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組建越軍炮兵部隊
1953年冬至1954年春印度支那戰場态勢圖
亟待建設的越南炮兵
披着一身硝煙，韋國清、梅嘉生率領中國軍事顧問們從越南西北返回中央根據地。
一路上，韋國清和梅嘉生交談最多的，就是下一個旱季該怎麽打。韋國清和梅嘉生覺得，西北戰役确實打得不錯，但是那産沒有拿下來又實在惋惜。他們認為，那産之戰之所以沒打出好結果，除了情報不準，不知道法軍迅速增兵以外，最突出的問題是越軍在長途奔襲作戰中沒有裝備重武器，結果在那産之戰中，越軍炮火打不着法軍縱深陣地上的大炮，法軍遠射程火炮卻能夠自如地壓制越軍火力。上寮戰役沒有這樣的問題，雙方都在行進中作戰，越軍打得就比較好。那産作戰中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法國空軍威脅太大，越軍在白天幾乎不能進行連、營規模的運動和作戰。
回到越北駐地，中國顧問們總結經驗時都說，以越軍目前的戰力還無法攻克法軍的集團據點，法軍在今後的戰鬥中有可能利用空中優勢，反複使用集團據點的戰法。在下一個旱季作戰中，如何采用攻堅戰術打破法軍的集群據點，将是越軍要解決的主要問題。
中國軍事顧問團建議：
1.加強炮兵建設，向中共中央軍委報告，在中國境內加快為越軍裝備和訓練105榴彈炮、37毫米口徑高射炮和12.7毫米高射機槍部隊，大大加強越軍的炮兵。
2.提高部隊軍事素質，加強攻堅戰術的訓練，為越軍部隊編寫攻堅戰戰術教材。
1953年5月下旬，韋國清多次召集軍事顧問研究和布置編寫教材。他指出，現在編寫的教材不但要解決現實作戰問題，而且要為今後攻堅戰打下紮實的基礎。編寫教材和部隊訓練要多花時間，要扭轉部隊不願意做工事的思想，學會大力構築工事和土工作業，構築進攻陣地，學會修築道路和囤積糧草、彈藥，學會用炮火控制敵人的機場，壓制敵人的火炮陣地。
武元甲和黃文泰等非常同意中國顧問的意見。
6月，越軍總部和各戰略機動師負責人，以及中國軍事顧問組成教材編審委員會，編寫的教材主要以那産為假想目标，包括從單兵到連、營、團的攻擊戰術。在這次軍事教材的編寫中，韋國清、梅嘉生有了一個得力助手——新任越軍作戰局顧問茹夫一。
茹夫一是從朝鮮戰場調來的。他是山西人，生于1916年，1931年才15歲就投身楊虎城的第17路軍。作為楊虎城衛隊的士兵，他是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的親身經歷者。次年抗戰爆發時西北軍已經分裂，茹夫一來到延安進入抗大學習，後編入抗大一分校挺進山東。在八路軍中，茹夫一先後擔任營長、團參謀長。抗戰勝利後他進入東北，經歷了堅持南滿根據地的艱苦戰鬥。之後，他升任師參謀長，并參加了遼沈戰役，朝鮮戰争爆發時他是第42軍第125師副師長。
茹夫一所在部隊最先投入抗美援朝戰争。他率部一路向南，最早進入平壤。第三次戰役後，茹夫一到朝鮮人民軍前線指揮部擔任聯絡代表，與人民軍的許多高級指揮員都很熟悉。第五次戰役後，茹夫一到一支中朝偵察部隊合編的“聯合支隊”擔任副支隊長，準備越過戰線深入敵後作戰。此後這項任務取消，他又轉入另一支部隊進行反空降準備。
1953年4月，茹夫一接到志願軍總部的電報，要他去越南當顧問。茹夫一與志願軍參謀長解方很熟悉，當面問他：是不是你要我去越南的？解方回答，是組織上研究決定的。[1]
茹夫一富有作戰經驗，文化素養高，還有與友軍合作的經驗，要他去越南顯然是慧眼識珠的結果。
茹夫一一行七人，于5月19日晚進入越南，22日到達顧問團所在地“竹林大廈”，開始履行新的任務。
Advertisement
6月底，韋國清、梅嘉生分別回國休假，中國軍事顧問團由羅貴波總負責，教材編寫和訓練越軍幹部的緊張工作由茹夫一主持。
