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高原的人文與戀歌（2） (1)
愛情與原子彈
看到了原子彈才想起她，恍然明白，她就是在這個地方度過了她的風信年華。她叫陳妤。把青春獻給原子彈，這是陳妤在那個不算太久遠的年代用黑葡萄一樣的眸子告訴我的一切。但是我讀不懂，我在“國家最高機密”面前，顯得就像一個傻透了的間諜，想知道一切，卻又不善于捕捉任何信息。比我更傻的是李國權，他居然會認為“陳妤這個人不誠實”。而陳妤對他的疏離，恰恰又是因為她必須“不誠實”。“不誠實”的女人，也許正是我們曾經幻想過的那個最可信賴的女人。
一個銀白色的圓球，直徑約有一米，頂端筆直地豎着一根天線似的辮子。這就是原子彈模型，一比一的比例。它被銀白色的三角金屬架支撐着，在空曠的草原上映照着天上的景色：雲卷雲舒，月落日出。
距離原子彈模型二十五米，是用于控制和觀測的隐蔽部。一米半厚的鐵鑄的高牆上，傷痕累累，斑跡重重，就像經年累月風剝雨蝕的樹皮。
陪着我的朋友說，這裏是六分廠，簡稱靶場，是專門用來進行爆轟試驗的場所。在1964年到1987年的二十三年間，這裏進行了數十次核武器的爆轟試驗和穿甲彈的穿透力與威力試驗。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和第一顆氫彈誕生前的所有模拟爆炸和冷試驗，都是在這裏完成的。
我不知道陳妤是不是在六分廠工作，但我希望她經常出現在這裏。這裏是中國科學家把高深莫測的原子理論變成武器的前沿陣地，是物理演化成物體、化學聚焦為能量、數學創造出威力的地方。在我的想象裏，正是陳妤用纖細的食指準确地按下了最後一個燈鈕，或者正是她在爆炸零時的前十秒鐘發出了脆亮的聲音：“9、8、7、6、5、4、3、2、1，起爆。”或者正是她掌管着測試儀器，測量出了鋼鐵、水泥、木材等等物體的物理效應，以及生物和化學效應。或者她的作用更重要——她是一個默默無聞的“秘密研制者”，一個和王淦昌、鄧稼先、朱光亞、郭永懷、彭桓武、周光召、陳能寬等“兩彈元勳”們一起工作着的年輕的女科學家，她不止一次地從觀測孔裏看到了試驗成功後的彩色煙霧和失敗後的灰色寂靜。她的喜怒哀樂和所有“兩彈元勳”們的喜怒哀樂一樣，完全由一個大約一米直徑的銀白色圓球左右着。甚至我都希望，這原子彈和氫彈是她一個人搞出來的，就像母雞孵蛋那樣，由于她陳妤天長日久的溫暖，中國大地上終于有了核武器的聲響。
第一次見到陳妤，是1977年的冬天，我作為《青海日報》的記者，李國權作為省廣播電臺的記者，一起去海晏縣采訪。火車的車廂就像一間行動的冷庫，沒有暖氣，冰涼徹骨，皮大衣裹在身上，就像穿着一件體恤，輕飄飄的。想喝一杯開水暖暖身子，走過了七節車廂，也沒有看到一間有開水的鍋爐房，問列車員，列車員說：“我們不供應開水。”
突然，一切都變了——不冷了，我們也不想喝開水了，甚至都沒有冬天的感覺了。李國權後來告訴我，這時候他唯一的想法就是把皮大衣脫下來，脫下來給她。她出現了，陳妤出現了。她在車廂過道裏跺腳，漂亮的姑娘在車廂過道裏來回跺腳。腳的動作吸引了李國權，他發現她的腳很好看，盡管她穿着翻毛皮鞋。從腳往上看，越看越好看，即使她穿着棉襖，拉不直的曲線也讓腰臀一再地優美着；再往上，就是眼睛了。就像所有一見鐘情的情人那樣，李國權認為，這是他有生以來看到的最美麗的眼睛，很抽象，很概念，卻又如此明亮地打動了他。而給我的印象是，它們并不抽象，它們是兩顆又大又圓的黑葡萄，在幹燥寒冷的高原，懸浮在你視域之內最美好的地方。水靈靈，有什麽能比沙漠裏的黑葡萄更能讓你想到水靈靈呢？
