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章 勝利天平傾向越方
奠邊府戰役中負傷的法軍士兵
杜勒斯的游說與艾登的質疑
1954年4月10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飛往倫敦，協調美英兩國在印度支那問題上的立場。
約翰·福斯特·杜勒斯，1888年2月25日出身于美國首都華盛頓的一個牧師家庭，1905年考入普林斯頓大學。1907年，19歲的在校大學生杜勒斯被選中參加第二次國際海牙會議，因能說流利的法語而被委派擔任中國清朝政府代表團秘書，幫助處理禮儀問題和充當翻譯。杜勒斯由此初涉外交事務，也首次接觸了中國問題。随後，他到法國巴黎的索邦學院選修國際法。學成歸國，他成為一名律師。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杜勒斯接受軍職，是海軍上校，到戰時商業局就職，主管經濟方面的軍事情報。1918年，杜勒斯任美國代表團顧問前往巴黎參加和平會議。
20世紀20年代，杜勒斯再操律師職業，成了美國最著名的國際法律師之一。他同時擔任英國、法國政府的財政顧問，被列為世界上十個收入最高的律師之一。
1939年，杜勒斯寫的《戰争、和平與變革》出版。他在書中考察戰争的起源以及人們力圖避免戰争的種種努力，得出結論說，成功的辦法必須是能導致“和平演變”的辦法。這種觀點引起了美國上層政治界人士的關注。
1944年，杜勒斯出任紐約州州長。1945年4月至6月，他出席在舊金山召開的創建聯合國的大會，并被任命為美國代表團顧問。1949年7月，杜勒斯補缺出任國會參議院議員，專心從政。不久，他的又一部著作《戰争還是和平》問世。這部書集中顯示了杜勒斯極端反對共産主義的哲學和政治思想。該書将蘇聯樹為西方世界的頭號敵人，主張“遏制”蘇聯集團的進攻勢頭。
1953年1月21日，他被剛剛就職的總統艾森豪威爾任命為國務卿。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出身背景不同，經歷迥異，性格恰成對照，但杜勒斯深得總統信任。杜勒斯自謂對國際法作過潛心研究，大刀闊斧毫不逾規。出乎人們意料的是，他對總統保持絕對忠誠，自己凡作重要演說、重要會見，都在事先或及時地通報總統，讓總統作出最後決定。所以，人們常常疑問，美國的外交政策中有多少屬于杜勒斯，又有多少屬于艾森豪威爾呢？
杜勒斯是“冷戰”的積極鼓吹者，極力主張對蘇聯陣營采取一系列經濟封鎖、政治孤立等非武裝進攻的手段進行“遏制”。進入1954年之際，杜勒斯“大規模報複”的思想逐漸成形，主張在世界各地，只要有蘇聯攻勢的地方都應予以還擊，“使潛在的侵略者清楚地知道侵略将是得不償失的”。
在印度支那要不要使用武力？他比艾森豪威爾走得要遠，其觀點與“鷹派”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雷德福融成一體。
1954年4月11日晚，杜勒斯在美國駐英國大使館與艾登會談。
艾登胸有成竹。早在丘吉爾收到艾森豪威爾4月5日來信的那天，艾登即通知英國駐美國大使馬金斯，不得在關于英國是否參加“聯合行動”問題上發言。
艾登看出來，美國鷹派人物的出發點是，向中國發出戰争威脅會迫使它停止援越。艾登認為這種假設根本站不住腳。如果美國使用空軍介入奠邊府戰役，甚至轟炸中國南部的軍用機場，會取得某種威懾作用，但遠不足以迫使中國停止援越而是恰恰相反。艾登明确地認為，如果對中國的軍事威脅不起作用的話，“盟軍”将只有兩條路可走，要麽不光彩地不了了之，要麽就向中國發起戰争行動。