越軍作戰局顧問茹夫一（右）和越軍第312師師長黎仲迅在抗法戰争中
這時，廣西省委副書記喬曉光奉命入越，擔任中國政治顧問團副團長。
喬曉光，原名喬金亭，1918年5月生，河北廣宗縣人。喬曉光1932年就讀于邢臺的河北省立第四師範，1934年入黨，兩年後參加東北軍學兵隊，西安事變後曾任東北軍騎兵第10師中共支部書記，抗戰爆發後回到冀南進行武裝鬥争，曾任冀魯豫十分區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新中國成立後，喬曉光擔任過湖南常德地委書記。1951年，喬曉光到廣西，先後任省委組織部部長、省委秘書長和省委副書記。
喬曉光接受命令後入越與羅貴波會面。此前他和羅貴波并不熟悉，是越法戰争把他們會聚到一起，從此成為戰友和朋友。當喬曉光和羅貴波會面之際，遠東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
[1]1998年7月4日，作者在成都訪問茹夫一。
朝鮮停戰，印支戰場成為焦點
1953年7月27日，朝鮮時間上午10時，朝鮮停戰協定在“三八線”上的板門店簽署，打了三年有餘，談判了兩年多的朝鮮戰争終于以分界線劃定在北緯38度線上而告結束。
根據停戰協定，7月27日22時，交戰雙方在橫貫朝鮮中部200多公裏長的軍事分界線上同時停火。
這一天，在上甘嶺地區承擔防空任務的志願軍高射炮連連長史國強的腦海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跡：接到了晚間停戰的指示，他命令戰士把所有的高射炮炮彈都搬到陣地上，如果美軍飛機前來攻擊，他就要戰士們把這些炮彈都打出去。
當日白天無戰事，入夜後前線只有零星的槍炮聲。殊不知此時戰場的平靜是為了等待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就在停火時間到來前15分鐘，不約而同地，交戰雙方前沿陣地上槍聲大作，震耳欲聾。雙方士兵向對手的陣地傾瀉彈雨，進行朝鮮戰争中的最後一輪射擊，以告別血與火的厮殺。站在高射炮陣地向前望去，可以看到半邊天都打紅了，照明彈不時照亮夜空，像流星那樣在變了顏色的天幕中劃過。
1953年7月27日，朝鮮停戰協議正式簽署
22時，停火時間到來的一瞬間，縱橫200公裏的朝鮮戰場一下子寧靜了，四野裏靜得沒有一絲聲響，聽得見微風輕輕地吹拂。戰争硝煙開始慢慢地飄散在浸透了鮮血的“三八線”上。[1]
朝鮮停戰深刻影響着還在進行中的印度支那戰争。朝鮮停戰了，百萬志願軍将撤回國內，過去三年裏中國同時着手援助甚至直接參與的兩個國際戰場如今變成了一個，一批有朝鮮戰場經驗的軍官将被派往越南戰場，一些重要的武器裝備也将調往越南，印度支那戰場上的力量對比将發生變化。
問題的另一面是，數十萬美軍也将撤出朝鮮。美國也會騰出手來，加強對印度支那法軍的援助。
印度支那成為東西方對抗的主要戰場，甚至成為全世界矚目的焦點。
中國方面對越南重炮兵的援助和訓練先行一步。
雲南軍區早在1951年秋天，就在雲南南部蒙自縣的碧色寨裝備和訓練越軍的重型榴彈炮團（第34重炮團），并派出杜友方任該團顧問。雲南軍區将24門105毫米美式榴彈炮交給了越方。
鑒于那産作戰的結果，越方曾考慮把重炮團在1953年初上寮戰役前調回國內，投入西北戰場。1953年初，雲南“特科學校”校長黎鐵雄奉調回國，速遣重炮團回國的任務就由“特科學校”政委陳子平來負責。1月16日，陳子平向羅貴波發出了轉致越南勞動黨中央的電報：
羅貴波同志轉勞動黨中央：
榴彈炮團為便于長期訓練作戰，急需裝備汽車。計需裝備十輪卡車67輛，六輪卡車38輛，中（型）卡車3輛，工程車2輛，起重車、救護車、吉普車各4輛，共122輛。另該團亦需裝備短槍89支。該次裝備建議中央請中共中央設法解決。