李國權終于沒有勇氣把自己的大衣脫下來給她。他知道過于唐突的幫助會讓一個異陌的姑娘感到緊張而斷然拒絕。他就像一只雄鳥、一頭公鹿，本能地意識到，最重要的首先是引起對方的注意。他唱起來，用渾厚的男中音跟着廣播唱起來——《在那遙遠的地方》。
我當時不理解，那一天的火車上、廣播裏，為什麽會沒完沒了地播放同一首歌：《在那遙遠的地方》。李國權一遍一遍地跟着唱，聲音越來越大。車廂裏許多人都在看他，那姑娘自然也注意到了他。他似乎很得意，一得意就把詞兒唱錯了，把“我願她拿着細細的皮鞭”，唱成了“每天看着那細細的皮鞭”。有人沖他喊道：“你看着皮鞭幹什麽呀？”滿車廂的人都笑了——這首歌誰不會唱？他居然唱錯了。姑娘沒有笑，她離開了車廂過道，坐進了離我們兩個空擋的座位。李國權的歌聲戛然而止。
他當時肯定很沮喪：情歌把姑娘唱沒了，唱到高高的椅背後面去了。但僅僅過了兩分鐘，李國權的聲音又響起來：“你說《在那遙遠的地方》是藏族民歌還是哈薩克民歌？”我說：“我不知道。”李國權說：“我告訴你，這首歌的署名一共有四種，一是‘藏族民歌’，二是‘哈薩克民歌’，三是‘青海民歌’，四是‘西北民歌’，但我覺得他是西北青海的藏族民歌。”我說：“你憑什麽說它不是哈薩克民歌？”李國權說：“《在那遙遠的地方》和哈薩克民歌的風格截然不同，而跟藏族民歌非常相似。你聽我給你唱。”他于是唱起哈薩克民歌《美麗姑娘》：“美麗的姑娘見過萬萬千，唯有你最可愛，你像沖出朝霞的太陽，無比新鮮；把你的容顏比做花，你比花兒更鮮豔，世上多少人向着你，望得脖子酸。”唱完了他說：“怎麽樣？相差十萬八千裏吧？我再給你唱一首藏族民歌。”他唱起來（歌詞我忘了），唱完了又說：“怎麽樣？風格很相近吧？”我說：“我聽不出來，我覺得這三首歌相差都很遠，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他說：“你不懂，你不懂音樂。我再給你唱一首……”我當時哪裏知道他是唱給那姑娘的，不耐煩地說：“你別再唱了，人家都看着我們呢。”他說：“看就看呗，怕什麽！”我站起來說：“那你自個兒唱吧，我上廁所去了。”
等我上廁所回來時，發現李國權不在了。而那姑娘又開始在過道裏跺腳，她實在是太冷了，她的翻毛皮鞋似乎一點也不保暖。我尋思：這麽冷的天，她幹嗎不穿得再厚一點？想着用皮大衣裹緊了自己，正要坐下，就見李國權哈着熱氣快步走來，大聲說：“走走走，我們去餐車，餐車裏有暖氣，我已經給列車長說好了。”
我們兩個拿起包，朝前走去。路過那姑娘時李國權說：“你也走吧，看把你凍的，小心凍壞了腳。”姑娘用一口純正的北京話問道：“你們是幹什麽的？”李國權說：“我們是記者。”姑娘猶豫了一下，從行李架上取下自己的包，跟在了我們身後。
餐車到了，熱浪撲面而來，好像整列火車的熱量都集中在這裏，渾身上下頓時就暖融融的。李國權沒話找話地問那姑娘：“不冷了吧？”姑娘說：“不冷了。”她有點腼腆，不多說話。而我和生人接觸，也是能少說就少說的。這恰好給李國權制造了機會，就聽他一個人滔滔不絕地說着，說什麽我忘了，反正是東拉西扯，扯着扯着又唱起來，還是跟着廣播唱：《在那遙遠的地方》。我有點煩，說：“好像一張唱片上就這一首歌，翻來覆去地唱。”這時姑娘開口了，說：“因為金銀灘就要到了。”我和李國權不解地互相看了看：什麽意思？姑娘又說：“我想你們應該知道，《在那遙遠的地方》最早就産生在金銀灘，是王洛賓改編得最好的歌。”
