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章 戰場風雲與日內瓦會議
奠邊府法軍最高指揮官德卡斯特裏（中）陪同法國國防部部長普利文（左）、法軍總參謀長埃利将軍視察陣地
“亞特蘭大行動”與美軍顧問
越軍第308師進入老撾之前，納瓦爾已着手實踐他對科尼許下的諾言，于1954年1月20日發起“亞特蘭大行動”。法國遠征軍集中了15個營從位于北緯12度線稍北的芽莊出發，沿海岸線向北掃蕩。戰鬥發起當日，法軍還以一支艦艇運載步兵在越軍側後的綏和登陸，意在對該地域內的越軍進行南北夾擊。
然而，構成這次“亞特蘭大行動”主體的卻是保大政權軍，他們大部分是征召入伍不久的農民，訓練極差，“掃蕩”起來走走停停，狐疑不決，一副喪氣挨打的樣子。到後來，連納瓦爾也不得不承認這支軍隊根本打不了大仗。2月中旬，“亞特蘭大行動”虎頭蛇尾，無疾而終。
越軍南方部隊司令部只以游擊隊騷擾執行“亞特蘭大行動”的法軍，将主力部隊調往西原戰場——越南南方中部高原。1月26日，越軍開始攻擊西原重鎮昆嵩以北的法軍據點。28日，越軍襲擊了波來古市。戰鬥持續到2月5日，越軍占領昆嵩，将法軍在西原的防禦體系分割成兩段。随後，越軍以2個團的兵力合圍了波來古法軍。雙方你來我往，越軍始終保持主動。為解波來古困境，納瓦爾在3月初調去三個營兵力。越軍迅速撤去，新到的三個營連越軍主力的影子都沒有摸到。[1]
越軍在各地的攻勢迫使法軍一再分散機動兵力。1953年雨季結束時，法國遠征軍的機動兵力曾達44個營，但到1954年2月，只剩20個營了，對付文進勇的第320師和地方游擊隊都顯不出寬裕。
就在納瓦爾對印度支那戰局感到有幾分迷惑的當口，倒是旁觀者清。1954年2月4日，駐西貢的美國軍事顧問團向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送出一個秘密報告，以悲觀的态度闡述了對目前軍事态勢的看法。報告從“納瓦爾計劃”談起，馬上切入正題——奠邊府：
納瓦爾計劃的一開始很順利，毫無疑問，納瓦爾正在遵循沙朗之所為采用保守的戰略戰術。現行的戰役計劃不過是1953年3月“勒圖爾納計劃”略作修改之後的翻版。
奠邊府是又一個那産，但它對贏得戰争幾乎是無足輕重的。在越南西北，越盟部隊仍保持主動。越軍部分兵力已經越過奠邊府築壘區域向琅勃拉邦挺進，迫使法軍進一步分散其機動力量。
在奠邊府，法軍數千精銳部隊以及大部分空運力量被牢牢拖住了。除非越盟愚蠢至極，貿然向集群築壘的奠邊府發起一場斷無成功希望的進攻，使法軍抓住機會向越軍實施突然的前後夾擊，奠邊府是不會有多大作為的。
越軍以主力部隊開往越南西部，顯然已無足夠力量保護他們在紅河三角洲以北的根據地。但是，由于機動兵力分散在整個印度支那，納瓦爾也無法利用這個機會在此關鍵地區發起主動進攻。
就印度支那戰場的總兵力來說，法方比起越軍主力仍擁有二比一的優勢，并在戰略運輸和裝備上占有壓倒優勢，但是法方在印度支那的戰略仍然是防禦性的。
奠邊府已經用完了空運去的2300噸鐵絲網，納瓦爾還在要求我們使用C-119運輸機再運500噸。目前奠邊府外圍的巡邏線已被大大壓縮，只能應付陣地防禦的需求了。法軍确曾增強了機動能力，但是現在他們又像一年前在沙朗指揮下那樣分散到了整個印度支那。法軍的戰術行動多半是為了阻止越軍的攻勢，或是為了實施掃蕩，短暫地趕走越盟的地方武裝。