當否？請示。
陳子平
1月16日
陳子平的要求得到了完全的滿足。在解放軍炮兵司令部安排下，雲南軍區為這個團配齊了所需的牽引車輛和通信器材。根據越南戰場的需要，這個團1667人于1953年1月26日起程經雲南河口進入越南，秘密集結于安沛。後因前往西北的道路無法通行，這個重炮團沒有投入上寮戰役。
[1]1993年9月29日，作者在鎮江訪問史國強。
中國炮兵軍官的新使命
1953年夏天，原在雲南宜良任越南陸軍學校（即“雲南特科學校”）顧問的馬達衛奉命入越，擔任越軍第351工炮師顧問。
36年後的1989年秋天，馬達衛将軍在濟南無影山住所就當年往事對筆者談了很久：
我去越南完全沒有準備。建國後不久，我從炮兵第3師參謀長任上到沈陽高級炮校深造班學習。1952年夏天，我已經通過了畢業考試，就等着參加畢業典禮了。突然，學校領導找我談話，說已經安排我去雲南，到越軍“特科學校”當炮兵顧問，立即出發。我說：“我還沒考試呢，考完了我就走。”
校領導想了一想，說行，但畢業典禮你是肯定參加不上了。就這樣，我沒來得及參加畢業典禮就趕到了北京。
在北京，炮兵政委邱創成和我談話，說我的任命又變了，是去特科學校當校長顧問，管的攤子大了，不止炮兵這部分了，要把工作搞好。不過，既然你是炮兵出身，要注意幫助越南部隊搞好炮兵建設。他們那裏也要打大仗，沒有炮兵不行。
我乘飛機到達昆明，然後趕到宜良縣鳳鳴村，受到越方黎鐵雄校長和陳子平政委熱情歡迎，我很快就和他們搞熟了。
越方“特科學校”共有五個大隊，第1、第2兩個大隊是一般幹部大隊，第3大隊是團以上幹部大隊，第4大隊是炮兵大隊，第5大隊是通訊和工兵大隊。我自然對炮兵更加關心些，這也是戰争的需要。當時對越軍炮兵的裝備和訓練比較注重山炮，因為它體積小，牲口可以馱拽。但是後來就發現光靠山炮不行，因為它打不着法軍的重型榴彈炮，幫助越軍組建榴彈炮團的事就擺上了議事日程。訓練這個重炮團主要由雲南軍區炮兵負責，訓練地點和宜良隔得很遠。我明确地意識到，“特科學校”炮兵大隊的幹部學習結束後有許多人将分配在這個炮兵團裏。
1953年這個榴彈炮團入越集結是我主管的，重炮的牽引問題需要解決。過去越軍都用人力擡炮，經常發生一次戰鬥下來，擡炮戰士的脊椎骨被壓裂的事情。在現代化戰争中，這樣的事本是不應該發生的，它會嚴重影響戰鬥力。
當時，特科學校校長黎鐵雄回國參戰了，政委陳子平來找我，希望我幫助解決這件事。我也就接手和有關部門聯系。最後，我們像過去一樣把最好的裝備交給了越軍，每個連裝備了六輛牽引大卡車、三輛運輸車。我考慮到一旦進入越南戰場零件配備會有問題，又親手造了一張表，為重炮團每個連配備了鉗工床、套筒、扳手、千斤頂，還有備用輪胎。
重炮團裝備完畢以後，我和陳子平一起去了碧色寨，看望越軍的重炮戰士。那次去還要解決從哪條路進入越南的問題。當時的方案，一是走睦南關，或是走河口、老街這一路。我的意見是走河口、老街更便于保密，還因為越軍回國後将集結到安沛方向，從河口走用不着繞遠路。
陳子平親自回國了解情況，回來表示同意我的意見，越軍重炮團就從河口回國了。
當年夏天，我接到命令，也入越參加戰鬥。我随即帶着警衛員到了南寧，然後從睦南關進入越南。
在越軍總部，總司令武元甲熱情地接待了我，他和夫人、母親一起和我吃了飯。
在軍事顧問團團部，梅嘉生副團長接待了我。我們是老熟人了，解放戰争渡江戰役的時候我是炮兵團團長，配屬給第23軍指揮。當時陶勇任軍長，梅嘉生是副軍長兼參謀長，我們經常打交道。後來，又是梅嘉生和我直接參與了渡江戰役中發生的和英國軍艦沖突的“紫石英號事件”。沒想到，我們又在越南見面了。
梅嘉生告訴我，越南部隊特別需要加強炮兵，眼下窦金波已經回國，顧問團決定由我接替他，去越軍第351工炮師當顧問。梅嘉生對我說，今年旱季一定會打西北的那産，到時候就要看重炮兵的了。