這是我第一次聽說《在那遙遠的地方》與王洛賓有關，也是第一次聽說這首情歌就誕生在離西寧只有一百多公裏的金銀灘。（後來我從報紙上知道，1946年王洛賓騎着馬來到金銀灘草原采風，認識了一個牧家姑娘，那姑娘歌唱得好，人也長得好，使王洛賓靈感大發，只用了一個晚上，就把那姑娘的歌聲改編成了更加動聽的音符，又創作了歌詞，中國從此有了《在那遙遠的地方》。我又陸續接觸到一些新版的歌曲集，看到《在那遙遠的地方》的署名已經變成“哈薩克民歌王洛賓編曲”，或“藏族民歌王洛賓改編”，或“青海民歌王洛賓編曲”，或“王洛賓作詞編曲”了。）
我問道：“那麽它到底是哈薩克民歌，還是藏族民歌？”沒等陳妤回答，李國權就說：“是哈薩克民歌還是藏族民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表達了一個漢族青年對遠方的草原姑娘的向往。”陳妤平靜地說：“我覺得它是藏族民歌。因為在金銀灘生活的牧民都是藏族和蒙古族，沒有哈薩克族，青海的哈薩克族都在離金銀灘八百多公裏的柴達木腹地——阿爾頓曲克草原上。”我說：“可是哈薩克族有‘姑娘追’（喜慶的日子裏，姑娘騎馬用鞭子追打跑在前面的小夥子）的習俗，《在那遙遠的地方》裏恰恰又有‘我願她拿着細細的皮鞭，不斷輕輕打在我身上’這一句。”姑娘說：“是嗎？”李國權說：“那是王洛賓的想象，純屬巧合。再說我在牧區也遇到過藏族姑娘舉着趕羊鞭滿草原嬉笑着追打小夥子的事兒，誰能說這樣的生活場景沒有被王洛賓瞧見呢？”姑娘說：“這就對了，《在那遙遠的地方》應該是一首經過王洛賓再度創作的藏族民歌。”
我問姑娘：“你是幹什麽的？不會是搞音樂的吧？”姑娘說：“不是。”李國權問道：“你在什麽地方工作？”姑娘說：“在礦區。”我們都說：“礦區就在金銀灘，怪不得你對這首歌的來龍去脈這麽熟悉。”
李國權顯得很興奮，又說了許多話，和她互相通報了姓名，也把自己的地址留給了她。他說：“把你的地址也給我吧。”姑娘果斷地說：“我的地址就算了吧。”李國權說：“那我到礦區怎麽找你？”姑娘頓時就冷淡了：“你找我幹什麽？”李國權趕緊說：“那你來找我吧。”姑娘笑了笑，沒再說什麽。
半個小時後，我們一起在海晏縣火車站下了車，然後就是分手。礦區離海晏縣城還有十多公裏，不通公共汽車，她說她得去找順路的車。李國權問道：“哪裏能找到順路車？”她說：“有順路車的地方呗。”說着走了。李國權戀戀不舍地望着她，直到她消失在冬天呼呼叫嚣的冷風裏。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陳妤，她留給我的印象就像《在那遙遠的地方》一樣美好而虛無。而對李國權來說，這第一次見面不僅使他唱足了虛無的情歌，更使他萌動了沉實的情愛。他躍躍欲試，煞費苦心地開始了追求。首先，他必須再次見到她。礦區雖然離海晏縣城不遠，但他絕對打聽不到去礦區的路怎麽走，進礦區的門在哪裏。他斷定陳妤必然要出來，必然還要坐火車，就硬是在火車站等着，硬是把她等來了。他說他等了整整五個月。
就在他終于等來她的那一刻，他遭受了平生最沉重的一次打擊——她居然不認識他了。他只好提起那次坐火車，提起那次我們對《在那遙遠的地方》的讨論。她終于想了起來，笑了，雲開日出，豁然确斯。陳妤說：“你等我幹嗎？”李國權說：“這裏有幾封信，你看了就知道。”那是些一個耍慣了筆杆子的記者寫的情書，當下她就被感動了。我尋思雖然在那個神秘荒寂的礦區，在那種春寒料峭的年代，她沒有讀到過更好的情書，但真正感動她的并不是情書裏李國權展露的那一點文采，而是他的舉動，他居然等她等了整整五個月，就算一個星期從西寧來一趟，那也得二十趟。
他們開始交往了。陳妤從來不去西寧找他，都是他從西寧來海晏縣的縣城和她見面。不打電話不寫信，下一次約會的時間和地點，就在這一次見面中說好，如期而至，風雨無阻。就這樣過去了半年，又是一個冬天了。
