月。[2]
1950年，初入越南的中國軍事顧問與越南戰友合影。前右四穿白衣的是黃文歡，左三韋國清，左五武元甲，左七陳赓
[1]1990年6月15～16日，作者在廣州兩次訪問鄧逸凡。另參見張雪峰：《中将鄧逸凡的人生履歷》，載《黨史博覽》2001年第12期。
[2]廖西岚：《毛澤東派出第一個軍事顧問團》，載1993年《解放軍文藝》第12期。另，1993年3～5月，作者在北京多次訪問許其倩。
鄧逸凡的戎馬生涯
鄧逸凡趕回南京搬家，沒有想到，他去越南的事遭到了夫人周志中的激烈反對。他對妻子争辯說，韋國清不是燕爾新婚嗎？他都去越南，我們還能說什麽？我這一生，什麽時候不服從過命令？妻子挺不情願地收拾東西去了北京。這時的鄧逸凡遠沒有意識到，軍事顧問團的越南之行将導致他一次婚姻的失敗。
鄧逸凡接着到了廣州，他想回家鄉興寧一趟，看看闊別了23年的父母親。在廣州，中南軍區參謀長洪學智和政委賴傳珠熱情接待了鄧逸凡，他們都是新四軍的老戰友。鄧逸凡告訴他們，很想回家看看，自己還是在西安事變後寫過一封信給家裏，告訴父母親，自己在陝北紅軍中。之後收到了堂兄的回信，說父母親都健在。後來自己到了新四軍，和家裏的聯系又斷了。
洪學智、賴傳珠表示能夠理解鄧逸凡的心情，但他們說眼下鄧逸凡還回不了家，因為梅縣地區偏處廣東東北角，山高路遠，沒有順暢的公路，沿途土匪猖獗：“你要去，光派輛車還不行，還得派一支部隊護送你。”聽這麽一說，鄧逸凡也就作罷了。
鄧逸凡轉道去南寧，離開廣州之際，他發現自己走的正是當年走向革命的那條路。
鄧逸凡1912年出身在廣東興寧縣（今興寧市）峭峰堡村一個農民家庭，7歲進入本村私塾，1926年考入水口鎮上高小，接觸到一些關于共産主義思想的啓蒙讀物，逐漸受到影響。1927年，15歲的鄧逸凡考入中學，參加了青年團。同年11月，家鄉鬧農會，他即回家參加組織農會，秘密散發傳單、傳遞信件。
為時不久，大革命失敗了，鄧逸凡受到縣政府通緝。他在民團趕來捉拿之前得到報信，連夜一個人離家跑到了汕頭，投在一家竹器店做篾匠。藤筐藤椅剛做得有了樣子，篾店卻倒閉了。鄧逸凡出來當上了排字工人，不久又遭失業，不得不流落街頭。人生的苦難使鄧逸凡早熟了。
1955年，鄧逸凡被授予中将軍銜
1929年，國民黨軍第5軍獨立團學兵隊在汕頭
招收學兵，鄧逸凡趕去報名，不想人家嫌他個頭太小，拒不接收。正在走投無路之際，招兵處的竹簾掀起，走出一個軍官來，用客家話問道：“小老弟，從哪裏來？”原來，他聽見鄧逸凡說客家話，就走出來了。
鄧逸凡說：“我從興寧來，因為家裏窮，想找個活路。”
那人聽了，吩咐招兵登記的人收下了鄧逸凡。那人名叫邱少郊，是廣東梅縣人，後來成了鄧逸凡的連長。鄧逸凡當兵不久參加了對軍閥陳濟棠的作戰，所在部隊被打散了，他從亂軍中逃出，去到廣州到處打工，生活又十分窘迫。說來也巧，有一天鄧逸凡走在街上，竟迎面遇上了那位邱連長，于是重新入伍。邱連長升任副營長，鄧逸凡到學兵連當了班長。此時是1930年初。
當年3月，粵桂軍閥相争，激戰梧州，鄧逸凡所在學兵連也要開上去了。開拔前，鄧逸凡找到邱副營長說，到那裏打仗我不去，死得太沒有意義了。
邱副營長對他說：“你們不是去梧州，而是過大庾嶺，到靠近湖南的南雄，再開過去就是共産黨了，要防他們到廣東來。共産黨不是土匪，很厲害。你們去吧，去了以後不要大打，只要防一防。”
鄧逸凡聞言心中大喜，原來那裏有共産黨。