我馬上去第351師就職，一去就見到了重炮團的中國顧問杜友方。再一看，第351師有許多幹部曾在雲南特科學校學習過，一見我來了，都很尊重。這使我增添了工作的信心。再一了解，黎鐵雄回國後已經擔任了越軍炮兵司令，繼續和我搭檔。[1]
[1]1989年9月28日，作者在濟南訪問馬達衛。
裝備和訓練越軍高炮部隊
不僅僅是加強野戰炮兵，1953年，中國軍事顧問期待已久的組建越軍高射炮兵的計劃也付諸實現了。這是在印度支那戰場上動搖法軍空中優勢的關鍵一着。
解放軍總參謀部作戰部提出了援助越軍組建高射炮兵的詳盡計劃。朝鮮戰争的戰例也為他們的計劃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朝鮮戰争初期，中國志願軍的高射炮兵力非常薄弱，在作戰中完全沒有制空權，交通運輸線幾乎完全暴露在美軍航空兵的轟炸之下。随着戰争進程的發展，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在志願軍高射炮兵未擔負掩護交通線任務之前，敵機的投彈命中率約為50%，有時達到了70%，志願軍損失很大。而在志願軍高射炮兵執行了防空任務的地區，敵機的投彈命中率就普遍下降到了6%左右。在朝鮮戰争中，志願軍高射炮兵共擊落聯合國軍各種飛機2335架，遠遠超過了作戰飛機的空中戰績。
組建不久的越南人民軍高炮部隊
從1953年春天起，廣西軍區遵照指示，在賓陽縣為越軍建立了高射炮訓練基地。訓練由中共中央軍委炮兵司令部高炮部部長賈建國負責，上千名越軍戰士來到賓陽接受高射炮訓練。根據預定計劃，至1953年秋後，越軍将組建起兩個高射炮團。
同時，越軍選拔了高炮部隊營、連、排幹部一百餘人，由黎文知帶領來到沈陽，進入解放軍沈陽高炮學校作短期培訓。他們被稱為“胡南生”。
解放軍華北防空軍高炮團團長原野被任命為越軍高炮顧問。
原野，原名袁金譜，1917年夏天出身在河北安國縣一個普通農家，父親袁慶祿是抗戰全面爆發前入黨的農村老黨員。袁金譜小學畢業後被父親送到安國縣城一個中藥鋪裏當了一陣學徒，七七事變後，袁金譜參加了抗日游擊隊，1937年入黨。在殘酷的冀中反掃蕩戰鬥中，他更名原野。
解放戰争結束時，原野是華北野戰軍的一個副團長。新中國成立後解放軍組建高射炮部隊，駐在北京郊區的原野被抽調到新成立的高射炮部隊，成了新中國最早的高射炮團團長之一。
1952年底，原野進入朝鮮參戰實習，準備将自己的團帶入朝鮮參戰。他在朝鮮不過幾個月，1953年仲春，一紙命令将他喚回了北京。
華北防空司令成鈞先找原野談話，要他馬上去越南軍事顧問團擔任高炮顧問。防空軍司令員周士第也和原野談了話，明确他的任務是：“到越南去當高射炮顧問，幫助越南軍隊把高射炮部隊組建起來，參加戰鬥，削弱法國的空軍優勢。”
原野向周士第表示，自己學高射炮是半路出家，深恐誤事。周士第毫不猶豫地說，這沒有問題，你去越南是經過我們考察的。
不久，彭德懷在中南海永福堂召見了即将赴越擔任軍事顧問的十餘名幹部。彭德懷說，你們去越南當顧問是人家“雇（顧）”的，有事則問，無事不問，所以不能幹涉人家的事，特別是他們的人事問題。還有就是不能喧賓奪主，說過的主意人家用不用要由人家做主。你們要做遵守紀律的模範。
彭德懷說話很直接，他說：“你們去越南工作是作貢獻，犧牲了不上報紙，也不搞馬革裹屍還，就埋在那裏。活着不能出臺唱戲，也不能參加越南方面的争論，完全是為了盡國際主義的義務。”
彭德懷介紹了越南局勢，說越南西北的戰略位置特別重要，控制了那裏，就可以居高臨下，也有了回旋的餘地，所以一定要争奪。
彭德懷召見後不久，原野進入越南，用了大約兩個月的時間随越軍行動。他到了越西北地區，實地勘察地形，為日後高射炮兵團的進入作好準備。越南之行後，原野又奉命回國，向炮兵司令陳錫聯彙報。