海晏縣的司法部門正在審理一宗強奸誘奸案，由于案件有點奇特，報社讓我去摸摸情況。行前我給李國權打電話，他說：“我們一起去，你可以見見陳妤，她還問起過你呢。”火車上，李國權對我說：“陳妤這個人不誠實，她怎麽連幹什麽工作的都不告訴我？”我說：“她為什麽要告訴你？”李國權說：“她當然得告訴我，我們已經不是一般的關系了。”我說：“也許她的工作不太好，不想對別人說。”李國權說：“工作不太好告訴我呀，我幫她調，只要在西寧，只要不離開青海，有的是辦法。”
縣城到了，陳妤就等在火車站。她好像更漂亮、更水靈了。說真的，我也是個青春激蕩的人，我也很喜歡她，只是李國權捷足先登了。該死的李國權！
在他和她經常約會的西海飯店，我們一起吃飯。李國權說：“今天我們倆跟你去你們單位看看吧？”陳妤說：“不行。”李國權說：“你總說不行不行，為什麽？”陳妤說：“不為什麽，就是不行。”我說：“你就讓國權去看看吧，他想給你調一個更好的單位。”陳妤說：“沒有更好的單位，我們單位是最好的。”李國權說：“是嗎？那讓我們參觀參觀嘛。”陳妤說：“你怎麽總想去我們單位？你是什麽人？”李國權說：“我是什麽人，你還不知道？”陳妤不說話了，有點生氣的樣子。我匆匆吃了飯，然後就告辭去辦我自己的事情了。
海晏縣的這宗強奸誘奸案真是有點奇特，一個算命打卦跑江湖的老頭，在來到海晏縣的一年多裏，強奸誘奸了十幾個婦女，有的還是未成年的少女。每次作惡前，他都要說：“你夢見原子彈了，你肯定夢見原子彈了。原子彈是什麽？我給你看。”奇怪的是，所有受害的婦女都沒有告他的狀，所有這些婦女的丈夫在知道甚至看到他的惡行後也都沒有告他的狀，告狀的是一個與強奸者和被強奸者都沒有任何關系的民辦教師。
民辦教師對我說：“多丢人啊，我們這個地方盡出這種事。什麽原子彈，這個算命的老迷信，他把他自己當成原子彈了，真不害臊！”
他的話讓我想起了美國著名的“垮掉”派詩人艾倫·金斯堡的詩句：“美國，我操你，用原子彈操。”美國是原子彈的肇始者，它的詩人這樣詛咒它，用一句中國的古話，就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我大致了解了一下強奸誘奸案的案情，覺得它涉及到許多人的隐私，不好報道，就鑽進海晏縣委去省上開會的車，打道回府了。我沒有告訴李國權，不知道他是什麽時候回西寧的。
一個月以後，李國權來青海日報社找我，神秘地說：“你知道礦區是出什麽礦的？”我搖頭。他說：“你知道不知道礦區根本就不出礦？”我搖頭。他說：“你知道不知道礦區就是國營二二一廠？”我還是搖頭。他說：“你知道二二一廠是制造什麽的？”我說：“只知道是保密工廠，具體制造什麽不清楚。”他說：“是制造原子彈的。”我愣了：“制造原子彈的？原子彈離我們就這麽近？你聽誰說的？”他說：“聽誰說的你別管，反正消息絕對可靠。怪不得陳妤神秘兮兮的，我下次見到她一定要旁敲側擊地問問她，看他對我老實不老實。”我說：“對，你一定要問問她，你們的關系不一般了嘛，她應該告訴你。”李國權說：“最重要的是，我要知道她具體是幹什麽的，是制造彈頭的，還是制造彈屁股的，或者是搞設計的，是研究原子物理的，是保管絕密資料的。”
第二天正好是個星期天，是他和陳妤約會的日子。他去了，也問了。據他說，陳妤當時根本就不承認二二一廠是制造原子彈的。她說：“怎麽可能呢？我一點也沒聽說過。我們廠就是一般的國防工廠，就跟國防公辦系統的無線電一廠、無線電二廠一個樣。”李國權說：“你對我撒謊，你不信任我，你沒有把我當成你最親密的人。”她說：“這跟我的工作是兩回事。”他說：“不，一回事，我有權知道你的一切，你也有權知道我的一切。其實十二級以上的幹部都知道二二一廠是制造原子彈的，你對我還保什麽密啊？”她說：“我是幹什麽工作的，這對你很重要嗎？”他說：“老實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誠實，你對我的信任，你把我和你看成是一個人，而不是兩個人。”陳妤說：“我聽不懂你的話，我和你不可能是一個人，尤其是在工作上。”他們吵起來，不歡而散，連飯也沒有吃。