艾登認為：“對中國實施封鎖，或是轟炸中國的國內、國際交通線，這兩個方案美國政府都在考慮。但是英國三軍參謀長們的研究結果是，如果進行軍事幹預，如果和朝鮮戰争的情況進行比較，效果不會樂觀。相反，這樣做倒可能給中國一個很好的借口，使中國領導人援引中蘇友好條約，導致蘇聯的幹預，從而引發世界大戰。因此，絕不能把英國軍隊投入印度支那戰争，對中國進行戰争警告的時機也遠未成熟。英國如果能在日內瓦會議上促成談判，達成一項分治越南的協定，要比進行軍事幹預的結果好得多。”[1]
時任美國國務卿杜勒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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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艾登見面以後，杜勒斯告訴艾登，法國已經支持不住了，在政治上、軍事上都支持不住。如果印度支那一失，泰國會受到影響，然後是馬來西亞、緬甸、印度尼西亞。現在奠邊府戰役已經到了最後階段，美國軍方認為法國在奠邊府成功的機會很小，非軍事幹涉不能挽救危局。所以，美國特別殷切地希望英國支持美國的東南亞政策，積極參加拟議中的東南亞條約組織，并在其中發揮作用；此外，希望英國支持他對奠邊府戰場所持的态度和準備采取的軍事幹涉政策，與美國保持“聯合行動”的一致性。即，美國準備投入海、空軍力量對奠邊府越軍陣地進行大規模轟炸，英國最好能——即使是象征性的也好——也投入一部分空軍力量。
杜勒斯強調，這件事美國一家幹不行，必須要有兩個先決條件，一是法國給印度支那以真正的獨立，二是英國要加入進來。只要英國同意，美國國會就會同意總統在東南亞直接進行軍事幹涉。
艾登的答複依然溫文爾雅，說他還是懷疑，美國國會會同意在朝鮮剛剛停戰以後又派兵去越南動武。英國對東南亞條約組織有興趣，但并不認為所有的東南亞國家都會對此感興趣。比如說：印度、巴基斯坦、緬甸就未必參加東南亞條約組織。其二，他認為，一旦在奠邊府動武，使用了海、空軍，誰也不能保證就此能把戰争方式限制住而肯定不投入地面部隊。
艾登直率地說，軍事威脅無助于解決印支問題，毫無用處。他說：“我看不到有什麽樣的威懾能使中國忍辱負屈，放棄越盟。”因此，英國不能接受美國提出的組成美、英、法等國聯盟以解決印度支那問題的建議。至于在印度支那采取一致的軍事行動，英國就更不會考慮了。艾登進一步告訴杜勒斯，上面說的并不只是他個人的意見，而是本周初英國內閣會議的一致見解。會議認為，至少是目前，東西方之間的任何軍事對抗都應避免。
杜勒斯反複表明，他本人認為印度支那是個可以進行武裝幹涉的地方，他認為美國國會有可能授權總統使用空軍和海軍，甚至使用陸軍進入印度支那。
艾登說，他難以相信杜勒斯說的這兩點。相反，英國三軍參謀長都告訴他，僅向越南戰場投入空軍和海軍已經解決不了問題了。艾登強調，特別是公衆輿論認為，在日內瓦會議之前決不能使戰争升級。
1954年4月12日，杜勒斯和艾登繼續會談一天，于傍晚簽署了一份聯合聲明。杜勒斯終于說動英國更多地參與拟議中的東南亞條約組織的活動，“建立一個聯合防禦力量”。
杜勒斯于4月13日飛到巴黎。法國雖然急切地希望盡快解決印度支那問題，但對杜勒斯提出的結盟建議并不感興趣。法國內閣決定，是不是“結盟”要看日內瓦會議的結果。法國對英國能否參加“聯合行動”表示悲觀。
4月14日下午，杜勒斯和皮杜爾繼續會談。
杜勒斯游說英國對印度支那動武，自然引起了周恩來的注意。經過一番考量，周恩來決定将羅貴波的名字從出席日內瓦會議的中國代表團名單中勾去，以免會議橫生枝蔓。4月13日，周恩來打電話給李克農，最後磋商與會人選。周恩來告訴李克農，中央決定，羅貴波不參加日內瓦會議了。
4月14日，經毛澤東批準，中國駐蘇聯大使張聞天被任命為外交部副部長（仍兼駐蘇聯大使）。于是，為即将召開的日內瓦會議進行準備，就成了張聞天擔任外交部副部長以後的第一樁大事。
[1]Anthony Eden，Full Circle，Cassell，1960.p.104.