時值盛夏，陳錫聯的辦公桌上安了一個電風扇。和原野談話的時候，原野驚奇地發現，陳錫聯用了一陣電扇後，總是伸手把它關掉，過一會兒再開。屋裏很熱，原野忍不住說：“天氣挺熱的，就把電扇開着吧。”
已經沉浸在越南情況中的陳錫聯卻回答：“這跟用兵一樣，不能老用着它。老用它，就兵疲師老了。要攢上勁，當用再用。”
原野有一種感覺，陳錫聯是遵照彭德懷的指示來聽取彙報的。這時，中國軍事部門已經明确，在越南組建的高射炮兵主要裝備37毫米口徑的輕型高射炮，以适應越南北部極度困難的公路條件。[1]
[1]1991年9月11日，作者在北京訪問原野。
從朝鮮戰場到越南戰場
在原野之後，已有了幾次擊落敵機經驗的高炮團參謀長盧康民也投入了軍事顧問團的行列。
盧康民，原名魯廷安、魯康民，1922年出生于安徽懷遠縣，1939年在家鄉組織抗日游擊隊，不久編入新四軍，多年投身戰場。
參加了解放上海的戰役後，盧康民調入三野特種兵縱隊學習炮兵。1949年夏末秋初，蘇聯向中國援助了10個高射炮團的裝備，華東軍區奉命組建5個高射炮團，盧康民擔任了一個高炮團的參謀長，率隊前往沈陽受訓。
訓練結束後，盧康民所在團參加了舟山戰役，在作戰中擊落國民黨軍飛機一架。朝鮮戰争爆發後，盧康民所在團于1951年3月入朝，一過鴨綠江，剛卸下37式高射炮就和美軍的噴氣式飛機打了起來。朝鮮戰場的對空作戰是殘酷的，志願軍高射炮兵在殘酷的戰鬥中迅速成長起來。
1952年秋天，盧康民調到沈陽高射炮學校，擔任訓練部副部長兼戰術系主任。1953年夏天，沈陽高炮學校迎來了一百多名越南軍人，全部是營、連、排級軍官。毫無疑問，這些被稱為“胡南生”的越南軍人是未來越軍高射炮師的骨幹。他們一來就投入了緊張的訓練，盧康民當上了他們的教官。
1953年秋，沈陽“胡南生”學習期滿，南下廣西賓陽，與那裏的越軍高炮部隊會合。越軍六個37式高炮營至此齊裝滿員，為他們提供的高射炮和牽引車輛中有不少是經歷國慶閱兵後立即裝運南下的。在初涼的秋風裏，裝備精良的越軍高炮部隊離開賓陽經憑祥秘密入越。
這支越南高射炮部隊就要起程的時候，盧康民奉命帶着21名營、連、排級高炮軍官趕到賓陽，随同越軍一起入越作戰。途經北京的時候，解放軍炮兵政委邱創成和盧康民談了話，大意是盧康民已經熟悉越南高射炮兵的幹部，而越南部隊還缺乏作戰經驗，所以派他入越，在實戰中幫助越南部隊。[1]
在入越的解放軍高炮顧問中，經歷最富傳奇色彩的大概要數身經百戰的史國強了。
史國強，1928年8月出身在江蘇金壇縣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從小沒讀過什麽書。抗日戰争中，史國強的家鄉是新四軍的蘇南游擊區。1945年6月，17歲的史國強參加新四軍，在抗戰勝利後随軍撤到江北。
解放戰争中，史國強參加了一系列重大戰役，九死一生，在戰場上立了二等功，升任排長。尤為不易的是，他披着一身硝煙掃盲，在戰争中逐漸打開了自己的視野。
參加了豫東、淮海戰役後，史國強大病一場，病愈出院後他所在部隊已經準備渡江。發覺自己來不及趕到前線了，史國強就加入了準備成立的蘇南軍區的隊伍，當了一名見習幹事。
渡江以後，史國強來到蘇南軍區司令部，單槍匹馬地回到故鄉金壇接管了國民黨縣保安大隊，然後抽空回了一趟家。
史國強的父親已經去世，母親在家中操勞。史國強一腳邁進家門的時候，母親正在做飯，一見身披戎裝的兒子歸來，她激動得大哭起來，然後才斷斷續續地告訴兒子：“全家都以為你已經死了，年年的7月15日在你随軍離開家的這天為你燒紙，讓你在陰間裏用呢。”
不久，史國強返回軍分區擔任連長，率部進入太湖剿匪。1949年10月，史國強帶領全連編入剛剛成立的高射炮第3團，北上沈陽高射炮學校，接受蘇聯教員的訓練。
當年12月底，高炮第3團結束初訓返至南京設防。他們才下火車，一架國民黨軍的B-26轟炸機呼嘯而來。剛剛學得了高射炮操作技術的年輕高炮兵特別想一試身手，營長一聲令下，戰士們架起炮就打。有意思的是，他們非但沒有打着飛機，反倒把附近的高壓電線打斷了。