後來李國權和陳妤又見了一面，或者兩面，或者三面，總之僅僅過了兩個月，李國權就變得失魂落魄了。他給我打電話說，他已經好幾個星期沒見到陳妤了。他說：“她既沒有電話，又沒有通信地址，你說我怎麽辦？我每個星期天還是去海晏縣城，還是去西海飯店等着，可我不能永遠這樣等下去吧？你說我是不是應該到礦區找找她？”我說：“最好你別去找，如果礦區真的是制造原子彈的，你去了對陳妤不好，人家還以為你是陳妤叫去的呢。”他說：“沒錯，我絕對應該為她考慮，可是感情這東西，有時候并不聽你的話，你說怎麽辦？”
李國權還是去了，他當然沒有見到陳妤，甚至都沒有看到二二一廠的圍牆。他在遼闊的金銀灘草原上走着，正在疑惑這裏根本就沒有什麽工廠時，突然被“六號哨”的軍人從背後抓住了。軍人嚴厲地望着他：“你是幹什麽的？”“記者。”“你來這裏幹什麽？”“找人。”“找誰？”“找我妹妹。”“你妹妹是幹什麽的？”“我妹妹在礦區工作，不知道是幹什麽的。”“這裏不能來，這裏是禁區你不知道嗎？”“知道，可是我母親病危，我得通知我妹妹。”他的謊言贏得了軍人的同情，軍人沒有抓住他不放，只是打電話給省公安廳，又通過省公安廳打電話給省廣播電臺，證實有這麽個人以後，監視着他走出了禁區。他灰溜溜地回來了。領導找他談話，說：“誰讓你去二二一廠了？不要以為你是廣播電臺的記者，就可以想去哪裏就去哪裏。這不是小事，公安部門都過問了。”
李國權來報社找我，說：“你說我怎麽辦？我現在什麽心思都沒有，就想着如何見到她。”我說：“還是老辦法，去海晏縣的火車站或者西海飯店等着，每個星期都去，我就不相信她從此就不出現了。”李國權說：“也就只能這樣了，好在我不怕等。”
等啊，等啊……
不知道不怕等的李國權是不是每個星期天都在海晏縣的火車站或者西海飯店等着陳妤，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每一次都會在去海晏縣的火車上随着廣播九轉腸回地唱起《在那遙遠的地方》，更不知道在等不來陳妤的時候他是如何從內心深處斬斷了自己對這個美麗女性如癡如狂的思念。我再也沒有見到他。我去海北州做長駐記者，輾轉在祁連山的農業區和牧業區采訪，等一年後回到西寧，便聽說他已經走了，随同父母調到西安去了。他們全家都是陝西人，父母要落葉歸根，他也就“見異思遷”了。耿耿寸心的李國權就這樣見異思遷了。我一直偏執地認為，這是他的背叛，他背叛了自己，也背叛了遙遠的金銀灘。
1982年夏天，好像是一個上午，快下班的時候，一個電話把早退的我從報社大樓的樓下又拽了上去。電話裏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楊記者你好，你還記得我吧？我是陳妤。”我愣着：“陳妤？”她說：“我是從海晏來的，剛到西寧。”她一提到海晏我就想起來了：“記得記得，你是礦區的陳妤。”