幾天後，當上了代理排長的鄧逸凡和部隊一起出發。就在他們到了南雄後布哨的第二天，他們駐守的山嶺被紅軍包圍了。鄧逸凡身邊的人都吓壞了，在山頂附近的排部竹棚子裏擠了四五十人。有人提出由鄧逸凡指揮沖出去打，強行突圍，被鄧逸凡制止了。很快，紅軍沖了上來，兵不血刃，将山頭的一二百人盡數俘虜。
紅軍帶着他們走路，鄧逸凡迫不及待地告訴押送他的紅軍戰士，他是共青團員，因為大革命失敗離開了家，現在，他要回“家”了。
在南雄附近，全體俘虜被集中起來，聽紅軍統帥朱德講話。朱德講了一番話以後宣布，願留者歡迎，願走者每人發三塊大洋當路費，請自由選擇。
鄧逸凡一下子被身邊的俘虜兵們圍住了，大家都要聽他的意見。鄧逸凡高喊：“我不回去，我要留下來當紅軍！”他一喊，一百來人留下來當了紅軍。以後，除了戰争中的陣亡者，這些人都成了解放軍的高級将領。
紅軍對個子不高的鄧逸凡很感興趣，一個幹部模樣的人過來問：“你當紅軍想幹什麽？”
鄧逸凡說：“最好當宣傳員。”
“宣傳員？你會寫字嗎？”紅軍幹部問。當他得到了肯定的答複後，立刻找來一支毛筆，遞到鄧逸凡手上。
鄧逸凡乘興揮毫，寫出幾個蠻不錯的毛筆字。紅軍幹部喜出望外，說：“你不用當宣傳員了，你當文書吧，我們正在找文書呢！”
1930年，鄧逸凡在江西會昌加入共産黨，當了營文書，不久改任支隊文書，支隊首長是林彪、羅榮桓。
鄧逸凡參加紅軍一個月後就入黨了，但在當年冬天經受了“打AB團”的嚴峻考驗。有人誣陷他是“AB團”，因查無實據，他被從輕處理，受到撤銷支部委員的處分。鄧逸凡意志堅決，在戰場上出生入死，又逐漸被提拔起來。
長征中，鄧逸凡是第1軍團第2師參謀處的文書，除了背負槍支彈藥和行李，還身背全師的統計文書。個子不高的鄧逸凡不堪重負，向上級申請免背步槍。誰知在戰争環境下性情大受影響的首長聞言大怒，非但不予同意，還斥責鄧逸凡調皮搗蛋，有動搖之嫌，又一次撤銷他的黨支部委員職務，還指定一人來監視他。
鄧逸凡內心充滿痛苦，但仍以最大的忍耐接受挑戰，在萬裏長征中盡心盡職，證明自己的忠誠。沒有想到，艱苦的跋涉和戰鬥使那個監視鄧逸凡的人忍受不住，沒過多久就逃跑了。鄧逸凡不為所動，爬雪山、過草地，一直走到了陝北。
1937年7月抗日戰争爆發，陝北紅軍改編為八路軍，鄧逸凡任第115師政治部組織科科長，随軍挺進華北，後轉戰至山東。1941年2月，鄧逸凡任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後方政治部主任。皖南事變後新四軍重建，鄧逸凡任新四軍政治部秘書長。
在新四軍，鄧逸凡有了第一次與外國盟軍的接觸。那是1944年8月，美軍一架轟炸機執行任務時受傷，機上人員紛紛跳傘。最後跳傘的五個人降落在新四軍蘇北鹽阜根據地，鄧逸凡負責接待了他們。他下令以最好的條件接待，為此還讓出自己的住房，粉刷一新接待五位美軍戰友。後來，又安全地将他們送到大後方。
解放戰争中，鄧逸凡調任山東野戰軍第2縱隊政治部主任，協助縱隊首長韋國清的工作。1949年渡江戰役前夕，鄧逸凡任解放軍第21軍政治部主任。
這年5月3日，第21軍占領杭州。稍後，鄧逸凡調往南京，任華東軍政大學第3總隊政委，開始與梅嘉生搭檔。這時，他的妻子周志中也從上海軍管會調到南京。他們兩人自1941年在新四軍中結婚，戎馬倥偬之間，已經有了兩個女兒，眼下還都寄居在上海。妻子特別希望将兩個女兒也接到南京，一家人團聚，不料想鄧逸凡卻要出國征戰。
