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神秘的亞熱帶叢林
1952年10月,在越南中央根據地的一次會議後,(右起)胡志明、羅貴波、鄧逸凡、梅嘉生、韋國清等走出會議室
胡志明稱羅貴波“卧龍先生”
中國顧問都不會忘記越南的雨季,尤其是越北中央根據地群山中的雨季。陣陣綿雨熄滅了灼熱的戰火,雨季總是越南戰場上最平靜的季節,因之被稱為思考的季節。和平戰役之後,印度支那戰場再度風平浪靜,越法雙方都在雨季中進行新一輪的調兵遣将。
朝鮮戰場上同樣出現了交戰兩方長期相持的趨勢。
中國領導人更加明确,中方将繼續援助胡志明領導的抗法戰争,這種援助主要是戰略和戰役方針上的幫助,以及對越南正規部隊進行訓練和提供後勤保障。中國軍隊,特別是戰鬥部隊不直接卷入印度支那戰争。
進入1952年,中國顧問團在越南的工作逐漸趨于正規化,實行輪換制。從春天開始,大部分師、團一級的顧問紛紛奉調回國,由國內新選派的人員接任。中國軍事顧問的規模縮小了,團一級顧問都撤銷了,在越軍主力師中,只在第308、第312和第316三個步兵師和第351工炮師保留顧問并設助理顧問。師級顧問也實行輪換。第308師顧問王硯泉在1952年仲春歸國,進入南京高等軍事學院進修。羅貴波、韋國清、梅嘉生、鄧逸凡四位顧問團最高領導除外,他們将堅持到戰争的最後結束。
雨季開始後,韋國清、梅嘉生先後回國休假、治病,羅貴波、鄧逸凡留守越北根據地。
中國顧問團領導人,特別是羅貴波、韋國清、梅嘉生、鄧逸凡,和衆多越南領導人建立了良好的關系。
羅貴波和胡志明接觸最多,相互了解也多。胡志明主持勞動黨政治局會議的時候,總是坐在會議長桌一頭的木椅上,左邊是勞動黨總書記長征,右邊就是中國總顧問羅貴波的座位。會議室竹樓外的大樹上懸挂着一段鋼軌,每當法軍偵察機或轟炸機飛臨的時候,警衛戰士會敲響鋼軌。這時,胡志明會迅速宣布暫停會議,大家到室外防空,等敵機遠去後再繼續開會。
政治局會議通常持續較久,中午吃飯時會議桌一收拾就是餐桌。夥食為越方的最高标準,一般是兩葷兩素加一湯,有時餐桌上還有葡萄酒。飯後大都休息個把小時,胡志明回他自己的竹樓,其他政治局委員們就在會議室竹榻上躺一會兒。這時,羅貴波總是被安排在會議室的裏間休息,以示尊重。
有一次,羅貴波腰、腿發病,重至不能起身參加勞動黨中央政治局會議,只得向胡志明請假。胡志明聞知此事,馬上決定把會議挪到羅貴波的駐地來開。吩咐完,他就起身向羅貴波住處走來。
在政治顧問團駐地,李涵珍首先看到胡志明主席走來,立刻進屋向羅貴波報告。正說着,胡志明已經進了屋,說:“我來看望‘卧龍先生’!”
