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絕望的探視
絕望的探視
我暗想,這個人不做特務可就太浪費了,殺了人就往人海裏一隐便誰也認不出來了。獄警指着我說:“所長,就是這個女人!”
“所長”瞥了我一眼說:“張秉坤已定罪,是□□,不能探視,你回吧。”
我笑笑,不就是想賺點錢嗎?我來探視“表哥”,合情合法,我為什麽要給你錢?就站起身質問他:“民國憲法第三百六十五條寫得清清楚楚,所有死刑犯皆擁有接受家屬探視的權利,你為什麽不讓我見我表哥?你憑什麽不讓我見我表哥?是不是你們随便給死刑犯濫用私刑?是不是你們有什麽見不得人的勾當?”
所長被問得連連後退好幾步,額頭上都冒出了汗珠,啞口無言的他,只好答應讓我見見張秉坤。
不一會,張秉坤的身影出現在守候室,看守所長悄悄盯在門口。“表哥!”我撲過去,深情地說:“你不應該關在這裏,你是我們姊妹兄弟中最努力的一個啊,我們應該在自由的空氣下活潑地生活呀!我們都很想念你!” 然後小聲地說:“我是名記者,我相信你是無辜的,我是來幫你的。”
張秉坤遲疑了片刻,然後也摟住我,說:“哦,表妹表妹。”說着,他把我領進了他的牢房。
牢房裏有一個火爐,還有地板,相當幹淨。我心想,這也太優待了吧。
“你好,我是《大公報》記者白君宜,我看了《中原日報》關于你的定罪公告,我相信你不是紅赤分子,不是造謠,我相信你所說的肯定是有所依據的。”
“白先生,感謝您來看我。我原來是名警察,我懂得司法流程,只要最高法院判定了我是紅赤分子,那就絕沒有翻供可能,對于這點我不抱奢望——這在民國三十五年的歷史中還沒有過,我只是不想讓我的兒子白白死去,讓兇手逍遙法外。”
這個男人就坐在我的對面,囚衣幹幹淨淨,臉上的胡子也刮得幹幹淨淨,頭發梳成了當時流行的三七分,一絲不茍。我突然對這個男人升騰起一種莫名的崇敬,面對兒子的死亡,面對自己即将到來的死亡,他還能保持這種雲淡風輕的風範。就憑這一點,他就值得他人尊敬。
“你是滿清貴族嗎?”
“白先生如何知道的?”
“沒什麽,我胡亂猜的。一個平頭百姓,不可能像你這麽精致地過這種牢獄生活。”死亡是件可怕的事,但在死亡面前,更能看得出一個人靈魂的高度。
在與張秉坤談話中,我了解到:
張秉坤原為市警察局普通警員,其子為十三中學生,三月十八日晚七點,正在警察局加班整理材料,妻子馬若桂突然哭着到警察局來找他,兒子張小冬現在未歸家,也不在學校,肯定是出事了,馬若桂說,夢見兒子大聲地哭,滿臉是血。
當時,張秉坤還以為是妻子神經過敏小題大作,還把妻子訓斥了一通。馬若桂只好回家繼續等。可一直等到張秉坤深夜十二點多回家,兒子還是沒有回家,一直到這時,張秉坤才感覺到事情的嚴重性了。第二天,就有人通知他說,在一處草叢裏發現了他兒子的屍體,看樣子是遭遇了野獸,但至始至終,警廳的人都沒讓他與家人看到屍體,說是為免父母看後悲痛已經火化了。
事後,還隐約聽到有人傳言,看到兒子死前跟一個男人在一起,并且傳言說梅城其它地方也發生了很多起類似案件——少年無故死亡,警廳迅速火化。民間還有傳言說,有個連環殺手專殺少年。他就跟身邊的同事及領導說了這些傳言,後來他就被控告為共産分子故意擾亂治安了。
“為什麽他們會這麽優待你?“我看了看地板、火爐、及整淨的床。
“可能這就叫喜憂參半,禍福相依吧。可能看守及所長他們,真的以為我是紅赤分子吧,他們的身體屬于國民黨,但心卻屬于紅赤黨。所以,就有了這優待,嘿嘿!”
訪談快結束時,我問他,還有什麽需要我協助他的。他笑了笑,“只要能查到兇手,我就死得其所了。另外,請轉告我妻子,我一切都好,讓她好好照顧自己,過了三五年,把我忘記就好了。”
我突然有股想哭的沖動,我想起陶梅庵的話,真是有道理啊。“在大時代面前,個人的痛苦得失,無足輕重的。個人的痛苦得失,也只是在淪為政治的工具之後,才有其時代價值。”
從另一個角度說,民國警界犧牲了張秉坤的生命及其家人的幸福,換來了紅赤分子對謠言一定的收斂,也算是有一定價值了。這是什麽狗屁邏輯?!我不能再在這裏呆下去了,否則,我真的會哭出來的。
在眼淚流出來以前,我大步地走出張秉坤的牢房,飛奔出城西分所,推上我的自行車就走,身後那個小獄警同情地看着我。我想,他一定以為我這個情妹妹在哭情哥哥吧。
天已經黑了,要騎過一段長長的水稻田,才能進梅城市區。沒騎多久,我就看見一輛汽車停在路間,車燈一開一關,心中的陰霾一掃而光,我興奮地踩過去,那是陶梅庵的奧斯莫比爾。
他靠在車尾,一襲長袍随風飄蕩,淡定的像一棵樹,他要是“羽扇綸巾“起來,那就是孔明在世。拿起拂塵帶上道帽,那就是仙人。
我撲到他懷裏,大哭起來。他拍着我的背,輕輕地有規律地拍着,什麽也不問,什麽也不說,仿佛他一切都知道似的。有時候,我真的覺得他是有仙氣的,能掐會算。
等我的暴風驟雨過去後,他捧着我的臉說:“傻瓜,有時候,我都不知道把你當老婆,還是應該當作女兒。“
“他太慘了,好端端的,兒子死了,自己也即将死去,只留下一個孤苦悲痛的妻子。”我不知道世間還有什麽比這個更慘的。“你說,假如你死了,我怎麽可能會好端端地活下去。”
“這是個亂世,沒有誰能掌握自己的人生之路。包括蔣公、夫人都不行,明白嗎?我只要你好好地,就行了。你可以由着性子去瘋去狂,但不能踩過線,超過我的能力所及,明白嗎?我最傻最傻的少女。”說完,緊緊地摟住我,我能感覺到,他某個器官的需求,輕輕地親了他一下,就鑽進車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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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陶梅庵,原本是沒有多少交集的。
他是報界元老,《大公報》的股東、主編之一,我只是《大公報》的新晉記者;他性格沉默、話不多,我性格外露、話痨一個;在工作上的交集都不多,更別論生活上有什麽交集了。但因緣這回事,真的叫人難以捉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