顯然，在越美國軍事顧問認為，奠邊府戰區态勢不妙，暗含危機，看不出前景何在。
一批批美軍顧問來到奠邊府視察
此事說來話長。以布林克将軍為首的美國軍事顧問團甚至先韋國清一步來到越南。但是，這兩個軍事顧問團在越法戰争期間所起的作用卻完全不同。除了人事安排以外，以韋國清為首的中國軍事顧問團協助越軍總軍委全面處理軍事問題，尤其在戰略、戰役決策和指揮，以及後勤保障、政治工作、部隊編制等方面負有重要的職責，韋國清經常和羅貴波一起列席越南勞動黨中央政治局會議，參與重大決策。
Advertisement
美國軍事顧問團主要負責後勤軍援和武器訓練方面的事務，法國遠征軍司令部堅決地拒絕他們參與軍事參謀。在指揮權方面，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法國特別敏感，跟美國人站在一起時尤其如此。此事一開頭倒還沒什麽，可是随着美援的增加，随着美軍顧問對印度支那戰争局勢的不斷了解，同時也因為法軍吃的敗仗越來越多，美軍顧問要求介入印度支那事務的呼聲日益增強了。
布林克将軍任滿離去，讓接任的托馬斯·特拉普內爾最不能忍受的是，法國遠征軍司令部總是不能及時地向他們通報印度支那戰況，送給美國軍事顧問團的情報都經過挑選。有時候，這種經過了挑選的情報不是直接送到西貢的美軍顧問團，而是先送到巴黎，由法國國防部再送到美國大使館武官處。想到這裏，特拉普內爾将軍心裏隐約有一種被輕視了的感覺。不滿情緒也由此而被激發。
在這份報告裏，特拉普內爾對法國遠征軍的不滿一覽無餘：
在各個戰略要點，在紅河三角洲周邊，外圍巡邏已不能正常執行。法軍不願主動地與越軍保持接觸，毋寧說，他們是在等着越軍前來進攻。法軍采取攻勢行動總是穩字當頭，缺乏想象力，戰役目标也很有限。除非法軍已構築好陣地，或出現絕好的機會，法軍總是避免與越軍主力接戰。
令人費解的是，納瓦爾未能在中寮與越盟軍隊堅決作戰。面對毫無空中運輸能力、遠離後方根據地200公裏之遙，完全倚仗苦力運送糧食而進至中寮的6個營越軍，法軍方面有20個營，并且配有火炮和空中支援，此外還能得到傘兵的增援，法軍卻未能抓住機會決定性地擊敗越軍，反倒讓越軍擴展了地盤，直接威脅從巴色到沙灣拿吉的廣闊戰場。現在可以肯定的是，越軍的意圖是在當地長久地拖住大量法軍部隊。
在過去一年中，紅河三角洲地區的戰局無顯著變化。但是，由越南（保大）政權軍控制的越南中部地區的局勢最近惡化了。
在過去一年中，對越南（保大）政權軍的野戰訓練與心理戰訓練幾乎沒有什麽進展。可以設想，納瓦爾已經接到本國政府的指令，在印度支那戰争中盡可能減少傷亡，努力改善自己的态勢以迎接最終将要出現的談判。在另一方面，越盟則進行着一場似乎不帶來重大軍事勝利的消耗戰。他們顯然認為時間對他們有利，法國和美國的公衆輿論将迫使政府進行有利于越方的談判。
不在此地與法軍人士日常接觸則幾乎想象不到，法軍參謀人員的思維和做法老式得就像1935～1939年的戰前時期那樣。一方面，納瓦爾要求美國軍援卻又希望美方不加監察，另一方面，納瓦爾的參謀人員缺乏某種能力，以正确地掌握美國提供的裝備。如果美國繼續進行援助而不加以日常監督，勢必浪費無可計數的美元。