羅貴波躺在顧問團會議室裏的竹榻上,見胡志明到來仰身欲起,連聲說:“不敢當,不敢當!”胡志明見狀,立刻快步上前止住羅貴波,要他不要動,還風趣地說道:“現在,你真的變成‘卧龍先生’了。”[1]
1952年,羅貴波在越北山區的駐地(照片中的女士是李涵珍)
[1]1998年5月28日,作者在北京訪問李涵珍。
中國顧問照顧胡志明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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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身邊有一個很小的工作班子。1947年法軍向越北中央根據地發起大規模掃蕩的時候,胡志明身邊的工作人員有八人,胡志明用中文為他們分別起名叫“長”“期”“抗”“戰”“一”“定”“勝”“利”,後來逐漸減少,只剩三四人。阿期[1]長期擔任胡志明的貼身秘書,此外就是警衛數人。抗法戰争中期以後,胡志明身邊還有一位年輕的女護士,名字叫“春”,負責胡志明的保健工作,大家叫她“阿春”。也許是在長期的地下工作和游擊戰争中養成了習慣,即使在中央根據地的辦公竹樓裏,胡志明有事呼喚工作人員,不叫名字或職務,而是學一聲鳥叫:“咕!”值班人員即應聲而至。胡志明的這個習慣,一直保持到抗法戰争勝利之後他搬進河內總統府。[2]胡志明的日常生活極其儉樸,他住的小竹樓裏除了有時挂着地圖外說得上四壁皆空,天氣炎熱時地上通常沒有床,只鋪一領草席而已,草席上是薄薄的被褥。至于飲食,胡志明常以普通的素食為多,有時也飲些法國葡萄酒。
緊張工作之餘,胡志明喜歡在他的竹樓邊開一片地,種些蔬菜。他有兩首中文詩,樸素而形象地描寫了他在中央根據地的日常生活:
秋夜
籌劃更深漸得閑,
秋風秋雨報秋寒。
突聞秋笛山前響,
游擊歸來酒未殘。
無題
山徑客來花滿地,
叢林軍到鳥沖天。
軍機國計商談了,
攜桶偕童灌菜園。
胡志明對中國顧問的生活非常關心,常常信步走到中國顧問團駐地,問這問那,慰問在異國工作的中國戰友。
1953年春節,羅貴波(後排左一)率顧問團女戰士(穿淡色軍裝)向胡志明拜年。後排左一是胡志明的護士阿香
在越北根據地,中國顧問的生活标準逐漸形成制度,實行供給制。最初時,戰士和班長每月津貼為5元(人民幣幣制改革後單位)。從1951年12月起确定為:戰士和班長每月10元,排、連長15~20元,營、團長20~30元,師以上軍官每月為30~40元。越方對中國軍事顧問也有不少照顧,在當時條件下已是盡了努力。顧問團的夥食雖然單調,因有雞和雞蛋、牛奶的供應,營養不成問題。
出于不增加越方負擔的考慮,中國顧問在越南期間的夥食、服裝供給,除了日常菜蔬要在當地購買以外,基本上由顧問團的大本營(設在南寧的“華南工作團駐南寧辦事處”)供給。這個大本營在1950年的秋天就建立起來了。
中國顧問也很關照胡志明的生活,由南寧辦事處安排,中國顧問定期贈送胡志明幾個鐵皮桶,裏面裝有一些餅幹、點心、煉乳、各種罐頭,還有糖果、香腸等。中國顧問注意到胡志明喜愛吸煙,他吸煙的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紀20年代他初到法國之時,因此就定期向他贈送中國産的“中華牌”香煙。對這個牌子的香煙和稍後中國生産的“熊貓牌”香煙,胡志明十分喜歡。這樣,從中國顧問入越以後,胡志明的香煙主要由中國顧問贈送。
每逢收到這樣的禮物,胡志明總要向中國顧問,特別是羅貴波反複稱謝,他和羅貴波的友誼也在戰争中發展起來。工作之餘,胡志明也經常和羅貴波交談,話題甚廣,無所不包。胡志明甚至還談起自己早年在中國的戀愛和婚姻經歷。那是在大革命時期的廣州,當時使用李瑞這個名字的胡志明結識了中國姑娘曾雪明,兩情相愛,于1926年10月18日成婚。
沒有想到1927年4月廣州風雲突變,國共兩黨分裂,李瑞于5月初為避國民黨追捕突然離開廣州,從此和曾雪明天各一方,一時失去聯系,此後再也沒有見面。
失去曾雪明在胡志明的情感世界中留下了創傷,胡志明再沒有結婚,曾雪明也沒有,直到他們離開這個世界。
1952年10月,在越南中央根據地的一次會議後,(右起)胡志明、羅貴波、鄧逸凡、梅嘉生、韋國清等走出會議室
胡志明的戰友們很多次婉轉地提出,希望胡志明在越南組成家庭。但每有提及此事,總被胡志明岔開。不過,到了陳赓和羅貴波面前,還有在其他幾位中國顧問面前,胡志明多次坦誠地流露出對曾雪明的深深思念。[3]
