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兵鋒指向越西北
越軍312師中國顧問董仁（右）和助理顧問李思恭1952年越南西北戰役中合影于安沛
彭德懷關注印度支那戰場
熱雨潇潇，将山野籠罩在一片曚昽之中，而在看似相對平和的雨簾之後，交戰雙方都在悄悄地積聚更大的能量。
在朝鮮戰場，經過五次大戰役，到1951年年底以後，戰線在朝鮮中部的“三八線”附近逐漸穩定，交戰雙方互有進退，一時都沒有重大的戰役行動。
志願軍司令員兼政委彭德懷于1952年4月返回北京，主持中共中央軍委日常工作，從這時起，彭德懷便開始直接參與處理和印度支那戰争有關的事務。[1]
彭德懷回北京不久，羅貴波回國述職。他來到中南海向彭德懷彙報印度支那戰争情況時無意間說起，越南方面還不熟悉游擊戰争。
彭德懷聽後即說：“中國的游擊戰經驗也是在長期的戰争中逐漸積累的。”一邊說着，他拿出一本小冊子遞給羅貴波說，這是他在抗日戰争時期寫的對游擊戰争經驗的總結。彭德懷說：“這個小冊子還是一本手抄本，你不妨看看，也不妨拿到越南去給越南同志看看。”羅貴波接過小冊子，帶到了越南。他把彭德懷寫的小冊子給武元甲、阮志清、黃文泰看了，幾位越南的軍事領導人都說很感興趣，就把小冊子留了下來，後來羅貴波也沒有再要回這個小冊子。[2]
彭德懷元帥
1952年雨季，越北戰場亦出現相持。中國顧問駐地會議不斷，電波頻繁，中國顧問不斷提出，應将越軍主力移向越南西北地區尋找戰機，實現重大的戰略轉移，他們希望得到勞動黨中央的同意。
[1]1990年8月，作者在北京訪問彭德懷秘書徐之善。另，參考王亞志的文章《在朝鮮戰争中的彭總和聶總》，見《軍事史林》雜志，1994年第1期。
[2]1990年4月18日，作者在北京訪問羅貴波。
中國顧問提出主力轉向越西北
分析紅河三角洲平原作戰的得失，中國軍事顧問團日益明确地認為，越西北是關系抗法戰争全局的戰略要地，為兵家所必奪。占領了西北高原，就将越北根據地連成了一片，法軍難以實施戰略性大掃蕩，越軍則可乘勢先易後難，得手後再将兵鋒指向平原。而且，西北的少數民族同胞會提高覺悟，熱誠地支持抗法戰争。越西北與中國的雲南接壤，解放那裏，就打開了又一條邊界大道，便于中國的援助。
和平戰役進行期間的1951年底至1952年初，中國軍事顧問團拟訂了《對越南北部敵我情況研究及今後的任務方針問題》和《1952年任務與方針》兩份重要的專題意見書，提交越共黨中央和越軍總軍委，明确提出了發起西北戰役的建議。
中國顧問團的意見是：在整體上，印度支那戰場仍然是法強越弱。法方沿紅河三角洲邊緣不斷加強着塔西尼防線，在防線內集結主要守備和機動部隊，成為戰略配制上的強點。如果越軍主力指向這個區域，則法軍容易發揮空軍、火炮和水網地帶江河炮艦的兵器優勢，大量消耗越軍的有生力量，戰鬥将十分艱苦；反過來說，越南西北部的萊州、山蘿、義路以及老撾上寮的豐沙裏、桑怒等廣大山區，是印度支那的戰略要地，這裏地域遼闊，山巒起伏，如果打下來加以鞏固，可以成為越軍的重要後方，進可攻、退可守。而法軍在那裏的兵力顯得稀少，是明顯的薄弱部位。作為合理的選擇，越軍主力應向西北地區發展。