法軍參謀人員通常缺乏協作精神，也沒有跡象表明他們制訂了長期的周密計劃。令人震驚的例子是，他們不斷要求美國增援更多的飛機，卻不去充分利用自己已有的飛機。法方幾乎認為，只要增援大量新式武器，如重型轟炸機、炮觀雷達等，他們就可以控制局勢，也就無須投入更多的人力。他們的計劃完全忽視了操作、維修、儲存諸如此類的問題。
在越南的軍事顧問們的一致意見是，對印度支那軍事勝利的最大制約因素是法國遠征軍缺乏本國政府的有力支持，缺乏足夠的訓練和軍事參謀人員，缺乏主動進攻的心理，即便是美國援助以大量物資和新式裝備也不能予以彌補。[2]
在華盛頓，艾森豪威爾憑着一位将軍的本能，從一開始就覺得法軍倉促占領奠邊府不是一着好棋。現在，幾個月過去了，奠邊府局勢的發展似乎證實了他的預感。
華盛頓與印度支那有整整12個小時時差，東邊是半夜的時候，華盛頓時當正午。艾森豪威爾在2月10日上午舉行記者招待會的時候，一個記者站起來問艾森豪威爾，怎樣看待奠邊府地區嚴峻的軍事形勢？
艾森豪威爾回答：“把美國在那個地區卷入熱戰，我比誰都更激烈地反對。因此，我命令采取一切步驟，其目的都是，只要有可能的話，使我國不卷入。”
一位記者接着問道：“總統先生，你這句話能否理解為，不管印度支那戰事怎樣發展，你決心不卷入或者不是更深地卷入戰争呢？”
艾森豪威爾說：“如果美國現在在任何地區中深深地卷入一場全面的戰争，我看就是沒有比這更大的美國悲劇，特別是如果要用上大部隊作戰。”[3]
[1]Phillip B.Davidson，Vietnam at War，the History，1946～1975，published by Novato，Calif.Presidio，1988.pp.212～213.
[2]1992年5～7月，作者在美國國家檔案館閱讀該館所藏美國國務院關于1954年日內瓦會議的檔案。
[3]威廉·曼徹斯特：《光榮與夢想》，下卷第692頁，海南出版社2004年3月版。
奠邊府外圍攻防戰
1954年2月，圍困奠邊府的越軍轉而采取防守态勢。
越軍第308師打到老撾去了，一直等着越軍進攻的德卡斯特裏松了一口氣。納瓦爾則接連電示，要德卡斯特裏迅速查清越軍在奠邊府周圍的兵力現狀。
審時度勢，德卡斯特裏決定，在奠邊府盆地中的法軍主動出擊，改善防禦态勢，尋殲敵人的炮兵。向奠邊府外圍出擊的戰鬥主要由朗格萊指揮。1月31日，法軍以興蘭高地為基地，向北搜索前進。
越軍火炮陣地受到了威脅。當夜，武元甲批準幾門大炮向奠邊府機場轟擊，奠邊府首次響起了越軍105毫米榴彈炮和75毫米山炮的吼聲。
在興蘭高地以北的山巒中，戰鬥發展至團規模。
1954年2月1日上午，法軍兩個營從獨立高地前出，随後以一個營掩護，一個泰族營向獨立高地以北約800米的633高地進攻。法軍已經判明，這個高地上有越軍的炮兵觀察哨。
其實，越軍觀察兵剛剛撤走，換上了一個排步兵。633高地是正在撤退的越軍炮兵的第一道屏障，越軍前指命令堅守陣地，保障炮兵安全。在過去幾天裏，633高地上的32名戰士已挖出若幹條隐蔽的戰壕。
上午，戰鬥打響，633高地上的越軍擊退了敵人的四次進攻。親歷戰鬥的越軍排長陳度戰後撰文回憶：“敵人第四次沖擊在山溝裏激烈地展開，使我方受到嚴重的損失。他們利用山溝沖進了我軍陣地的空白地帶。副連長已經把剩下的力量，包括三名情報人員、一名通訊員和一名衛生員全部投入戰鬥。”越軍戰士浴血奮戰，副連長範掌戰死疆場，活着的戰士把手榴彈一個接一個地朝敵人投去，終于将敵人打退。