法軍補給難以為繼
這時，奠邊府盆地經歷了惡戰之後稍顯平靜。
武元甲命令：大致以機場跑道為界，第308師從西向東，第312師從東向西挖掘塹壕，逐步推進，最後切斷機場跑道。
德卡斯特裏要求河內增加空投。
從1954年4月中旬開始，一隊美軍飛行員介入了奠邊府戰役，24架美軍的C-119運輸機幾乎每天往返于河內和奠邊府之間空投物資，另有幾名美軍駕駛員駕駛B-26轟炸機轟炸了奠邊府的越軍陣地。這些美軍飛行員是以“平民”身份成建制地從臺灣調到越南戰場的。然而，他們确實是不折不扣的現役軍人。
由于成建制調動，這些美軍飛行員絕大多數不懂法語。而奠邊府法軍軍官中英語說得好的人也寥若晨星，這使得奠邊府戰場上法美雙方的語言溝通大成問題。飛到奠邊府上空的美軍飛行員聽不懂法軍戰場指揮官的調遣，只好按照地圖或是憑借自己的判斷實施空投。許多空投物資落到了越軍陣地上，引得德卡斯特裏大為光火，在電報裏一個勁地抱怨。
1954年4月12日中午12時，一名美軍飛行員駕駛着B-26轟炸機，居然朝着一個法軍防禦陣地連投五枚炸彈，将陣地摧毀。當時目睹這一情景的朗格萊心裏不由地湧上一股恐懼，叫苦不疊地以為，這是中國空軍參加戰鬥，幫助越軍來了！
陣地指揮官圖雷少校卻打來電話，抱怨說盟軍飛機把他的一個陣地炸毀了。朗格萊終于認出是美國飛機，驚魂稍定，在電話裏大叫一聲：“還好，那是自己人的飛機！”他心裏說：“要不是自己人的飛機，被毀的就不止是一個陣地了。”
同樣的故事在次日重演一回。4月13日下午14時25分，一架美軍轟炸機在奠邊府機場外圍投下炸彈，炸死法軍數人，還引爆了一千多發對守軍來說至為寶貴的105毫米榴彈炮炮彈；而另一架C-119運輸機則在奠邊府東部，把自己載來的全部榴彈炮炮彈送到了越軍陣地上。[1]
奠邊府的法軍坦克
這天，是奠邊府重圍中唯一的女性熱納維耶芙的29歲生日。這位姑娘進入奠邊府重圍的時候，只有一件外套、一條褲子，另外還有一支口紅。困境中的法國士兵沒有忘記應有的騎士風度，他們擠出了一個地下小掩體供女護士單獨使用。熱納維耶芙生日這天，朗格萊從自己的指揮所裏給熱納維耶芙拿來了一張床和一把椅子；士兵們送來降落傘縫成的簾布挂在潮濕的泥牆四周。自從來到奠邊府以後，熱納維耶芙幾乎都在地下醫院護理傷員。最讓她感到無法忍受的是，由于地下醫院狹小無法容納與日俱增的傷員，從4月中旬起，許多手腳還能動彈的傷員被搬上地面，直接暴露在越軍的炮火之下。[2]
1954年4月13日和14日是法軍的兩個空投高峰日，法軍飛機向奠邊府分別空投了217噸和229噸物資。這次補給使德卡斯特裏心中得到了一絲寬慰。可是，就在14日傍晚，法軍使用卡車和吉普車将當日空投食品集中到司令部附近準備分配的時候，一群越軍的炮彈飛來，落進了堆成了小山似的空投物資中，300公斤奶酪、700公斤茶水罐頭、700公斤咖啡罐頭、450公斤鹽、110公斤巧克力，還有5080份戰地食品袋化為了灰燼。
為了支持在奠邊府苦戰的部隊，納瓦爾和科尼反複強調，不惜一切代價向奠邊府空投。4月15日，法軍動用各型飛機，包括由美國空軍人員駕駛的運輸機，向奠邊府空投了250噸物資，相當于二戰中德國軍隊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中向被圍兵團一天的空投量。這250噸物資中約有一半落到了越軍控制地帶，另一半則使奠邊府法軍獲得了兩天的軍糧，以及可供五天之用的105毫米炮彈和可供六天之用的120毫米炮彈。
奠邊府東線的戰事稍顯平靜，西線機場以北H6高地再度成為會戰的中心。經過一段時間的厮殺，H6高地上的法軍約有200多人，由比劄爾上尉指揮。在擊退越軍的多次攻擊以後，高地上的彈藥和糧食尚可支持，但是飲水成了大問題。夏日正在臨近，浴血苦戰的守軍每人每天至少要喝半加侖（1加侖約等于4.546升）的水才能避免中暑。那麽H6高地上每天就需要100加侖的水，這些水完全仰仗軍工人員從奠邊府中心區運送。他們要在越軍炮火下行進三公裏才能到達H6高地。