和平戰役的進程和結果使越中雙方對于未來戰略方向的意見趨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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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平戰役尾聲中的2月16日，羅貴波向越軍總軍委提出了1952年的作戰方針：大力開展游擊戰争，輔以小規模的運動戰，但不放棄有利條件下較大規模的運動戰；部隊則輪流進行政治、軍事整訓。與此同時，越軍應準備條件，在雨季後将主力移向西北地區作戰。
中國軍事顧問團的具體建議是：雨季之前，插入敵後作戰的越軍第304、第316和第320師仍以作戰為主，發展并鞏固游擊區，襲擊法軍的交通線和突出據點，并随時準備反掃蕩，打擊和牽制法軍，使離開了紅河三角洲邊緣戰場的部隊順利整訓。在雨季前，第308和第312師以整訓為主，但不遠離敵人，即在距離敵人一兩日行程的地點整訓，使法軍不敢抽調大量兵力掃蕩已滲入塔西尼防線建立游擊區的越軍。進入雨季，再把第304、第316、第320這三個師撤至越北中央根據地邊緣地區整訓。
羅貴波同時将建議內容上報中共中央軍委。報告說，将進一步建議越方，為了将作戰重點移向越西北，上半年作好準備，下半年進攻山蘿、萊州、義路并鞏固之，再以西北為基地，準備來年進入老撾作戰。
羅貴波的報告得到了批準，劉少奇還批示：“幫助老撾解放，甚為重要。”[1]
[1]1990年1月12日、1990年4月17日、1993年1月，作者在北京訪問王振華時提及此事。
羅貴波的五點意見
實際上，在和平戰役結束後的一段時間內，紅河三角洲敵後的形勢還相當嚴峻。法軍主力撤出和平，轉而集中機動兵力在紅河三角洲地區反複掃蕩，意在鞏固局面。越軍主力在和平戰役中消耗頗大，一時亦無力進行有力的反擊。
武元甲接受了中國顧問的建議，越南總軍委于1952年3月18日舉行擴大會議，提出了本年度的三大任務：開展政治整訓，堅持敵後游擊戰争，積極準備在9月間發起西北戰役。武元甲後來指出：“中國顧問對和平戰役的勝利沒有我們那麽高的評價，但完全贊同發動西北戰役，把進攻的方向轉向山林地區。”[1]
與會的越軍總部和各師負責人大都對此表示贊同。也有許多人提出了疑慮，主要是擔心發生供給困難。因為移兵西北，運輸線拉長了，勢必動員更多的民工，增加當地政府的負擔。有人指出，西北地勢起伏，多峽谷，兵力不易展開，有可能将戰役時間拉長，部隊體力消耗大，容易出現較大的非戰鬥減員。還有人擔心西北是越南的少數民族聚居區，群衆基礎比較薄弱，會出現一些預想不到的困難。有人還指出，主力進軍西北，法軍有可能乘虛向富壽一帶的越軍根據地進攻。
胡志明主席來到會場，聽取了關于未來主要戰場的不同意見。他傾向于積極地組織西北戰役，在會議上鼓勵越軍幹部們克服困難。他還要求中國軍事顧問團予以具體的幫助。
羅貴波、梅嘉生、鄧逸凡參加了這次會議。羅貴波在3月18日的會議上發言，對越南總軍委提出了五點意見。
羅貴波的主要意見是：
1.法軍雖然受到了打擊和消耗，但程度并不嚴重，尚有力量在平原地區實施掃蕩。越軍必須繼續準備反掃蕩，在作戰中消耗敵人，逐步減少以至迫使敵人停止掃蕩。
2.貫徹正确的戰術思想與作戰指導思想，主要是貫徹游擊戰的戰術思想和作戰指導思想，積小勝為大勝。糾正只打大仗的片面思想，也要糾正機械理解保衛村莊保衛地方的思想。
3.加強敵後鬥争的統一領導、指揮，精簡部隊機關，迅速統一敵後工作的領導，制定敵後部隊機關的編制及實施計劃，健全聯區和省的軍事領導機關，明确其工作任務和工作方法。
4.加強敵後群衆工作，嚴格群衆紀律，幫助群衆做好反掃蕩的準備工作。