下午，法軍卷土重來，已傷亡12人的越軍在排長陳度指揮下，居高臨下，戰鬥持續到晚霞飛騰。天色向晚，越軍以陣亡12人、大部分人負傷的代價守住了陣地。[1]
633高地血戰強烈地震撼了奠邊府法軍，也強烈地震撼了科尼。次日，科尼接到納瓦爾來電詢問，由于越軍第308師進入老撾，奠邊府法軍可否減至九個，甚至六個營？讀了這份電報，科尼勃然大怒。他堅決反對納瓦爾的意見，毫不客氣地指出，雖然第308師走了，留在奠邊府的越軍至少還比法軍多出一倍。[2]
越軍占領着奠邊府外圍山巒，讓法軍如同芒刺在背。2月6日，朗格萊指揮兩個營兵力向奠邊府盆地東邊的754和781高地進攻，并在中午占領了這兩個高地。但是，越軍于午後進行猛烈反擊，又把法軍趕下山頂。在這天的戰鬥中法方共有93人陣亡。五天後，在這次戰鬥中受重傷的一位摩洛哥連長在醫院中死去。
2月10日，朗格萊指揮法軍再次向獨立高地以北約1000米處的幾個山頭進攻。當進攻者沖到距離山頭不遠處的時候，受到越軍步兵火力壓制。法軍呼喚炮火轟擊越軍陣地。誰知一排法軍炮彈從身後飛來的時候落到了自己的散兵線上，15名阿爾及利亞士兵當場陣亡，在這個山頭的戰鬥中化為青煙，飄散得無影無蹤。
2月13日，法軍的出擊戰發展到前所未有的規模。在轟炸機配合下，朗格萊指揮精銳的歐洲籍傘兵營打頭陣，共三個營向東面的山地突擊。這次法軍攻擊得手，一口氣連下四個高地，還用炸藥和火焰噴射器将高地上的越軍掩體全部破壞。
法軍在清掃奠邊府外圍的戰鬥中
越軍第316師奉命反擊，法軍立足不穩，被從山上壓了下來。越軍奪回陣地。[3]
向外圍突擊、試圖摧毀越軍火炮陣地的戰鬥使德卡斯特裏付出了高昂代價。根據戰場統計，從11月20日法軍空降奠邊府以後至2月15日，法軍共傷亡了32名軍官、96名代理軍官、836名士兵，約占奠邊府法軍總兵力的十分之一，即整整丢了一個營士兵和兩個營的軍官。
衡量輕重，科尼于2月17日決定，将奠邊府大規模清掃外圍的戰鬥改為小規模的“偵察性突擊”。迫使他作此決定的另一個原因是，由于越軍在其他戰場的攻勢，河內不得不減少對奠邊府的彈藥供應，德卡斯特裏想要大打也打不下去了。
1954年2月，奠邊府外圍的中小規模戰鬥此起彼伏，法國和美國、英國高級官員視察奠邊府的人流則出現高潮。
1954年1月底，第308師突然插入老撾，是納瓦爾沒有想到的。納瓦爾和參謀人員的判斷是，武元甲認定自己沒有力量進攻奠邊府，因此改變了戰役企圖。但是科尼察覺了越軍的真實意圖，向德卡斯特裏發電提醒說，第308師的意圖可能是牽制法軍，他們是要回奠邊府的。
[1]陳度：《在633制高點上》，見《奠邊府戰役回憶錄》第1集 第47～70頁，作家出版社1965年版。
[2]Bernard B.Fall，Hell in A Very Small Place，The Siege of Dien Bien Phu，Published by Da Capores，Inc.Originally published by Philadelphia：Lippincott 1967.p.81.
[3]Rene Julliard，The Battle of Dien bien phu，published in 1963.Translated by Robert Baldick.Published in New York，1965.
