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一只替罪羊
一只替罪羊
今天是記者節，你們怎麽把我這個老古董給搬出來了，哈哈，也好，誰叫我是個愛熱鬧的人哩。不過年紀大了，說話有點颠三倒四，可別見怪，我兒子可沒少笑話我，說我一大把年紀了，性格還跟個小姑娘似的，講話還是東一榔頭西一棒子的，也就聽個真而已，壓根兒沒半點深度與邏輯。
我想各位都看過我一九四五年報道偉人重慶談判的稿子吧，那我就是實事求是的寫，看到什麽就寫什麽，沒有半點兒誇張，沒一星半點兒春秋筆法。
當然，你們最想知道的是那件事吧，你們稱呼那件事叫什麽來着，民國第一連環兇殺案，是這個哈。它原本和我沒什麽關系，起因是《中原日報》的一份公告。
“近來謠诼甚多，顯系紅赤分子，意圖擾亂地方，人民萬勿輕信。原警員張秉坤受紅赤指使，傳言梅城驚現連環殺手，專屠少年，經多方查證，此為假借名義，集合擾亂治安。所幸，謠之始作俑者張秉坤已将就法，特此公告吾民，務必保持獨立思維，切勿信謠傳謠。”
我一看這篇報道就來火了，挂紅赤這麽大的帽子，這個張秉坤絕對是無辜的替罪羊，直覺告訴我這個人肯定是無辜的。
“這個張秉坤肯定是無辜的！”我一邊說着，一邊把手中油條往桌上一扔。
梅庵擡起頭，臉上“也無風雨也無晴”，盯着我問：
“你怎麽又是這身衣服啊，你只要一穿這身衣服，準消停不了。”
我穿着一件白色帶圓點的布質旗袍，外面罩着件紅色毛衣，我總喜歡穿這件衣服去采訪，紅色多招人注意啊，大時候男記者多是灰長袍，女記者是深色旗袍，就我一人一身紅，一大堆記者裏無疑我最紮眼，我想采訪誰，指定誰就是第一個看到我舉起的手。
我第一次的采訪任務就是采訪郭沐若，人家是教育部□□長，他剛下飛機，就被一大群記者圍上去，結果他誰的問題也沒回答，就回答了我的問題，讓我在社長面前出盡了風頭，後來社長就給了更多采訪大人物的機會，我的成功，很難說不是我這紅毛衣的功勞。
“梅庵你又來這招，不要學人家孔院長的哈哈主義，好不好！”我氣得将手中攪拌豆漿的勺子也摔了下，直在杯子裏直打轉，豆漿也濺了不少到木質桌面上。在他眼中，或許我就是個小女生而已，有時候這種感覺很好，但是，在談正事時，這種感覺又不好了。
陶梅庵站起來，拿了塊布放在濺出來的豆漿上，又重新坐回到我對面的歐式木椅上，很嚴肅地對我說：“矯枉過正。人們為了改正一個錯誤，往前走十步就可以了，但大多數人可能要往前走十二步。多走了這兩步，可能性質就變了。蔣公說的‘寧可錯殺一百，也不放走一個’就是這回事，自有它的道理。”
“那你想想看，要是你就是那個錯殺的一百中的一個，你有多無辜！那錯殺的一百個裏面，也是有一百個家庭的，一百個妻子、一百個孩子的，你有沒有想過他們？”我越說越激動。
“馬可雅維利說，在大時代面前，個人的痛苦得失，無足輕重的。個人的痛苦得失，也只是在淪為政治的工具之後，才顯其價值。”
“我一定要去查清楚這件事，如果張秉坤确證是無辜的，大衆必須知道真相 。”
他沒有任何表示，沒說反對，也沒說支持，只是啃着他的油條，津津有味地啃。我想，其實他心裏是反對的，怕我闖出禍事來，但他又拿我沒轍，我想他在心底唯一值得慶幸的是，他有能力幫我化解一切禍事。
今天的年青人，可能都不大知道陶梅庵這個名字了，在民國那會兒，可是個通天的人物。不好意思，我又要說起我老公了。
他十四歲就進長沙《女權日報》當編輯了，因為文才與眼光都好，半年後就被當時的省報《湖南民報》挖去了任編賀，撰寫時事述評；稍後辭職接辦《湖南新報》，任總編輯。同時，他還為上海一些大報撰寫湖南通訊；1919年，他以湖南報界聯合會代表資格，參加湖南的“驅張（敬堯）運動”；1920年他受聘為上海《新聞報》駐湘特約通訊員，撰寫長沙特約通訊；1927年任《武漢民報》代理總編輯兼上海《新聞報》駐漢口記者；其間還為著名的《申報》、天津《大公報》撰寫通訊；
1928年擔任《新聞報》戰地記者，随國民軍報道“二次北伐”，冒槍林彈雨發回大量戰地消息，親身經歷了日本侵略者制造的“濟南慘案”。這些對軍閥混戰時事新聞的迅速、準确報道和深入的述評分析，為他贏得了極高的聲譽，與天津《大公報》的張季鸾并稱為當時中國報界“雙傑”。
從30年代起，他又先後在南京、上海辦報。由于國民黨的新聞管制日緊，他從寫“新聞”轉為以寫北洋時期“舊聞”為主。抗日戰争爆發後，他積極宣傳抗戰，曾受□□單獨召見。長期的政治、軍事報道養成了他對時局犀利的眼光和深刻的分析、判斷能力，所以他對國內抗戰尤其是國際形勢的看法深為蔣公賞識，曾想将他安排重用，但他認為他回到上海新聞界作用更大，便婉拒了。蔣公要陳布雷轉囑他回滬後将對時局的看法、形勢的分析随時寫成書面材料，設法轉交。
我比當時其它的記者更敢放膽真言，也就是仗着他這個大靠山吧。
當天下午，我就打聽出張秉坤被羁押在梅城高等法院看守所城西分所。我推着我的自行車上路了。
自行車是我在《婦女生活》雜志工作時社長給我的獎品。社長說，全中國四萬萬同胞裏，擁有自行車的不過一萬來人。可見當時自行車的金貴了，不過有自行車也是件挺麻煩的事，還要上牌照，月月都要上交通局交錢去，不止于此，車主搬家還要主動上報，可以想見，在彼時的華夏，自行車絕對是高端大氣上檔次。
城西分所是在一家老祠堂的基礎上改造的，白牆灰瓦，從外貌看，還是像祠堂勝過像監獄，如果門口沒有那兩個真槍實彈的獄警的話，那就更不像是監獄了。我停了車，理了理紅毛衣，跟獄警說：
“小哥，我是張秉坤的表妹，我要去探視我表哥，再不見，就見不到了。”根據當時的法律，死刑犯只允許家人探視，所以我就扯了個謊。你知道的，沒辦法，地球是依靠謊言推動其旋轉的。
獄警同情地說：“小妹，別傷心。我去向所長通報一聲。”一邊說，一邊把我領進等候室，轉身進去通報。
這肯定是按部就班走下流程而已，有民國憲法在，你還敢不讓我這個“家屬”進去？可沒想到，他們還就真的敢不讓我進去。
小獄警将一個瘦高個的人領進來，這人渾身上下沒什麽可以顯示出他與人區別出來的地方，包括那張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