5.搞好敵後供應，一方面由上級負責供給，一方面要做群衆工作，設法就地解決。
梅嘉生、鄧逸凡也在會上講話，介紹了中國抗日戰争中的敵後鬥争經驗，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1952年4月，越南勞動黨舉行了第三次中央全會，全會正式決定，将主力部隊的主攻方向轉向西北地區。相應地，會議通過了《關于健全少數民族政策的決議》。
羅貴波于1952年4月14日向中共中央軍委報告了中國軍事顧問團提出的《越南西北部作戰方案》。他報告說，對在越南西北部開辟戰場問題，經過幾次的解釋說服，已在越共黨中央和越軍高級幹部中基本打通了思想。但越軍總軍委領導上和師團一部分幹部中，對西北之地形、供給及少數民族問題尚存一些顧慮。主要思想是不願到山地作戰，強調地形困難、供給困難及少數民族難弄。
羅貴波指出，目前的有利條件是，這次胡主席也着重交代顧問團，要從始至終具體幫助越方完成西北作戰任務。
羅貴波報告說，戰役将在9月中旬發動。拟以八個團的兵力，第一步先攻取義路及周圍據點。義路周圍計有12個獨立據點，敵總兵力約八個連，工事較堅固。戰鬥發起後，還要準備對付三至五個營的傘兵部隊。因此，在部署上拟使用三個團打外圍據點，用兩個團攻義路市，其餘三個團布置在義路附近，隐蔽駐防，準備圍殲傘兵。另一打法：對義路市先采取圍困，設法引誘傘兵來援，先求殲滅傘兵，再攻義路。待攻取義路後，再視部隊傷亡減員情況，休整半月，即開始向山蘿進軍，拟今年內求得解放西北大部地區，然後于明年攻取萊州。
羅貴波分析說，先攻取義路，有利方面在于：（1）就整個西北敵情來說，義路比較突出，位置背靠解放區；（2）越軍攻取義路後，繼續進軍西北有了立足點；（3）從越軍主力集結地到義路，只有三天路程，後方供應上便于解決。而目前進攻義路的不利方面在于：義路去年秋季攻打過，但未攻下，因敵空中援兵趕到，只好作罷。有鑒于此，目前法軍戒備較嚴。
中共中央軍委接到羅貴波的報告後很快于1952年4月19日複電，原則上同意羅貴波上報的西北戰役方案，并提醒應注意兩件事：（1）加強戰場準備工作，應選派比較強的幹部，組織若幹武工隊，進入西北地區詳細偵察義路、山蘿、萊州地區的敵人的工事、道路交通、糧食等情況，并且積極進行群衆工作，創造主力開進和作戰的條件；（2）除部隊的政治整訓應注意少數民族政策的教育外，在軍事演習中，應注意攻堅的戰術教育，要注意攻堅演習，以提高攻堅能力和信心。現在雲南訓練的炮兵團是否提前回越，亦請考慮。
[1]武元甲：《走向奠邊府之路》，1999年出版，文莊作了與中越關系部分的翻譯。引自文莊：《武元甲将軍談中國軍援和中國顧問在越南》，見《東南亞縱橫》雜志，2003年第3期。
為戰略轉移做準備
彭德懷主持軍委工作後，對越南戰場的戰略、戰役指導愈加細致；另外，中共中央聯絡部于1951年成立，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的王稼祥從駐蘇聯大使任上歸國，就任中聯部第一任部長。中聯部內專門設置了“越南處”，有“越南通”之稱的張翼奉命從越南南方歸國，就任越南處處長。
張翼，1913年出身于越南南方一個華僑家庭，1922年回中國讀書，1934年參加革命。20世紀30年代，他就讀于北平的中國大學文學系，1938年入黨，同年轉移到上海。在上海，張翼不幸患了肺結核，到廣東汕頭養病。不久，經中共汕頭市委書記批準，他回越南南方休養。在越南，張翼參加了越南南方反對法國殖民主義的鬥争，曾任越南南部華僑解放聯合總會主任，和越共領導人黎筍、黎德壽等人有許多工作往來，彼此十分熟悉。