對鄧逸凡來說,他最熟悉的是越南勞動黨政治局委員、越軍總政治局主任阮志清,兩人很能談得攏。阮志清于1914年1月出身在一個貧苦農民的家庭裏,3歲就成了孤兒,由親屬撫養長大。他受過初級教育,又因勤奮好學,能說比較通暢的法語。他于1937年加入印支共,此後多次被捕,出獄後又堅持反抗法國殖民統治的鬥争。他最後一次被捕是在1943年,在牢獄中度過了兩年,直到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才出獄。阮志清是越盟武裝力量的重要領導人,軍、政皆熟,威望很高,很受胡志明的器重。阮志清對中國人民懷有誠摯的感情,對中國顧問非常尊重,與以鄧逸凡為首的政治顧問組合作得非常愉快。[4]
在越北根據地,越南勞動黨和中國顧問們的關系可謂水乳交融,中國顧問團主要翻譯幹部文莊的經歷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1]即武期,20世紀70年代後任河內胡志明紀念館館長。
[2]1990年2月,作者在北京訪問文莊。另,參考了文莊發表于雲南國際問題研究所編輯出版的《國際問題》1991年第1期、1992年第2期上的文章《在胡志明身邊》。
[3]羅貴波、李涵珍、王硯泉、文莊都向本書作者認真地敘述此事,他們的回憶是可靠的,可共同印證。
[4]1990年6月15~16日,作者在廣州訪問鄧逸凡
最得力的越語翻譯
文莊在政治顧問團工作期間,作為越南語翻譯跟範文同參加了1954年日內瓦會議。圖為文莊前往日內瓦途經莫斯科留影
文莊,原名舒守訓,雲南鶴慶人,生于1922年。早年他在昆明上學,後來考入雲南大學外語系。上大學期間,文莊積極參加了中共領導的學生運動,1946年7月入黨。1947年夏臨畢業時,文莊已是雲南大學學生會主席,昆明學聯三名負責人之一。由于身份有所暴露,地下黨組織要他撤退到越南去,視情況許可在中越邊境地區組織武裝力量。
1947年深秋,文莊和新婚妻子葉星(原名楊月星)離開昆明,跋涉三個月進入越南老街省。在等待新任務期間,已掌握英語和法語的文莊開始學習越南語。他自己也沒有想到,三個多月下來,他的越南語大有進步,使他對于熟練掌握這門新外語充滿信心。
不久,文莊、葉星來到越南富壽省,見到了越南華僑委員會主任李班并在他領導下工作。1948年春天,莊田率領的滇桂黔“邊縱”開入越南河陽(即河江)整訓,邊縱致電印支共中央,要文莊等人前去河陽到邊縱工作。
李班聞訊後告訴文莊,因為工作需要,印支共中央希望來到了根據地的中國同志留在華僑工作委員會工作。不久,法軍向越北大舉掃蕩,文莊和葉星随印支共中央撤到太原北部的中央根據地,和許實等人一起辦石印的《越華親善》報。當時侯寒江是華僑委的南方工作委員。他們向印支共中央公開自己的中共黨員身份,在印支共組織中“借過組織生活”。
1948年秋,由李班安排,文莊第一次見到了胡志明,他後來回憶說:
1948年,一個深秋的下午,我得到通知去見胡志明主席。交通員帶我從印支共中央華僑委員會機關出發,沿着林中小徑穿行約兩三公裏,來到一個樹蔭掩映下總共只有兩三戶人家的岱族小村寨。我們在一幢山邊小竹樓旁停下。印支共中央負責華僑工作的黃國越在木梯口迎我。脫鞋上樓進入屋內,只見一位留着東方長髯的長者席地而坐。當然,這就是我到越南後向往會見的那位傳奇般的越南人民的領袖胡志明主席。
“伯伯好!”我快步上前,按越南幹部的習慣向他問好。
“老弟好!”他依然盤腿坐着,伸手同我握手,态度和藹而自然,完全不像我心目中初次晉見的外國領導人。
“你會說越語了嗎?”胡志明問。
“學會一些了。”
“那好,歡迎你來越南工作。在越南工作就得懂越語。”
胡志明知道我是從雲南來的,即問我認不認識雲南地下黨的馬子卿和陳方。我說不認識。他說,1940年前後,他多次到過雲南,就是同他們聯系的,得到過他們許多幫助。他又問我雲南近況。我就自己所知和越語表達能力所及,簡單地談了昆明一二·一學生運動以來雲南人民的反饑餓、反內戰、争民主、反對美國幹涉等情況。有幾處,我的越語說不清楚,他當即為我糾正。我講到1947年昆明反美大游行,要求美軍撤走。他說:“我在雲南是抗日戰争時期,那裏就有美軍,但當時還是同盟軍。”
接着,我簡略彙報了華僑工作,着重說明當前越南解放區的華僑工作主要是動員華僑群衆積極參加抗法戰争,同時盡可能解決一些同華僑切身利益有關的問題。他說,在動員華僑抗戰上,“現在基本沒有問題了”。
我問他對華僑工作有何指示?