20年彈指一揮間，在南北征戰中成長的鄧逸凡酷愛讀書，知道即将奔赴的越南就是古代的交趾國。離鄉辭國之際，他不由地聯想起唐代大詩人李白的名句：“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1]
[1]1990年6月15～16日，作者在廣州兩次訪問鄧逸凡。另參見張雪峰：《中将鄧逸凡的人生履歷》，見《黨史博覽》2001年第12期。
梅嘉生揮別深情世界
和鄧逸凡帶着婚姻的些許裂痕前往越南不同，梅嘉生要揮手而別的是一個深情的世界。他和妻子周政共同經歷了戰争洗禮，使他們的愛情別具浪漫情調。
在梅嘉生記憶中，故鄉江蘇丹陽縣那個農民家庭裏，一切都保持着古老傳統。父親梅德元頗精家計，攢了一點兒錢前往上海，在老城隍廟附近開了一家名叫“中和堂”的藥店。父親算得上蘇南農村裏一個成功的農民，和多少世代裏曾經發生過的故事那樣，到上海以後漸漸淡薄了對留守鄉間的妻子的情感，娶了第二個妻子，留下獨子梅嘉生和原配妻子在鄉間種地。
丹陽土地肥沃，風清雨潤，梅嘉生和母親耕作雖艱，溫飽還是可以維持的。梅嘉生小時候給舅舅家放過牛，牛在田邊吃草，這個細心的小男孩總喜歡在田埂兩側種上些果樹之類的東西，雖無一定之規，卻以桃樹居多。舅舅倒是挺喜歡梅嘉生，供他上了兩年鄉間私塾，略略讀些個趙錢孫李、子曰詩雲。
13歲時，梅嘉生随母親來到上海。母親進一家日本人開的紡織廠做工，梅嘉生進小學讀書。這時，梅嘉生的父親和後娶的太太同住，母親帶着梅嘉生另租了一間小閣樓安身。母親的工作緊張而勞累，每天中午梅嘉生放學回家，就趕緊做飯給母親送去，然後再去上學。
幾年後梅嘉生小學畢業，由父親托人介紹到楊樹浦中藥店“德勝堂”當學徒。待出徒後，他回到父親的“中和堂”藥店當夥計。梅嘉生從小好學，來到上海更覺得一個人如果沒有學識就斷然沒有出息。工作之餘，他抓緊自學。他發現英語是自己的薄弱環節，而在上海闖世界，英語的用處太大了。他用自己積攢的錢，報名上了英語夜校。
在夜校，梅嘉生遇見一位美麗溫柔的姑娘。
她叫周政，是一位富商人家的小姐，比梅嘉生大一歲。
周政祖籍浙江寧波，父親周惠良在上海開一家百貨商行，經營得相當不錯，家有兩層的洋房一幢，頗有氣派。周政聰明伶俐，喜歡讀書，從小生活得無憂無慮。父親視她為掌上明珠，鼓勵她好好讀書，母親卻是典型的傳統腦筋，認定“女子無才便是德”。周政從寧波來到上海讀到小學畢業，在家中很有發言權的母親就再也不讓她讀下去了。疼愛女兒的母親希望女兒像那個時代多數女孩兒一樣，由家裏看定一個好人家，嫁出去過一生平靜的生活。
可是周政偏不。
母親的主意是要她老老實實待字閨中，周政卻找來新書新雜志讀個沒日沒夜。母親一讓她考慮結婚的事，她就報以沉默。遵循媒妁之言、父母之命，17歲的妹妹出嫁了，妹夫大學畢業後在繁華的南京路上開有生意興隆的皮貨店。這使母親更加着急地催她選定人家。周政不為所動，還是像往常那樣對母親說：“我要讀書。”她不住感嘆的就是鄰居的孩子能上學。
母親說：“讀了書要和男人寫信嗎？那不行！”
周政又沉默了。
媒人接二連三地來。在這些人面前，周政毫不客氣，總是一頓嘲弄，最後把他們趕将出去。在母親面前，周政吵着要出去讀書。
滴水穿石，幾年過去，周政20歲出頭了，母親終于妥協，答應周政去上一家夜校。
周政選定要讀英語，因為在小學裏，她所有的英語考試都是100分。