法軍失去拯救奠邊府最後時機
1954年2月7日，法國國防部長普利文在總參謀長埃利将軍陪同下飛往越南。普利文被授予全權，最後确定奠邊府戰役的地位問題。
8日，普利文到達西貢再一次和納瓦爾會商。納瓦爾仍然表示樂觀，認為越軍放棄進攻奠邊府而進入老撾是因為奠邊府太強大了，他們打不動。奠邊府集群據點的建立至少使越軍進攻老撾的時間推遲了兩個月。
随行的法軍空軍參謀長皮埃爾·弗賴伊将軍問納瓦爾，随着雨季的到來，處在低窪地勢中的奠邊府工事會不會泡在雨水裏？納瓦爾沒有想到這個問題，施了個緩兵之計說，我以後再給你答案。
15日，普利文一行飛赴越北。
普利文走後的2月18日，納瓦爾接到科尼轉來一份被破譯的越軍電報，該電要求增加向奠邊府前線的彈藥運輸量。法軍還在一名越軍戰俘身上繳獲了一張标有奠邊府越軍炮兵陣地位置的示意圖。科尼報告，已請有朝鮮戰場經驗的美國飛行員用彩色和黑白膠卷拍攝了奠邊府地面照片，可是炮兵專家并沒有在照片上發現越軍炮兵陣地。
納瓦爾的副參謀長貝特爾為此直接提醒皮羅斯：“要是越軍也像中國軍隊在朝鮮作戰那樣把炮藏在地下掩體裏，對我們進行直瞄射擊，那可就麻煩了。”
19日午後，普利文飛抵奠邊府。當德卡斯特裏朝他們走來時，普利文大聲說：“你一定知道，整個法國都在注視着你。”
聽罷德卡斯特裏的戰場解說，幾乎所有随行将軍都表示了或多或少的樂觀，只有空軍參謀長弗賴伊沉默不言。普利文轉身征詢他的意見，沒想到弗賴伊回答說：“部長先生，在此看到的一切都使我得以肯定自己的想法，并不得不向您直言：從我的職責出發，我們應該奉勸納瓦爾将軍利用越軍的猶豫和他目前可以充分利用的兩個機場，盡其可能将全部兵力從這裏撤走。空軍一定為此盡力。”
奠邊府法軍最高指揮官德卡斯特裏（中）陪同法國國防部部長普利文（左）、法軍總參謀長埃利将軍視察陣地
這句話使普利文吓了一跳，但空軍參謀長沒有進一步闡述自己的想法。在飛返河內的飛機上，普利文和埃利交換意見，埃利認為情況似乎還在向好的方向發展，要是從奠邊府撤軍，就等于說，以前全做錯了。埃利明确表示，奠邊府陣地是堅固的。
19日當晚，普利文一行回到西貢。法國高級官員舉行了秘密會議。納瓦爾在會議上激烈地堅持在奠邊府作戰的主張，逐一反駁不同意見。最後他對空軍參謀長弗賴伊說：“奠邊府是反複思考後的選擇，那是為了贏得戰争的勝利。”
當此之時，57歲的埃利總參謀長的意見具有一言九鼎的意義，沒想到埃利模棱兩可地對納瓦爾的勇氣大大稱贊了一番。聽他的意思，埃利似乎支持在奠邊府與越軍決戰。會議形成的最後意見是，法軍有能力在奠邊府與越軍會戰，不必考慮立即撤出奠邊府的問題。
空軍參謀長弗賴伊失去了繼續堅持自己主張的勇氣，反而在會後私下對納瓦爾說：“我向您保證，空軍将盡到自己的職責，給予您所有可能的支持。”這番表态使納瓦爾大大地松了一口氣。
一次挽救奠邊府法軍命運的機會悄悄滑過去了。根據會議的結論，普利文起草了向內閣的報告，認為目前在印度支那戰場上法越兩軍戰成均勢，越軍一時間還無法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以改變戰場現狀。另一方面，只要中國不給予越軍以直接的軍事援助特別是空軍支援，法軍的情況就不會迅速惡化。但是，普利文指出，事情不會一成不變，法國方面要保持現狀的話必然要付出日益增加的傷亡，法國遠征軍的後備力量快要用盡，士氣越來越低落。
普利文專門提出了中國援助越南的問題，他在報告中指出，中國的援助使越軍軍事素質不斷提高，法軍在印度支那卷入了一場看不到盡頭的戰争。即使法軍在奠邊府作戰中挫敗越軍，也不會導致印度支那的和平而只會使戰争延期。[1]
讓普利文感到比較滿意的倒是保大政權軍隊，截至1954年元旦，保大軍隊總兵力已發展到21萬人，共有160個營。普利文指出，法國急需與保大政權談判，促使他們承擔更多的戰争責任。
普利文的結論是，在未來日內瓦會議上，法國要盡一切可能尋求談判機會以結束戰争。而在奠邊府戰場上，法軍力量尚可支持。
普利文的視野顯然比納瓦爾來得寬闊，因為正是在這個時刻，陷入冷戰的東西雙方，很快就要聚會瑞士名城日內瓦，坐到談判桌邊上，開始舉世矚目的日內瓦會議。
[1]Philippe Devillers and Jean lacouture，End of A War，Published in France in 1960.Translated by Alexander Lieven and Adam Roberts，Published in USA in 1969.p.41.