1954年4月14日夜間，法軍一支50人的運水分隊被越軍炮火阻隔在機場南端達四小時之久，眼巴巴地望着他們面前一片200米的開闊地不能動彈。當他們歷盡艱辛終于在淩晨2時40分爬上H6高地以後，返回奠邊府腹地卻成了問題。朗格萊接到報告後不得不在機場兩側各發起一次連規模的佯攻，付出十多人的傷亡後才使H6高地上的運水隊撤了回來。
4月15日，H6高地上的飲用水又喝完了，朗格萊命令繼續向H6高地送水。
這天天明時分，從東向西掘進的第312師部隊把塹壕挖到了距離機場中心跑道僅僅20餘米的地方。第312師副師長光中親自來到前方陣地觀察情況，決心拿下跑道東側的“中心十字”地帶。根據他的命令，越軍調上了無後坐力炮，迅速摧毀了前方的法軍防禦陣地。
4月16日，中共中央軍委致電韋國清，認為在獨立高地和坂橋高地都已經被越軍控制的情況下，為了進一步壓迫法軍，縮小包圍圈，縮小法軍飛機的空投面積，應該組織精幹的小部隊将機場牢牢控制，或組織兵力迅速占領芒清防區以西據點，這樣即可直接向法軍的中心區進行攻擊。
法國內閣也在關心着奠邊府前線将士。一天前，內閣成員們讨論了奠邊府的局勢後通過一項決定——給置身奠邊府重圍中的法國軍官晉升一級軍階。德卡斯特裏上校升為準将，朗格萊升為上校，比雅爾成了中校，奠邊府的法軍上尉們都成了少校。
在奠邊府，軍階高的軍官把自己的原有軍銜标志交給新晉升的軍官。比雅爾對此苦笑着說：“他們（指政府）知道我們将在戰鬥中死去，因此最好給我們裝飾一下。”[3]
在奠邊府，只有德卡斯特裏的軍銜不好辦。身在河內的科尼把自己一年前佩戴的準将軍銜放進一個香槟酒瓶子裏，空投給了德卡斯特裏。但是空投沒有投準，準将軍銜落到越軍陣地上去了。
[1]Bernard B.Fall，Hell in A Very Small Place，The Siege of Dien Bien Phu，Published by Da Capo Press，Inc.Originally published：Philadelphia：Lippincott 1967，pp.241～242.
[2]〔加拿大〕邁克爾·麥克利爾：《越戰一萬天》，第57頁，成都出版社1990年10月版。
[3]〔加拿大〕邁克爾·麥克利爾：《越戰一萬天》，第60頁，成都出版社1990年10月版。
法軍放棄H6高地
在奠邊府，4月16日法軍向H6高地的送水行動變成了一場真正的死亡游行。60人的隊伍穿行于槍林彈雨之中，結果傷亡了54人，只剩下6名軍工人員将5只水箱送上了H6高地。法軍實際上已經失去使用人力向H6高地運送物資的能力。
朗格萊察覺，機場西側H1高地的局勢嚴重惡化了。越軍塹壕不僅從三個方面圍住了H1高地，還越過這個小高地直抵機場跑道邊，擋住了後勤供應人員前往H6高地的通道。這天晚上，又一支送水分隊在這條塹壕前受到越軍步兵阻擊，所幸越軍兵力單薄，越軍炮兵怕誤傷自己人又不敢打炮，反倒使送水分隊順利地爬上了H6高地。
看到珍貴的水送上了重圍中的H6高地，那裏的守軍欣喜若狂，大口大口地喝了一頓，并以水代酒，祝賀陣地主官比劄爾上尉晉升少校。
朗格萊聽到送水分隊到達H6高地的消息後卻沒有絲毫寬心。他計算了一下，過去一周裏，H6高地守軍傷亡慘重，要是加上送水分隊的損失，傷亡人數已經超過了在E1高地反擊戰中法軍的傷亡。盡管如此，機場北端實際上已被越軍切斷，H6高地孤懸敵後，難以再守了。
朗格萊決心撤出H6高地，這個想法得到了德卡斯特裏的批準。他立即向河內發電，請求派出空軍掩護H6高地撤退。
為從H6高地撤退，朗格萊準備了整整一天，決心在暗夜掩護下，由比雅爾指揮傘兵完成。偏偏是，17日夜色降臨後，越軍向E1高地發起了一次反擊。比雅爾将這股越軍擊退後，抽出兩輛坦克開往奠邊府西北投入解救H6的戰鬥。但是救援H6高地的法軍被越軍擋住，幾番接戰，不能突破。