開學以後，周政在英語世界裏如魚得水，此外的一切都不加關心。她前面的座位是不固定學生的，誰坐都行。但是，不知從哪天起，就總由一個中等個頭、英氣勃勃的小夥子及時趕來坐下了。“他總來坐在這兒幹什麽？”周政曾感到奇怪。
又過了不久，坐在前面的小夥子開始向她請教英語方面的問題了。原來他的英語不如自己，特別是做中譯英練習的時候有困難，周政自然幫助解答。待到做課堂作業，前面的小夥子遞來了小紙條，還是向她請教英語問題。
到後來紙條傳多了，周政感到有些異樣，就警惕地發話：“從今天起，你不要問我了。”可是紙條還是不斷。
終于有一天，紙條變成了一封信，信上說了什麽，永遠不會有人知道，因為周政當着他的面把信撕了。于是又有了第二封、第三封信。不知從什麽時候起，周政打開了信封。她看到了信封裏包裹着一顆熾熱而充滿了活力的心。
又不知從什麽時候起，周政小心翼翼地回了一封信。母親的預感終于變成了現實——女兒讀了書，和“男人”通起信來了。她看到了家庭之外那個廣闊的世界。
這個“男人”就是梅嘉生。
這是一個敢于追求的青年。
他沒有因自己和周政家境懸殊而收住神聖的愛情之箭。周政，将往日的求婚者視如過眼煙雲，卻偏偏接住了梅嘉生的連珠信。在談話中梅嘉生分明聽出了周政對妹夫受教育程度的羨慕。沒過多久，梅嘉生告訴周政，自己不上夜校了，已經依據廣告考上了近郊真如的華夏大學附屬中學，他要讀書讀出一個樣子來。從此，梅嘉生的身影從夜校消失，而他和周政的愛情也在那以後成熟了。
援越抗法戰争中的梅嘉生将軍。（周洪波提供）
20世紀30年代初，日軍占領中國東北三省，中國的民族危機震撼了每一個關心着祖國命運的青年。中國會不會淪陷？中國将走到哪裏去？梅嘉生的思想開始了急劇變化。不過一年光景，梅嘉生來信告訴周政，作為一個中學生，過了20歲，他的年紀顯然太大了。但是對于中國的未來，他還正當年，在此國家災難日益迫近之際，他不能再讀書了，他已經投考了南京的陸軍學校，将學裝甲兵，效仿班超投筆從戎。
對梅嘉生的思想變化，周政感到吃驚，她不知道梅嘉生的今後會怎樣。她在信中詢問梅嘉生，你讀書沒有多久又去軍校了，如此多變，你和我的關系還變不變？天下像我這樣的姑娘你是找得到的，如有考慮，盡早定奪。
她等來的，是梅嘉生的一封急信。由于戰争，這封信沒有保存下來，而信中所言，經過幾十年歲月的淘洗，将近八十高齡的周政還依然記得：“一切等等，皆不如其人（指周政——本書作者注），我要把心捧在手裏你才相信啊！”
對周政來說，這當然是一次對命運的重大選擇。作為一個富裕家庭的小姐，她要選擇一個生活優裕、收入豐裕的夫婿只消在父母詢問後點一下頭就夠了。但是，她在父親支持下選擇了梅嘉生——這個家境清寒、從蘇南農村到上海來闖世界最終又選擇了戎馬生涯的青年人。同樣是在幾十年後，輾轉于病榻之上的周政對本書作者回憶說：“在當時，面臨生活的選擇，我沒有去想梅嘉生的窮，因為我想窮不要緊，可以用自己的努力改變它；也沒有更多地考慮文化上的差距，因為我的文化程度也不高，文化水平也可以通過努力去提高；我唯一的希望的是他永遠不要變心。”
在人類生存的這個五彩缤紛的星球上，唯有感情世界是很難用語言表述清楚的，百歲人生漂泊間，真情唯有兩心知。
在軍校，梅嘉生的重要經濟接濟者成了周政，5塊、10塊的彙款不斷地彙往南京。最多的一次是350塊大洋，這在當時算得上一個大數目了。原因是梅嘉生突發奇想，打算從軍校退伍，自己開辦一個養雞場，為此寫信請周政支持。