日內瓦會議的前奏
奠邊府戰役是日內瓦會議的推進劑。日內瓦會議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三大國會議”發展而來的。
1951年10月，77歲的老政治家丘吉爾重新當選英國首相，提出了西方“三大國會議”的設想，以協調美國、英國和法國的立場。後來這西方三國發現，幾乎所有的世界重要問題還得和蘇聯談判，“四大國會議”的提議也就時隐時現。蘇聯外長莫洛托夫針鋒相對地反複提出，舉行四大國會議還不夠，應該加上新中國。對此，正在朝鮮和中國志願軍激戰的美國堅決反對。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後，丘吉爾發表講話，主張于5月或6月舉行“四大國”最高級會談，會見蘇聯新領導人。1953年6月23日，剛剛舉行了歡迎意大利總理的宴會，并在宴會上發表了一段講話的丘吉爾，一來到客廳中坐下就輕度中風，左半邊身體不聽使喚，原先的提議只好暫且按下不表。當年秋天，丘吉爾的身體基本恢複，再次建議舉行美、法、英三國首腦會議。
開始，法國對三大國、四大國乃至五大國會議都不怎麽感興趣，一個重要原因是法國總理沒有在第二次世界戰争期間參加大國會議的經歷，對大國首腦會議有陌生感。法國的冷淡致使丘吉爾的建議幾乎擱淺。
沒想到蘇聯卻積極了。1953年11月下旬，蘇聯提議于1954年1月在柏林舉行四大國外長會議，讨論歐洲問題。同時，蘇聯還建議舉行一次國際會議來讨論遠東問題，其中包括印度支那和平問題。也就在這時，胡志明答瑞典記者問發表在瑞典《新聞快報》上。東方在印度支那和平問題上鋪了一塊臺階，下一步就要看西方願不願走上去。
原來，蘇聯最高領導人斯大林逝世後，特別是1953年7月27日朝鮮停戰協定簽字以後，蘇中兩國就和平解決亞洲兩大戰場的問題達成一致。蘇聯新領導馬林科夫和赫魯曉夫積極主張通過停止進攻與和平談判的方式來停止戰争，與西方進行經濟競賽。
即将開幕的日內瓦會議，中蘇朝越組成東方陣營。圖為周恩來（左三）和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左二）、朝鮮外相南日（左一），以及越南代外長範文同合影
著名法國實業家貝爾納·德普拉斯于1953年6月訪問了北京。中方向他提出，中國願意和法國改善關系，願意通過和平的方式解決印度支那問題，前提是尊重印度支那半島人民要求國家獨立的願望。中國特別指出，停止戰争，比在目前情況下讨論實現中法關系正常化還要急迫和重要。[1]
法國政府也在尋找通過談判解決印度支那問題的機會，所以，到1953年11月底，法國對四大國乃至五大國會議的态度出現了180度轉彎，響應莫洛托夫的建議，表示願意參加拟議中的柏林會議。法國還向美、英通報了自己的打算，并且希望先召開一個西方三國首腦會議，協調立場。
美、英兩國首腦這時完全明白，法國希望通過談判來解決印度支那問題。英國也有此意，美國不得不作出讓步，“四大國會議”于1954年1月25日在柏林舉行，這是當年的四大同盟國外長在戰後第一次坐到同一個會議桌旁。法國為會議進行了緊張準備，其中包括納瓦爾在1月20日集中15個營在越南南方發起的掃蕩，即“亞特蘭大行動”，無非是希望為會議提供些籌碼。
會議首先在讨論德國問題時陷入了困境。東西方立場相距甚遠，結果與會者索性談起了亞洲問題。這正是法國巴望不得的。
蘇聯外長莫洛托夫發言，主張在讨論遠東問題的大國會議必須邀請中國參加，法國外長皮杜爾表示沒有意見，而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卻明确表示反對。
會議出現僵局。28日，皮杜爾再也忍不住了，發言說：“法國政府希望盡一切可能在一切地方恢複和平，因此法國毫不猶豫地宣布，從現在起，法國政府每時每刻都準備抓住每一個機會和聯邦共和國（即印度支那三國）一道，通過協商，在印度支那實現和平……因此，任何一個可能帶來進展、最後帶來和平的會談都是值得歡迎的。”他在會下還說，法國願意和任何願意解決亞洲争端的國家談判。[2]