在張翼之後，還有幾位在越南工作過的幹部調進中聯部越南處，組成處理越南問題的工作班子，其中有曾于1950年跟随陳赓入越的周毅之。[1]
從1952年5月開始，越軍着手進行西北戰役的準備，成立了紅河左岸戰區，負責經略紅河以西以富壽、安沛為中心的根據地。該地區将成為越軍進軍西北的重要通道和補給基地。楊友棉被任命為左岸戰區司令員，杜梅任政委。
杜梅于1917年2月2日出身于河內清池縣東美鄉一個農民家庭，1936年當上了油漆工，同年參加革命，1939年加入印度支那共産黨。1941年杜梅被捕，被判處10年徒刑，但他于1945年越獄，重新投入了戰鬥。在抗法戰争中，杜梅先後擔任河東省委書記、河南省委書記等職。就任紅河左岸戰區政委，使杜梅首次擔任戰略方向上的重要職務。後來，1991年6月27日，杜梅擔任了越共中央總書記。
1952年5月29日，中共中央軍委致電羅貴波，明确了在越南的兩個顧問團的統一領導問題：“韋國清由于健康一直不好，不能回越南工作，軍事顧問團即由你來兼任團長，梅嘉生任第一副團長，鄧逸凡任第二副團長。前方實際工作即在你的指導之下，由梅、鄧二人負責處理。”
越南勞動黨中央決定從5月開始在全軍進行政治整訓，中國軍事顧問團的政治顧問們從制定整訓目的，到整訓的內容、方法和組織實施，都給予了全力以赴的幫助。
與此同時，中國軍事顧問幫助越軍建立了正規的後勤供應和服務體系。這項工作主要由馬西夫負責。
由于長期的游擊戰争，1950年以前，越軍沒有正規的後勤供給制度，也沒有詳細的後勤條例和規定，軍隊中的經濟工作秩序混亂。馬西夫就任越軍總供給局顧問，與供給局負責人陳登寧相互配合，在邊界戰役之後一年多的時間裏，為越軍制定了一系列規章制度，重要的有《後勤總局工作條例草案》，以及軍需、軍醫、軍械、運輸等方面的工作條例，為越軍設立了自成系統的後勤管理制度，制定了供給标準和相應的財務管理制度。
邊界戰役之後，越軍即實行新的後勤制度和財務規章制度。和平戰役後，越軍的後勤管理逐漸正規化，後勤保障系統初具規模。在馬西夫主持下，中國軍事顧問團後勤顧問組對越南後勤軍官進行了業務培訓，一部分越軍後勤幹部被送到中國的軍事院校學習。
在越南南方，以黎筍為書記的越南南方局率領軍民展開了活躍的游擊戰，漸漸在越南中部蜂腰地帶以南和越南最南端的金瓯地區，開辟出越來越大的游擊區，有力地牽制了法軍。
[1]1990年2月4日，作者在北京訪問張翼。
解放軍邊境剿匪，解除越軍後顧之憂
越軍在準備新的攻勢，法軍并非沒有察覺，法軍對西北地區的擔憂更是顯而易見。為了牽制越軍主力向萊州方向進擊，法軍指揮部加緊了對盤踞在中國雲南對面越南邊境群山中的土匪、中國國民黨殘軍，以及當地越南少數民族“獨立”武裝的支援和裝備。到1952年春天，在越南西北邊境地區，以刀家棟、周光錄、楊道堯等人為首的數股土匪武裝已有數千人之衆，形成了聲勢。
1952年5月，越南花龍地區的土匪釀成武裝暴動，當地越盟政府帶領部分民衆，由越軍第148獨立團一部掩護，退入中國雲南省河口的橋頭、老卡一帶，糧彈将絕。
法軍這一招形成了對越軍西北後側的威脅。羅貴波為此于5月24日急電雲南省委和省軍區：“據報敵軍進至老街市郊附近騷擾，破壞倉庫，掠奪民財，目的在于擾亂後方，牽制我剿匪部隊。越共提議，或者請雲南派兵一部進駐河口，或者從越境配合剿匪的部隊中抽調回兩個連至一個營駐守老街。”