正在梅嘉生為選擇人生之路苦苦求索的時候，發生了七七事變，日本侵略軍大舉入侵，抗日戰争全面爆發。戰火很快逼近南京，梅嘉生所在軍校南遷了。
何去何從，梅嘉生再一次面臨選擇。
周政趕到南京，和梅嘉生一起商量。梅嘉生對周政說，他想留下來，作為一個熱血青年，又是一個經過了軍事學習的青年，在國家生死存亡關頭，理當舍生忘死。梅嘉生下決心了，回丹陽故鄉去拉起一支武裝，抗日圖存。
在南京，梅嘉生和周政結婚了。婚禮是簡單的，只請了幾個最要好的朋友。婚禮之後，日軍轟炸機飛臨南京上空。一片兵荒馬亂中，梅嘉生、周政走出石頭城，向丹陽而去。
在家鄉胡橋一帶，梅嘉生在青年中組織抗日武裝。周政拿出自己的積蓄，再加上父親周惠良從上海寄來的數百塊錢，他們從國民黨散兵手裏買下十來支步槍。這時，中共黨員管文蔚也在自己的家鄉組織抗日武裝。管家離梅嘉生的莊子僅三裏路，遙遙相望。1937年冬天的一個夜晚，梅嘉生找到了管文蔚，商議組織武裝力量抗日自衛。1938年春，丹陽仙橋鎮成立了自衛總團，管文蔚任總團長，梅嘉生任鎮北分團團長，管轄幾個村莊的自衛團。自衛團成立不久，就由梅嘉生率領，時常到丹陽以東的陵口伏擊日軍的火車。
自衛團的一部分逐漸發展成脫産的地方武裝，梅嘉生任第3大隊大隊長。1938年夏，率部挺進江南的新四軍一支隊司令員陳毅派政治部主任劉炎來到丹陽，将丹陽自衛總團改編成丹陽游擊縱隊，梅嘉生所部從此編入新四軍序列。1939年10月，梅嘉生部改編為主力部隊，梅嘉生任新四軍挺進縱隊第3團團長。這時，梅嘉生已是一名中共黨員，指揮過多次戰鬥，他的軍事才能在頻繁的戰鬥中迅速展現出來。
在十多年的戰争中，周政的經歷令人慨嘆。1938年，女兒丹波出生，周政是在戰火中把女兒撫養大的。周政先後擔任過新四軍的文化教員、保管員、保育院長，大部分時間和部隊一起南北征戰。一個身材嬌小的富家小姐，就在戰争血海中行進着。有一年冬天，她所在部隊被日軍包圍，在激烈的突圍戰鬥中周政沖了出來，赤腳數次蹚過河流，一連走了三天三夜，她幾乎沒有吃什麽東西，又餓又累，最終倒下了。教導員為她買來了一個胡蘿蔔，周政吃了下去，竟奇跡般地又能擡腿走路了。
經過十餘年征戰，36歲時，梅嘉生已經是副軍長了，他是新四軍中晉升最快的幾名将軍之一，深受名将粟裕的器重。
在奪取全國勝利之後即刻奉命出征越南，梅嘉生雖然感到意外，但是作為軍人，他堅決從命。就他內心世界而言，他還真有些舍不得硝煙彌漫的戰場。他好讀軍事書籍，更從切身經歷感受到，戰場才是将軍的用武之地。
這時，讓他難以割舍的還有自己剛剛穩定下來的家。經歷了十多年血與火的厮殺，他終于在南京小營的一座小別墅裏安家，和夫人周政、女兒丹波，還有養子雲波生活在一起。說起兒子，這是梅嘉生和周政對戰争的奉獻，由于抗日戰争的殘酷環境，他們把在丹波之後降生的兒子寄養在農民家裏，由于生活條件差，生病後得不到及時治療，孩子夭折了。後來梅嘉生夫婦就收了一個養子。
由于這個原因，丹波被視為掌上明珠，在解放戰争中，一旦條件許可，梅嘉生就把女兒帶在軍中。每當戰事稍歇，警衛員會拍馬而來，将丹波接到父親身邊去相聚。建國了，梅嘉生的打算是讓孩子上學，上最好的學校，把因為戰争而耽誤的功課補回來。