向法軍陣地發起沖鋒的越軍戰士
眼看天色就要亮了，比雅爾感到一種絕望襲來，覺得救出H6高地法軍同胞的機會已失。他要身邊的一位少校操起無線電報話機告訴H6高地上的比劄爾少校，為救援H6高地盡了一切努力但是無效，現在請H6高地官兵自行突圍，出現任何結果都不會受到責備。在突圍時，H6高地上的官兵可以遺棄傷員，甚至可以在失去戰鬥力的時候向越軍投降。
倒是比劄爾還沒有完全失去信心。他向比雅爾報告，H6高地守軍決計在上午8時突圍，突圍分隊将不得不遺棄傷員和所有重武器，用手榴彈撕開突破口，向南與援軍會合。
天亮了，奠邊府盆地又飄起晨霧，給H6高地法軍的突圍帶來了有利條件。一名已經負傷的法軍士兵甘策爾自願持沖鋒槍斷後，其餘士兵在身上挂足手榴彈，悄悄地朝越軍爬去。為了不被自己投出的手榴彈片擊傷，這些士兵中的大多數人用繃帶包裹泥土塞入衣內的前胸後背。他們一直爬到距離越軍塹壕30米的地方才停下來。
一場短促突擊開始了。發現了法軍突圍意圖的越軍戰士大叫：“放下武器，投降！”法軍士兵朝着當面的越軍投出手榴彈，緊随着未散的硝煙往外沖。斷後的士兵甘策爾操起沖鋒槍猛掃，打開了突破口，但幾分鐘後他被打倒在地。大部分法軍一邊投手榴彈，一邊直起身子朝南猛沖。越軍的子彈暴雨般潑了過來，将一個又一個法軍士兵撂倒在地上。
從H6高地沖下來的法軍什麽都不顧了。他們不再停頓，也不顧眼前的傷亡，直直地沖下山、沖過還鋪着鋼板的機場開闊地，直奔接應的戰友而來。這些滿身帶血的士兵終于和比雅爾的隊伍會合了。
H6高地上的血戰結束了。1954年4月18日上午10時40分，在機場南端一個小土包後清點人數的比劄爾少校實在不願意相信自己的眼睛：在H6高地守衛戰中，法軍共陣亡106人，傷49人，79人失蹤，只有30多人沖了出來。[1]
H6高地一失，奠邊府機場北端的三分之一被越軍控制，整個機場處在越軍直瞄火力的威脅之下。最為嚴峻的是，H6剛剛經歷過的命運又要由機場跑道腰間西側的H1高地來承擔了。H1高地被越軍團團包圍，守軍無水可飲，連吃飯都成了問題。
[1]John Prados，The Sky Would Fall：Operation Vulture：the US bombing mission in Indochina 1954，New York，1983.p.140.
奠邊府守軍大勢已去
機場北部的戰鬥使越軍總部信心大增。1954年4月19日，越南勞動黨政治局在中央根據地舉行會議，決議堅決殲滅奠邊府法軍集群據點。決議指出：“為了保證勝利，
我軍以前只主張牽制住這些據點群的敵人主力，在對我軍有利的地方來進攻敵人。但是現在由于時勢的迫切需要和客觀條件的許可，我軍可以用攻堅戰來消滅一個相當集中的敵軍據點群。黨中央向全黨全民解釋奠邊府戰役的情況，使大家明确認識到，奠邊府戰役對于印度支那的軍事和政治形勢，對于我軍的成長，對于保衛世界和平，具有一個極其重大的歷史意義。因此，我們必須堅決地奪取這個戰役的全面勝利。”[1]
奠邊府戰役中負傷的法軍士兵
在奠邊府戰場，越軍高射炮兵越打技藝越精，4月19日至20日，飛到了奠邊府上空的法國和美國飛行員紛紛拒絕降低飛行高度空投，使得奠邊府得到的補給大大減少了。
4月20日中午，越軍第312師第209團一個士兵向E1高地上的法軍投降後供出，東部高地大血戰之後，第312師補充了新兵。現在面臨的困難是，新兵缺乏訓練，因為41號公路被法軍的轟炸所困擾，再加上雨水，越軍的後勤供應甚為困難。但是第209團政委向戰士們宣布，不管有多少困難，損失再大也要打下奠邊府。
投降的越軍士兵還說出一個讓重圍中的法軍慌亂的消息：中國顧問攜帶新的37毫米高射炮來到了奠邊府，這些中國顧問身着與越軍一樣的衣服。