此後，史國強所在團轉戰上海、杭州、舟山。朝鮮戰争爆發時，史國強正帶着他的高射炮連在廈門布防，準備參加進攻金門島和臺灣的戰役。
朝鮮戰争的爆發使總參謀部不得不取消了進攻金門島和臺灣的計劃。1950年11月，史國強所在團分批返回上海換裝。就在這時，華東軍區命令各個高射炮團抽調編制內的第2營火速入朝參戰。史國強所在團的第2營正在前往上海的路上，該團遂以史國強所在的第3營入朝，編成志願軍的一個高炮獨立營。
1950年12月5日，配屬給第38軍指揮的高射炮營跨過了鴨綠江，史國強頓時覺得随時都可能開火。有時，美軍的飛機會從山溝裏突然飛出來，朝着被它發現的行軍隊列投擲炸彈。
入朝第二天，高射炮營在行軍中遭受美軍飛機猛烈轟炸。兄弟連的四門高射炮、八輛卡車被炸毀，傷亡了二十餘人。一個高射炮連剛入朝，還沒有和美軍照面就損失了。史國強受命處理善後，心情自然沉重，對朝鮮戰争的殘酷性更是增添了認識。
掩埋了陣亡的戰友，史國強參加了多次重大戰役，一直打到漢城附近，連漢城上空的探照燈燈柱都看見了。但是，他指揮的高炮連四門37毫米高射炮卻沒有打下一架美國飛機。那時候每門高射炮只配發300發炮彈，炮彈太寶貴了，除非萬分緊急或極為必要，高射炮不能開火。
史國強沒有多少機會開炮，他的連隊卻經歷了不少次面臨美軍飛機轟炸的險境。好在這時的志願軍高射炮兵戰地僞裝和隐蔽的技能也大大提高了，史國強的連隊沒受什麽損失，他們對美國空軍的戰鬥特點也逐漸有所了解。
牡丹峰下，1951年8月15日，志願軍幾個高射炮營參加了激烈的對空作戰。當日，美軍出動數百架次的作戰飛機，猛烈轟炸中國志願軍高射炮部隊守衛的機場。
戰鬥從清早持續到黃昏，修築中的機場跑道上布滿彈坑，中國高射炮兵也大開殺戒，擊落美軍飛機多架。史國強是這場戰鬥的參加者，他說不上哪架飛機是哪門炮擊落的，只是清楚地感覺到，在硝煙彌漫的沙場上，自己指揮高射炮與敵機厮殺比過去自如得多了。
在上甘嶺，史國強經歷了最激烈的戰鬥。他率領連隊埋伏在一個山溝裏，專門襲擊過往的美國機群，多有斬獲。美國偵察機終于發現了史國強連所在的位置，在一天清晨出動機群報複。
面對美軍轟炸機的輪番進攻，史國強指揮全連打了整整一天。他描繪這天的場面說：“我們連每門高射炮都備有兩根炮管，在戰鬥中，一個炮管打紅了，我就命令換上新炮管。結果，換上的炮管又打紅了，方才卸下的炮管還熱得燙手呢。這一天，我們連生生地打壞了兩門高射炮，但戰績是，擊落八架美軍飛機。”
美軍飛機的轟炸，一次又一次把史國強連的高射炮陣地淹沒在滾滾硝煙裏。戰至黃昏，美國飛機投下凝固汽油彈，把高射炮連陣地燒成了焦土。
待到夕陽西照，最後一架美國飛機離去，友鄰的步兵團政治處主任岳忠來飛奔過來。他看到史國強連陣地多次籠罩在炸彈迸發出的火光和硝煙裏，以為這個連高射炮兵早已不複存在，所有的一切都被炸光了。當岳忠來踏上高射炮陣地，看到了史國強，并且得知全連僅犧牲一人、受傷數人的奇跡般戰況時，激動得連連說：“我要為你們報功，我要為你們報功！”
1953年11月，中國高射炮顧問史國強（右一）在結束集訓赴越南前與戰友合影
當晚史國強率連隊撤出陣地，全連集體立功。不久，中央軍委授予該連“制空權威”錦旗一面。
1953年8月初，朝鮮停戰剛滿一周，正在盤算着班師回國的史國強接到命令，要他帶上三名排長火速回北京領受新任務。受命當天，一輛卡車把史國強等四人從上甘嶺送到了丹東，轉乘火車去北京。
在北京火車站，史國強見到了前來接站的軍委高射炮部參謀于立強，史國強問他：“讓我們這麽急趕到北京來做什麽？”
回答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任務。”