我們在西寧大十字新華書店門口見了面，然後又到西大街的魚餐廳吃飯。陳妤依然很漂亮，就是有些憔悴，有些蒼白。她說：“我給廣播電臺打電話，聽說李國權調到西安去了，你知道不知道他西安的地址？”我說：“我不知道，但我可以給你打聽。”她想了想說：“算了吧，我也是路過西寧，順便來看看你們，明天就走。”我問道：“你是回家？探親？”她說：“不是，我調走了，要離開青海了。”我頓時顯得很高興：“你要調回北京了？太好了。”她笑了，說：“幹麽要回北京？我要去新疆。”我說：“去新疆？那不是更遠了嗎？”她說：“我從事的工作就是要遠離人群。”我說：“新疆什麽地方？”她說：“馬蘭，羅布泊的馬蘭。”我驚呆了：“那是沙漠，沒有人煙。”她說：“過去沒有，現在有了。”（解密以後的1992年，我才從報紙上看到，馬蘭已是羅布泊核武器試驗基地的總部所在地，早就是一個有人群，有公路，有機場，有商店，有旅館，有通訊設施的戈壁中心了。）我提起李國權在海晏縣火車站或者西海飯店對她的等待。她沉默着，突然嘆了口氣說：“其實我遠遠地看見過他，我很感動，真的很感動。但我是不能再和他保持那種關系了，因為我發現我一定不可能是他想象中的那種女人。我給他寫了一封信，告訴他，我已經結婚了。”我說：“是嗎？怪不得他走了，我還以為是他沒有耐心等下去了呢。”她說：“現在想起來，真有點對不起他。”我安慰她說：“你只能這樣，告訴他實情也是對他的負責。怎麽樣？”她說：“什麽怎麽樣？”我說：“你的丈夫，他和你是一個單位的？”她搖搖頭，說：“單位上哪有合适的，我還沒有對象呢。”說着低下了頭。我愣怔着：原來是一個謊言，一個美麗而殘酷的謊言。沉默。我說：“我明天去火車站送送你吧。”她說：“不用，我們一行十幾個人呢。”又說了一會兒話，她看看表，起身毅然和我分手了。
就這樣，陳妤不聲不響地離開了青海，離開了産生過“中國最著名愛情歌曲”的金銀灘。我胸腔裏有點酸澀，好像愛上她的不是李國權，而是我。是的，我并沒有機會愛上她，但是我很酸澀。以後，只要一唱起《在那遙遠的地方》，我就會想起陳妤，就會有一種排解不去的酸澀，那是“回頭留戀”的酸澀，那是“不斷輕輕打在我身上”的酸澀，那是金銀灘的二二一廠帶給我的酸澀。尤其是現在，當武庫已經解密，原子城已經開放，我的酸澀就更有一種“前老子後娘，提起來話長”的味道了。
陳妤走了十二年我才有機會來到她工作過的地方。這個地方已經變成西海鎮了。西海鎮的前身就是所謂的“礦區”，就是中國核工業總公司國營二二一廠，也叫“中國核武器研究院”或“中國第一個核武器研制基地”。基地囊括了整個金銀灘，金銀灘是一片一千一百七十平方公裏的茫茫草原，平均海拔三千三百五十米。
我和所有不明就裏的人一樣，一來西海鎮就有一個疑問：當初為什麽要把核武器研制基地選在這個地方？陪着我的朋友告訴我，選址工作是在1957年下半年開始的，專家組踏勘了四川、甘肅、青海三省的選點，認為青海省海晏縣的金銀灘地處達坂山和日月山之間，屬于平緩的山丘草原，便于隐藏，且地域開闊，有利于建設，更重要的是人口密度小，需要搬遷的僅一千七百多戶、近九千名牧民和二十七萬頭牲畜，加上它離西寧只有一百多公裏，物資供應較為便利，因此成為核武器研制基地的理想地點。
地點一定，毛澤東就說：“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這話說得很自信，自信的後面隐藏着中國對蘇聯老大哥承諾援助的信任。
但僅僅過了一年，老大哥就靠不住了。1959年6月，蘇聯來信明确表示，暫緩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教學模型和圖紙資料。這就意味着中國和蘇聯在核領域簽定的四個協定中，最主要的技術援助已經被撕毀。對國家來說，這是一種恥辱。為了記住并甩掉這個恥辱，夢想中的第一顆原子彈被命名為“596工程”，或者叫“争氣彈”。當時的中國外交部長陳毅在公開場合憤怒地說：“脫了褲子當了也要把原子彈搞出來。”又對研制核武器的科學家們說：“我這個外交部長的腰杆現在還不太硬，你們把原子彈搞出來了，我的腰杆就硬了。”