現在梅嘉生要去越南了，這位在戰場上堅毅果敢的将軍一下子變得充滿了溫情，就連去北京領受任務，梅嘉生也帶上了女兒。甚至那天毛澤東會見顧問團軍官，梅嘉生也把女兒帶到了中南海門口。在那裏，女兒被擋住了，梅嘉生只好派人把噘起小嘴的她送回住地。事後丹波還蠻不情願地對梅嘉生說：“現在是怎麽了，不讓我進。前些年在戰場開大會，劉副主席、朱總司令講話，我不都在他們身邊走來走去嗎？”
梅嘉生只好對女兒說：“那是過去，現在我們勝利了，一切都要正規了。”
從北京回到了南京短住的那幾天，只要一有機會，梅嘉生就要和周政、丹波在一起。他帶着女兒散步，為她打熱水洗澡。而丹波看到母親為父親打點行李，頻頻流露出不安的神情。這一切，梅嘉生的警衛員周洪波看了，心裏覺得很不是滋味。
臨出發之前，梅嘉生驅車丹陽，回故鄉看望母親。母親和四周鄉鄰以家鄉的芝麻湯團招待了梅嘉生。在自己長大的屋子裏過了一夜，梅嘉生和母親告別了，他趴在母親的耳邊大聲說：“媽媽，你有什麽事就給周政寫信吧，她還在南京，會照顧你的。”
乘火車離開南京的時候，顧問團軍官的妻子們都去送行，月臺上哭聲一片，丹波也哭了，但是周政沒有哭。戰争年代裏過多的離別已經使她變得特別堅強，她只是久久地凝視遠去的火車，直到它消失在綠色的遠方。[1]
[1]1990年3月，作者在北京多次訪問梅嘉生；1990年3月30日，作者在北京訪問周政；1990年4月1日，作者在北京訪問梅丹波。
顧問團團訓：履行國際主義義務
汽笛長鳴，火車開走了，顧問們又開始了新的征戰，他們的思緒很快從親人的離別中抽了出來。一路還算順利，只有一個500兩黃金的故事，叫顧問們虛驚一場。
那還是梅嘉生到北京的時候，軍委從最壞的局面打算，決定讓顧問團帶上可供幾年之需的經費，以便在局勢最困難，不能從祖國取得供給的條件下使用。按照這個預想，梅嘉生帶着周洪波，到中央銀行領取了500兩黃金和一皮箱人民幣。500兩黃金放在一個鐵盒子裏由周洪波保管帶回了南京。
離開南京出發，這500兩黃金就放在梅嘉生的卧鋪下，一路到了湖南衡陽。顧問團在這裏下了火車，再往西去就該換乘汽車了。火車到衡陽已是黃昏，遠處突然傳來槍聲。這一帶國民黨軍殘部的活動還很頻繁，不時襲擾過往車輛，因此顧問們在下車時略有慌亂。梅嘉生身邊帶了四個警衛員，周洪波是貼身警衛，他護衛梅嘉生下車，其他幾人清點攜帶的物品。火車很快就開走了，這時他們才發現500兩黃金沒有拿下車。梅嘉生大為光火，批評了警衛員們的慌亂，并立即和車站駐軍聯系，要求封鎖開走的列車前方各站，并把列車截下來檢查。
火車很快就被截住了，500兩黃金還安然躺在梅嘉生用過的卧鋪底下。周洪波和顧問于步血（華東軍區戰鬥英雄）連夜搭車前往取回了黃金。
到達南寧以後，了解到越南的情況遠沒有想象的那麽嚴重，這500兩黃金也就留在了國內。[1]
在南寧，韋國清、梅嘉生、鄧逸凡一起拟定了“軍事顧問團工作手冊”，經毛澤東批準後立即頒布，要求全體赴越人員模範執行。韋國清向全體顧問宣布：這次到越南去，顧問團領受了三大任務，就是幫助越南軍隊打仗、建軍，宣傳毛澤東的軍事思想。軍事顧問團遵照中央軍委的命令援助越南人民的解放事業，等到正在中國的越南主力部隊整訓結束，就随同他們進入越南。
事隔将近四十年之後，問起這些已入桑榆之年的軍事顧問們，在南寧集中學習“對什麽內容印象最深”時，幾乎每一個人都回答：“學習了國際主義思想。到越南去，要愛護那裏的一草一木，把越南人民的事情當成自己的來辦。”
[1]1990年7月，作者在北京訪問周洪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