1954年2月6日，杜勒斯發表模棱兩可的聲明說：在任何情況下，美國政府都不會同意舉行五大國會議，特別是其中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內的五大國會談來決定世界命運。但是杜勒斯話題一轉又說，他準備就具體問題進行談判，同意在讨論朝鮮問題時必須邀請中國和北、南朝鮮的代表參加。因此，只要中國表示願意解決亞洲問題，會議發起國就會确定會議的地點和日期。
美國的立場出現了松動。
皮杜爾再次向蘇聯外長表示，法國願意同中國接觸，促進印度支那問題的解決，希望把印度支那問題列入日內瓦會議的議程。
蘇聯向法國轉達中國的意見：中國願意為和平解決印度支那問題而努力，但中國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因為印度支那戰争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就已經持續了很久。
在2月11日的會議上，法國外長建議，讨論朝鮮問題的會議于4月15日在日內瓦舉行，然後在朝鮮問題取得積極成果的基礎上舉行關于印度支那問題的會議。
柏林會議終于取得一致的意見，1954年2月18日，美、英、法和蘇聯發表會議公報，宣布将于4月26日在瑞士日內瓦舉行會議，讨論朝鮮問題。日內瓦會議“還要讨論恢複印度支那和平問題，屆時将邀請蘇聯、美國、法國、英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他有關國家的代表參加。在取得諒解之後，無論是邀請參加上述會議或舉行上述會議，都不得被認為含有在任何未予外交承認之情況下予以外交承認之意”。[3]
四國公報發表以後，蘇聯力主中國不但應該參加日內瓦會議，還應在會議上發揮積極作用。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同意蘇方意見。他們認為，中國參加日內瓦會議有好處，這将是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朝鮮戰争爆發後中國第一次出席舉世矚目的大國會議，非常有利于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會談談好了，可以解決若幹實際問題；即使沒有談成，也可在國際講臺上宣傳中國的主張。
1954年3月2日，中共中央致電越南黨中央，希望越方組織越、寮（老撾）、高棉（柬埔寨）出席會議的代表團，着手拟訂談判方案。在這份電報中，中方提出了一個未雨綢缪的見識：“如果提出停火就要有一條界線。這條線畫在什麽緯度于越方有利，也能使對方能夠接受，要慎重考慮。我們認為這條線能越往南畫越好。北緯16度線似可作為方案之一來考慮。”這是一個及時的和重要的提醒，日後日內瓦會議進程證明，軍事分界線最後發展成談判的主要內容。
在中國領導人中間，周恩來稱得上富有經驗的談判能手。眼下印度支那烽煙滾滾，周恩來深知戰場優勢對即将開始的談判意味着什麽，他要解放軍總參謀部轉告韋國清、梅嘉生，在奠邊府好好打幾仗，配合日內瓦會談。
1954年3月3日，解放軍總參謀部作戰部致電韋國清，轉告周恩來的指示：
日內瓦會議将讨論越南問題。周總理指示：為了争取外交上的主動，能否與朝鮮停戰前一樣，在日內瓦會議前，再越南組織打幾個漂亮的勝仗。因此，請你們研究一下，在此期間，有無把握攻殲奠邊府之敵？或按中央軍委2月9日電示，徹底肅清南烏河與紅河間之敵，解放該地區，打通我國與寮西北的聯系；同時在中下寮或5聯區發動有把握的聯合攻勢。請提供意見，以便我們研究後向中共中央軍委提出建議。
人們的目光又要回到奠邊府這個碧水長流、群山環抱的盆地了。在那裏，越法雙方醞釀已久的空前惡戰就要開始。
[1]John Prados，The Sky Would Fall：Operation Vulture：the US Bombing Mission in Indochina 1954，New York，1983.p.42.
[2]Rene Julliard，The Battle of Dien bien phu，published in 1963，Translated by Robert Baldick。Published in New York，1965.
[3]《日內瓦會議文件彙編》，第1頁，世界知識出版社195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