其實沒用“十年功夫”，代號為“二二一廠”的中國第一個核武器研制基地就研制成功了代號為“596”的中國第一顆原子彈。
1964年10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新聞公報》：“1964年10月16日15時（北京時間），中國在本國西部地區爆炸了一顆原子彈，成功地實行了第一次核試驗。”兩年八個月以後，《人民日報》再次發表《新聞公報》：“今天，1967年6月17日，中國的第一顆氫彈在中國的西部地區上空爆炸成功了。”兩次《新聞公報》中，都提到爆炸現場是“西部地區”，這個“西部地區”當然不是青海的金銀灘，而是新疆的羅布泊核武器試驗基地。也就是說，金銀灘的産品，羅布泊爆炸。
終于爆炸了，一道紅色的強烈閃光出現在遙遠的羅布泊腹地，接着升起了一個巨大的火球。驚天動地的響聲震耳欲聾，轟隆隆地滾過天際，剎那間，沖擊波的狂飙席卷了無邊的戈壁灘。人們用肉眼看到了煙霧的變幻，先是橘紅，再是明黃，再是靛藍，再是柳綠，再是乳白，再是嫣紅，最後形成了一朵參天而立的巨大蘑菇雲。恐怖已極的原子彈竟是如此美麗。
之後，依靠金銀灘的二二一廠，中國又進行了十四次核爆炸試驗，完成了熱核彈頭的武器化過程。
永遠不要忘記我們的《政府聲明》：“中國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核武器是人制造的，人一定能消滅核武器。”
如果世界上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尤其是美國和俄羅斯這樣的核大國都能夠承諾并且堅決做到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那原子彈和氫彈之類的核武器不就變成一堆廢物了嗎？行走在中國第一個核武器研制基地的馬路上，我最大的願望便是：所有的研制都等于零，所有的爆炸試驗都不過是為了對付核威脅與核訛詐而做做樣子，所有的核武器——全世界的核武器最終都變成一堆廢物、一種古玩、一枚紀念品，一個被人遺忘的邪惡的咒語。
擁有自己的核武器，這曾是中國人的夢想，我們實現了；實現了以後，我們的夢想又變成了“全面禁止并徹底銷毀所有核武器”。這是一種更高層次的夢想，是從“有為”到“無為”的升華，是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就好比太陽，升起之後必然要降落；就好比登山，上去之後必然要下來；就好比旅游，到達之後必然要回歸。——這是我們的行為藝術，創造它的目的僅僅是為了徹底毀掉它；用途也許沒有，過程就是一切。
化劍為犁的信息出現在中國第一個核武器研制基地存在了三十年以後。
1987年6月，國務院、中央軍委決定，撤銷二二一廠。
1993年7月，經國務院和青海省人民政府批準，青海省海北州首府從門源縣浩門鎮遷往二二一廠。州府遷來後，此地被命名為西海鎮。
1995年5月15日新華社發布消息：“我國第一個核武器研制基地已全面退役。這個基地位于青海省，曾為我國研制第一顆原子彈和第一顆氫彈作出了歷史貢獻。”
1996年7月29日，中國政府宣布，中國暫停一切核試驗。
二二一廠終于成了全世界第一個退役的核武器研制基地。曾經被它的神秘堵擋在視域之外的我們，終于可以來到這裏，來到依舊纏綿在情歌裏的金銀灘，随便走走，随便看看，當然也可以随便唱唱了：
在那遙遠的地方，
有一座工廠，
人們經過了它的廠房，
誰也不敢留戀的張望。
邊走邊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