當天，軍委高炮部部長賈建國召見從朝鮮戰場趕回北京的高射炮連、排指揮員，他宣布，這次從志願軍五個高射炮營各抽四人，立即出發去越南，到新組建的越南高射炮部隊當顧問，幫助越南高射炮兵建軍、打仗。具體任務，将由軍委炮兵司令員陳錫聯布置。
陳錫聯對到來的高射炮基層指揮員說：“朝鮮戰争結束了，本來是應該讓你們先好好休息一下的。但是沒有辦法，越南戰場需要你們，那裏正處于抗法戰争的關鍵時刻，只好有勞你們去越南當顧問，幫助人家打仗。這是履行國際主義義務。好在你們都經歷了朝鮮戰争，都是有經驗的。但是去越南當顧問，工作方式有所不同。在朝鮮是你們上前線親自開炮作戰；去越南則是當顧問，不到萬不得已，自己不上陣地指揮作戰。這一點，到了廣西和越南，先去的同志會向你們交代。你們都是朝鮮戰場上的英雄，到了越南也要為中國高射炮兵争光。”
當晚，陳錫聯、蘇進、邱創成、陳銳霆、賈建國等炮兵将領設宴為前去越南的高射炮指揮員送行。史國強第一次享受如此盛宴，只見滿眼菜肴，每個人面前都放了大、中、小三個酒杯，啤酒、葡萄酒和白酒盡情痛飲。陳錫聯祝酒時又一次叮囑大家：“你們去越南不要怕苦，一定要打了勝仗再回來。”
參加這次盛宴的高射炮連排軍官們編成了“華南工作團支隊”，由史國強擔任隊長，經南寧趕到了賓陽。那裏，越南高炮部隊的訓練正在緊張進行。越南部隊從1953年6月起陸續開入中國境內，日常訓練工作由王鼎新負責，一旦越南高射炮兵訓練結束回國，就由原野擔任前線顧問，史國強他們分到各個營當顧問。邊界戰役以來，越軍營級作戰單位又一次有了中國顧問。
訓練中的越南高射炮兵編成兩個團，确定一個團将參加下一個西北戰役的前線作戰，史國強就分到這個團裏，為團長阮光璧當顧問。中國高射炮顧問都年輕，他們在訓練越南部隊的同時也學習越南的指揮用語，以備在緊急情況下直接投入戰場指揮。
1953年秋天，雨季結束了，擁有嶄新裝備的越南37毫米高射炮團分批開回國內。[2]
[1]1993年9月27日，作者在南京訪問盧康民。
[2]1993年9月29日，作者在鎮江訪問史國強。
協助越軍政治整軍
有了重型炮兵和高射炮兵，越軍的陣地戰和攻堅戰能力明顯提高，下一步就要一顯身手了。越軍總部和中國軍事顧問團一致同意，下一個旱季先拿那産開刀。
1953年1月，越南勞動黨四中全會通過了準備在越南實行土地改革的決議。為了配合越南的土地改革，并且保證越南軍隊支持土地改革，中國軍事顧問團向越方提議，參照中國軍隊新式整軍的經驗，在越南部隊中進行一次以土地政策教育和純潔組織為中心的政治整軍。羅貴波為此于2月7日向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軍委作了請示。3月4日，中共中央批準了羅貴波的請示，要他向越南勞動黨中央說明，土地綱領既然已經通過，遲早要公布實行，應及時在全軍進行教育，否則會出較多問題。
協助越軍進行政治整軍的工作由鄧逸凡負責。他于4月8日向越方提出了《關于政治整軍的初步建議》，就政治整軍的必要性、重要性，政治整軍的方法、目的、要求和具體步驟提出建議。
1953年5月，上寮戰役結束，越南勞動黨中央和越南總軍委采納中國軍事顧問團關于政治整軍的建議，決定用兩個月的時間，先在“四聯區”以北的各主力師和各個地方部隊，以及總部機關進行政治整軍。鄧逸凡組織力量協助起草了政治整軍的具體實施方案和教育材料。
中國軍事顧問團調來了著名的中國故事影片《白毛女》，在越軍各主力師巡回放映。帶有濃厚半封建色彩的越南農村和中國農村有許多相似之處，“白毛女”的故事深深地打動了越南青年戰士的心。在第308師第102團放映《白毛女》的時候，有十多名戰士當場哭倒，一名戰士舉起槍來跑到銀幕前向幕布上的“黃世仁”開槍射擊後暈倒。[1]