胡志明說:“要繼續加強華、越人民之間的團結,共同抗擊法國侵略。你來越南不久,要多注意了解情況,還要努力學習越語。你學得快,但發音還不夠準确,還要多多努力。”
文莊的回憶頗為動情:
初見這位仰慕已久的越南黨和人民領導人,我心情十分緊張,思想集中在考慮如何應對和如何用越語表達。然而一開始交談,他那親切、自然,完全不拿我當外人看待的态度,使我感到像是在同一位自己的老師談話,拘束感很快消失。我逐漸注意到,胡志明雖然年逾半百,形容清瘦,但面色褐裏透紅,兩眼炯炯有神。他身着深褐色的越式短上衣和寬筒褲,披一件灰綠色美軍夾克,赤着雙足,俨然一位當地老人。
1950年冬,文莊調到羅貴波身邊工作,組織關系轉入中國政治顧問團。經過幾年的努力,文莊熟練地掌握了越南語,成為中國顧問團最得力的越語翻譯。
胡志明向中國顧問授勳
1952年的雨季裏,中國政治和軍事兩顧問團合并,在根據地中另建了新營地。新營地啓用不久胡志明即來看望。為了防空,中國顧問團駐地建在山麓密林中,營房為大樹覆蓋。胡志明對房頂是否暴露非常重視,在視察中指示随行的越南幹部對某幾處再用蕨類植物加強僞裝。他還沿着房後防空壕走了一段,詳細地詢問防空壕是否通到了山麓。他用漢語對羅貴波說:“要特別注意防空,有警報就要出來。”[1]
當時中越戰友間關系之融洽,從胡志明1951年12月5日致劉少奇、周恩來的一封信中可以印證:
少奇、恩來同志:
因十位同志返回中國的機會,我寫這封信,祝你們及諸嫂諸侄健康,并向你們談談心事。
文武顧問[2]同志們在此很積極,幫助我們很多,有時候他們免不了感覺到一點辛苦,不是他們性急,而是因為工作發展慢。
我想把一回故事講給你聽:卻說我們打勝了邊界(戰役),收了許多新自法國送來頂精好的面粉。我們把這勝利品分給部隊。可是他們不會做西洋式的面包,也不會做中國式的水糕,他們照做大米餅的方法去做,弄成不三不四的粉泥,結果是吐之則可惜,吞之則吞不下。我乃吩咐一位女幹部:“你快去向中國廚師學習做最簡單的饅頭。學會了,你介紹其方法給弟兄們,懂了嗎?”
她說“懂得”,就去了。兩個鐘頭後,她兩手捧一大盤滿裝着幾樣很漂亮的面和糕,喜形于色地說:“報告伯,廚師同志教我學會了這幾樣,請你嘗嘗,看侄輩做得好不好?”……
這小故事是我們全部工作的縮影。(1)經驗缺乏,得到新的東西而不會用。(2)幹部很熱心,但常不明白上級的意思,因此事事走大彎。我們負責領導者對許多問題也不甚熟悉,比方財經問題,顧問同志來到以前,我自己對它也好像“小馬入叢林”!