其實，這個投降者說錯了，剛剛來到了奠邊府前線的不是中國的高射炮，而是讓法軍更為擔憂的大炮——中國新近研制的六管火箭炮。它仿制蘇聯的“喀秋莎”，在中國的天府之國四川問世，最先裝備的一個火箭炮連就由該兵工廠的研制人員護送，日夜兼程趕到奠邊府，這也是中國制造的火箭炮第一次進入戰場。這個火箭炮連來到奠邊府後，由第312師中國顧問董仁負責指揮。[2]
勝負的天平正傾向越軍。1954年4月16日，美國副總統尼克松參加美國報業編輯協會午餐會并講話說：“越南人[3]缺乏控制這場戰争的能力，他們連自己也控制不了。如果法國從那裏撤軍的話，不出一個月，越南就會落到共産黨的手裏。”尼克松認為，要訓練南越自己的軍隊需要時間，遠水解不了近渴，“那麽怎麽辦呢？第一，這個問題不僅僅是一個物資的問題。情況已經和四個月前不同了，現在需要更多的軍隊在那裏戰鬥。問題是這些軍人從哪裏來？法國已經不行了，他們已經厭倦了這場戰争，就像我們在朝鮮一樣。”尼克松指出，美國應該參加日內瓦會議，從此正式參與印度支那事務。
能否動用軍隊呢？尼克松說：“公衆認為美國不會向那裏派遣軍隊。但是，如果政府認為派遣軍隊不可避免的話，政府将正視現實，派遣軍隊。”
這個講話立刻掀起軒然大波，國會議員紛紛提出質詢。4月17日，正在佐治亞州的艾森豪威爾告訴他的新聞秘書哈格蒂，與副國務卿史密斯聯系，讓他向尼克松傳話：副總統無權這樣表态。[4]
4月19日，新華社宣布，國家主席毛澤東任命周恩來為出席日內瓦會議的中國代表團首席代表，張聞天、王稼祥、李克農為代表。
這天下午4時50分，周恩來在中南海西花廳接見印度駐中國大使賴嘉文，闡明中國對亞洲形勢和對日內瓦會議的看法。
周恩來說，日內瓦會議是不應該失敗的，但是現在美國顯然要阻撓日內瓦會議達成任何協議，特別是美國正在威脅法國，使法國不能就印度支那問題與東方陣營達成協議。
周恩來說，朝鮮總是一個僵局，要再打起來是不容易的，因此美國必須另外找一個有熱戰的地方，那就是印度支那。假如印度支那戰争能夠停火，假如能夠恢複印度支那的和平，那麽美國再也不能在亞洲找到制造戰争的借口了。因此，美國的目标就是要避免印度支那戰争停火，要阻撓日內瓦會議就此達成協議。
周恩來的判斷是：美國政府要壓迫法國，杜勒斯的“聯合行動”也是針對法國的。美國害怕印度支那的交戰雙方達成協議。但是，在法國，就是在議會中，和平的呼聲也是很強大的。所以，除了杜勒斯以外，尼克松也要出來說話。周恩來說，假若法國的軍隊撤離印度支那，美國的軍隊就要進去。美國的中心目标是中東和近東，它要利用印度支那問題來挑起更大的陰謀。
周恩來希望印度大使将他的話轉告印度的尼赫魯總理，希望印度在印度支那問題上發揮積極作用。[5]
送別中、越代表團時，鄧小平與胡志明在機場合影
周恩來順利完成了對日內瓦會議進行的準備工作，4月20日，率中國代表團，并偕同胡志明、範文同率領的越南代表團一起飛離北京，轉道莫斯科去日內瓦。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董必武、陳雲、鄧小平、郭沫若、胡耀邦、鄧穎超、黃炎培到機場送行。
[1]黃铮：《胡志明與中國》，第136頁，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4月版。
[2]1993年9月7日，作者在北京訪問董仁。
[3]指保大政權。
[4]Hell In a Very Small Place.p.260.
[5]《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1949～1975》，第58頁，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年3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