胡志明非常重視這次的政治整軍，他親臨越軍高、中級幹部學習班講話：“整軍的目的是使我們的軍隊成為一支決戰決勝的人民革命軍隊。”胡志明說：“我們所有的越南人多少年來都生活在殖民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奴隸制度下，殖民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教育一定或多或少對我們有些影響。盡管有幾十年的腐朽影響，但它阻擋不住我們的愛國心和革命志向。這是總的優點，這個優點壓倒了殖民主義者和封建地主給我們留下的缺點和不良影響。”
當年7月和8月，越軍基層幹部和戰士開展政治整軍。
政治整軍激發了越南青年反抗法國殖民統治，最後奪取民族獨立的決心，越軍的組織紀律性明顯提高，戰鬥力進一步增強。越軍戰士們為祖國為民族而戰的高昂士氣，是法國遠征軍不幸的官兵們望塵莫及的。
[1]1990年4月17日，作者在北京訪問王振華。
法軍展開反擊
越軍整軍時，納瓦爾将軍已經飛來印度支那就職。盡管時當雨季，納瓦爾還是不顧困難，在越南北部和中部實施了反擊，其中有幾次軍事行動很令越軍和中國軍事顧問團大吃一驚。
1953年7月17日，法軍實施“燕子行動”，嚴重破壞了設在越南北部重鎮諒山的後勤補給基地。法軍由越北空降兵司令吉爾斯準将指揮，出人意料地采用“穿梭式”運輸法，于17日清晨将三個傘兵營在諒山實施傘降。當日天氣炎熱，守備越軍疏于防範，法軍着陸時只遇到輕微抵抗。
落地以後的法軍傘兵迅速占領了設在諒山的越軍後方補給基地，炸毀了囤積在那裏的5000餘噸彈藥和軍用物資，其中大部分是中國的援越物資，造成自越法戰争開始以來越方最大的一次後勤損失。法軍傘兵得手後被直升機運載到北部灣海灘，在那裏得到海軍船只的準時接應。越軍措手不及，來不及反擊法軍，法軍傘兵于20日順利返回後方。
在這次行動中，法軍計劃周密，指揮得當，作戰中共傘降2001人，作戰中陣亡1人，失蹤1人；在而後的行軍中亡3人，傷21人。這個戰果使納瓦爾非常興奮。
1953年7月28日至8月4日，納瓦爾指揮法軍在越南中部蜂腰地帶順化和廣治之間進行掃蕩，企圖殲滅那裏的越軍。那裏有大片沼澤，法軍調動了10個營和3個兩栖戰車集群，在戰鬥直升機配合下分路進攻。越軍化整為零，不斷跳出法軍的包圍圈。但是有幾次，越軍的小部隊被圍住了，雙方展開激戰。越軍約有200餘人陣亡，400人被俘。[1]
小心翼翼行進中的法軍
與此同時，從7月28日開始，法軍一部在德卡斯特裏上校指揮下向紅河三角洲以南的南定地區進行清剿，企圖圍殲那裏的越軍獨立團。這回越軍很快跳出了法軍包圍圈，法軍未能實現戰鬥意圖。
緊接着，納瓦爾又使出一着。8月12日，那産營壘裏的法軍突然不見了。原來，從8月初開始，那産法軍就不斷發出“請求增援”的無線電呼叫，故意讓越軍截獲。實際上，那裏的法軍總兵力已經悄悄地從9000人減少到了5000人，最後于8月12日全部通過空運撤到了紅河三角洲。法軍的撤退速度之快出人意料，越軍來不及有所反應，那産竟然成了一座空城。
當時，困守那産的法軍中有一位名叫亨利·艾羅的中尉，撤出那産使他有機會與中國結緣。後來，他平安地回到了法國，逐漸升遷為一名将軍，并且在20世紀60年代後期出任法國駐中國大使館武官。[2]
法軍從那産撤退使越軍失去了在未來旱季中的攻擊目标。
[1]《越南人民軍歷史（第1集 ）》，第410～411頁，越南河內1977年出版。Edgar O'ballance，The Indochina War，1945～1954 London 1964.p.200.
[2]2004年4月20日，作者在北京訪問亨利·艾羅。艾羅将軍回憶說：當年24歲的他是一個外籍軍團摩洛哥連隊的排長，全連110人駐守那産的一個小山頭與越軍激戰。戰鬥中全連傷亡30餘人，小山頭附近屍橫遍野。當時他最大的困惑就是不知道自己為什麽要來越南打仗，而對越軍戰士奮不顧身的勇敢精神深深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