如果用一年以前的情況來比較,則現在每事都有或大或小的進步。但一個進步來了,卻發現随之而來的許多困難和缺點。
比方,軍事進步了,軍數增多了,就發現糧食、運輸等等弱點。運輸問題是代表一般的矛盾。前時我們把公路徹底破壞,現在要徹底修理。修理要很多人工(只在太原省一段共162公裏,而5月份據地方幹部的報告,需動員36萬多天人工)。用人工多,則一面影響到增加生産,另一面多費米糧。修路和運輸,則希望天公長久晴旱,而農民種田則希望大雨連綿。白天,車不能走,路不能修,因為敵機亂炸。夜裏駕車修路又遲緩又浪費人力和時間。我們鼓動人民增加生産,同時我們又不得不要他們修路、擡貨……
雖然困難多端,但我們具有“布”的決心,加上顧問同志們的幫忙,再加上你們随時随事的指教、批評和援助,我們自信能一步一步地克服困難,渡過難關,完成任務,争得勝利。
劉同志5月初對各問題的電示,我們自應努力遵行。黃文歡同志在中國的工作,請你們多多領導和予以不客氣的批評。
我寫多了,我要結束這信了。望你們也寫信給我,請你兩兄替我問候毛主席和中共中央諸同志。
親愛的敬禮!
你們的丁啓
1951年12月5日
此信原文如此,胡志明的心情和他的中文遣詞特色可謂躍然紙上,為歷史留下了一個生動寫照。
1952年9月2日,胡志明主席授予羅貴波二級“胡志明勳章”
1952年9月2日,越南國慶,在越北中國軍事顧問團駐地舉行了隆重的授勳大會,胡志明、長征、武元甲、範文同等出席了會議。
胡志明親自向中國顧問授勳。越南勞動黨中央授予羅貴波、韋國清二級“胡志明勳章”,授予梅嘉生、鄧逸凡二級軍功章,授予王硯泉、李文一三級軍功章。其他30餘名顧問和工作人員也被授予英模勳章和抗戰勳章。
[1]1990年2月,作者在北京訪問文莊。另,參考了文莊發表于雲南國際問題研究所編輯出版的《國際問題》1991年第1期、1992年第2期上的文章《在胡志明身邊》。
[2]指中國政治顧問團和軍事顧問團。
顧問團成員的婚事
當然,世界上沒有一切都順利的時候。1952年雨季對鄧逸凡來說畢竟是有些不愉快的。入越将近兩年了,他沒有回國探親和休養,原因大概在于他和妻子之間在感情上的隔閡越來越深了。這年夏天,他接連收到來信,妻子明白地告訴他,分手的時刻已經到來,一切已經無可挽回。
鄧逸凡複信同意離婚,表示自己還将留在越南一段時間,在北京當辦的事情,由她在北京辦就是了。在雨季的越南叢林裏,鄧逸凡在離婚協議書上簽了字。
離婚對鄧逸凡難免有影響。他本來說話就不算多,在這個夏天似乎更沉默了。作者在幾十年後與他談起此事,他只是淡淡一笑說:“沒什麽。”不過,在自身感情生活遇到挫折之際,他非常關心部下們的生活和婚姻,只要了解到哪個顧問還沒有結婚,他總是慷慨地準以假期,讓年輕的顧問回國相親。[1]
再殘酷的戰争也阻擋不住人類的愛情。當時,師級顧問大都有了眷屬,團一級軍官都很年輕,凡尚未結婚的,鄧逸凡都批準回國尋結良緣。這一切自然帶着那個時代鮮明的特點,回想起來每個人都感慨萬分。
1989年夏天,當年的顧問團成員聶如惠深情地回憶了她的婚姻:
我是貴州盤縣人,1930年生,抗戰勝利後到雲南昆明上高中,在學生運動高潮中,先參加“民青”,又于1949年初加入地下黨,當年秋離開昆明進入滇北參加了“邊縱”獨立團。建國以後我來到昆明,在雲南軍區辦的速成中學當教員。
1952年夏,周耀華從越南到昆明休假,我想一定是領導上有意安排,總之是在我們學校教務主任的家裏,我們第一次見面了。周耀華是河北藁城人,比我大7歲,那年29歲。初次見面,我們彼此印象不錯。