為配合援越抗法，解放軍在中越邊境剿匪
5月28日，雲南蒙自地委急電雲南省委，報告說退入河口的越南軍民處境窘迫。雲南省委即電示蒙自地委先借給越方半月之糧。
這股背景複雜的敵對武裝不除，即将開始的西北戰役就有後顧之憂。在越南勞動黨中央請求下，中共中央軍委命令雲南邊防部隊出境，與越軍合作，以迅猛之勢将這股敵人剿滅。
軍事行動首先在雲南東部邊界對面展開。5月下旬，解放軍第37師的一個團從廣南縣出發進入越南，在越軍一個營配合下，追剿楊道堯、曹世凱匪徒。解放軍在一個月中戰鬥十餘次，殲滅匪徒340人，生擒楊道堯、曹世凱。
在河口當面，解放軍第113團在5月中旬即進入越南黃樹皮地區剿匪。随後，雲南軍區又組織8個營的兵力，從6月初開始，經過三個月作戰，全殲國民黨殘軍“滇南剿共救國軍”指揮官陸正榮以下2221人。戰鬥中，解放軍也付出了代價，因傷亡和傷病減員1023人。[1]
解放軍入越剿匪作戰時，法軍曾使用戰鬥機襲擾。5月17日，法軍戰鬥機3架，向正在黃樹皮剿匪的中國軍隊掃射，但沒有造成傷亡。7月3日，法軍戰鬥機11架，飛至中國河口上空投擲兩枚炸彈，炸斷了長途電話線。7月4日，法軍轟炸機3架飛臨雲南馬關縣城上空，投彈多枚，炸毀和焚燒了民房415間，造成居民261人傷亡，其中亡107人。
這些犧牲都由中國人民默默承受了。據統計，僅從1950年9月至1951年9月的一年中，美、法各型飛機飛臨雲南的河口、金平、鎮武、車裏、佛海、瀾滄、江城等地偵察、掃射和投彈，計318次。
1952年9月24日，通過中國軍事顧問團電臺，越南勞動黨向中共雲南省委拍發了就此次越中邊界剿匪戰鬥的感謝電：
雲南省委：
頃接報悉，你們奉中共中央命令派遣部隊幫助我們将老街、河江之大部土匪消滅，同時幫助我們的部隊鞏固群衆基礎，幫助當地人民謀生，剿滅匪特。謹致誠摯的感謝，并請轉具有高度無産階級國際主義精神之英勇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各單位。
越南勞動黨中央
1952年9月24日
剿匪戰鬥解除了越軍的後顧之憂，中方仍表示，一旦情況緊急，越中邊界地區的越南政府和部隊可以臨時避撤到中國雲南境內。為此，中共西南局在9月4日曾電示雲南省委：“同意你們的處理辦法，如越方政府人員被迫撤入我國，要給予熱情的幫助和招待。”
進入8月，西北戰役的準備已到最後階段，越軍總軍委召開了組織工作會議。會議在中國顧問許法善協助下，由總政治局主任阮志清和組織局局長阮仲永主持，強調加強黨在主力部隊中的作用。中國後勤顧問們根據與越方一起編制的計劃，從國內調運來大量的武器裝備。
西北戰役計劃确定，以第312師為先頭部隊，先行挺進西北。這時，第312師顧問董仁已經和師長黎仲迅、政委陳度很熟悉了。董仁認為越南部隊是有戰鬥力的，關鍵是要繼續提高指揮能力。他來到第312師後，遵照顧問團首長的指示，集中了上百名團、營、連幹部進行整訓。現在董仁知道，該由戰鬥來檢驗雨季整訓的成果了。[2]
越軍312師中國顧問董仁（右）和助理顧問李思恭1952年越南西北戰役中合影于安沛
[1]1989年12月，作者在昆明多次訪問原昆明軍區參謀長李文清。
[2]1989年3月至1993年9月，作者在北京多次訪問董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