從那天以後,周耀華天天派他的警衛員給我送一封信,每天讀他的信成了我的一樁大事。年輕的警衛員來得勤,信還非得送到我手裏不可,不能轉交。學校的協理員不知道怎麽一下子不樂意了,為這事我和他吵了一次。協理員的“無情阻撓”使我和周耀華之間的感情迅速升溫,距離第一次見面還不到一個月,我們就結婚了。
結婚以後,軍區同意我随周耀華去越南軍事顧問團,我就此成為團部的工作人員,留在顧問團團部當書記員,擔負抄寫和文件管理。到了越南以後,周耀華趕着參加西北戰役,我和他見面的機會并不多。在越北,我工作到1953年的秋天,在又一個旱季到來之前和丈夫一起回到昆明。[2]
顧問李增福的婚姻經歷比周耀華略晚些,幾十年過去,他作此回憶的時候思如泉湧,幾度停下話語,沉浸在悠悠往事之中:
邊界戰役以後不久,我和周耀華被抽調到設在中央根據地的越南陸軍幹部學校,給越軍團、營軍官們講課,一幹就是八個月。我們的駐地在太原,離越南的中央機關很近。我算得上性格開朗的人,很活躍,顧問團首長都願意和我說上幾句話。也不知是不是這個原因,和平戰役以後,不少顧問回國輪換了,我一直沒有動,就在太原那個小山溝裏成天忙着。
到了1953年初的一天,鄧逸凡找我說:“小李,人家都回家看過了,你也回家看看老人吧。”
我告訴他,我回去,恐怕連家也找不到了。1946年我離開蘇北去東北,母親趕到駐地來和我見了一面,此後全沒了音訊,我打聽了幾次也沒有打聽着,只怕回去了要傷心呀!
鄧逸凡說:“現在國內和平了,你總有個親戚在家鄉吧,回去一打聽總能有個下落,要不然,找地方政府,他們也會幫助你。還是回去看看吧。還有,要解決什麽事情,也趁回去的時候一起辦一辦。”
聽首長那麽一說,我心頭一動,就回了江蘇沭陽縣。我先找到了姨父,果然打聽着了母親的下落。原來母親已經搬了家。
我急急忙忙趕回家,從一個破草房裏先出來的是弟弟,他一見我全副戎裝的樣子,竟吓得縮了回去。接着是母親出來了,一看見我,她嘩嘩地流淚,哭了起來。
走進小草屋,原來兩個弟弟和母親生活在一起,家裏很破敗,和我走的時候差不多。母親到鄰居家借來一塊豆腐,我們在一起吃了晚飯。
晚上,我怎麽也睡不着。心想,家鄉怎麽這樣窮呀,可是在過去,就是這窮地方養活了我們新四軍。第二天,我叫上警衛員,到城裏買了一套家具搬回家。那時我存了一千多元錢,這在當時可是不得了的事。我還拿出一筆錢,為家裏修了房子。這一下震動了我的家鄉,母親高興得不知道說什麽好。
在家住了一個月,我回到廣州聽候顧問團的命令,準備随時回去。在廣州軍區招待所住下不久,軍區組織部長把我叫了去。我和他從來沒有見過面,也不知道叫我去做什麽。他倒真痛快,開門見山地對我說:“你26歲了,還沒有對象,這次回來就把這個問題解決了吧。”
我大吃一驚,不知道該怎麽說才好,就回答:“我還年輕,這些年光想着打仗了,沒有認真考慮婚姻問題。再說,我也不認識人呀。”
部長哈哈大笑:“不認識人沒關系呀,我們給解決了。我找幾份檔案,你先看看吧。”
我回到招待所不一會兒,就有人送來了好幾份女青年的檔案,有照片有文字。當然,她們也都是軍人。我挨個看了一遍,都挺好,就是我沒有主意。我還琢磨,這事接下來怎麽辦呀?第二天部長又叫我去了,問我選中了哪一個。
我張着嘴說不出什麽,想了一想,說:“都挺好,可是我誰也沒有見過面呀。”
部長低頭從幾份檔案裏挑出了一份,遞過來,問:“她怎麽樣?”
我還是不知說什麽好。部長說:“既然這樣,那就見見面再說吧。”
不一會兒,就有一個年輕姑娘進來了。部長介紹說:“這位就是在越南打仗的李增福同志,你們談談吧。”
部長這麽一說,我們兩個人互相看了一眼,頓時一人憋了一個大紅臉,面對面坐下來,手腳都不知道該往哪裏擺了。這比指揮一個營、一個團打仗難多了。
“談談呀。”部長直催我們,可是我們說什麽呢?部長抽身走出屋子,讓我們兩人在一起談幾句。可是我們這兩人呀,互相看了看,馬上各自低下了頭,過一會兒又擡頭看看,到末了還是沒說出話來。
一轉眼,部長回來了,問:“談得怎麽樣?”我別扭地說:“還沒說什麽呢。”
“那就說呀。”部長又催了幾次。可是有他坐在跟前,我們就更說不出什麽了。還是部長老練,笑一笑說:“不吭聲就是沒有意見啊。”他把手一揮,就像我們打仗時司令員作決定那樣:“那就定了。”
定了,我的婚姻就這樣定了。1953年5月,我們才見過面不過十多天光景,反正不到二十天,就在廣州結婚了。新婚妻子是軍區報務員,山東萊陽人。幸運的是,我們結婚以後感情還真不錯。但在事後想想部長大手一揮的樣子,我們都有些後怕呢。這樣的婚姻我們的後代大概是不會理解了,因為它只能是屬于過去那個時代的。
兩個月後,我回到了越南。事後一想也就明白了,中南軍區怎麽知道我沒有結婚呢,當然是顧問團委托軍區辦的事。我們那個年月,有許多婚姻就是這樣結成的。[3]
[1]1990年6月15~16日,作者在廣州訪問鄧逸凡。
[2]1989年12月3日,作者在昆明訪問聶如惠。
[3]1989年11月19日至月底,作者在昆明訪問李增福。
董仁:在劉少奇催促下赴越
雨季是軍事顧問輪換入越的主要時節,一批新的師、團級軍官披着雨霧踏進越北群山。歸國後曾擔任軍事博物館副館長的董仁和夫人趙玉珍充滿感情地回憶了那段經歷。董仁回憶說:
1952年6月,我任第44軍第131師參謀長,正在武漢的中南軍區高級研究班學習。下旬的一天,天下着大雨,班主任寧學文突然找我談話,開門見山地說,中南軍區要在我們班抽調一個幹部去越南,到中國軍事顧問團擔任顧問,幫助越南進行抗法戰争。現在就決定你去。
我一點也沒有思想準備,說:“為什麽要我去啊?韓懷智[1]去不好嗎?他比我年輕。”
寧學文搖搖頭,說:“已經決定了,你就快走吧,現在吉普車正在門外等着你呢,快去軍區幹部部報到吧。”
一聽說已經決定了,我立即表示服從命令,馬上趕到了軍區幹部部。我跨進幹部部的大門,幹部部部長第一句話就對我說:“調你去越南當軍事顧問,現在一切都準備好了,車票也為你買好了,你今天晚上就乘火車去北京,到中聯部報到。至于家屬和警衛員的問題你都不要管了。”
我說:“我的部隊在廣州,我總要回部隊去交代一下呀。”
回答是:“什麽都不要交代了,你的任務必須保密。”
事後我才知道,如此急如星火,是因為中南軍區已經受到劉少奇副主席的批評了。我是軍區報上去的第三名人選。當時對人選的要求太嚴了,我前面的候選人中也有一位是師參謀長,各方面條件都很好,名字報上去了,僅僅因為他妻子是華僑的女兒,有這層海外關系,就沒有批下來。當第二個人選也沒有批準的時候,劉少奇副主席批評了,說你們中南軍區是不是有宗派情緒呀,為什麽不把最好的幹部送上去。于是就定下我了。
我當天就上了火車,到北京時有人接站,告訴我,一起去越南的還有幾個同志,昨天劉少奇副主席已經見過他們,談過話了,和你就不單獨談了,有關精神會很快傳達的,你要盡快做好去越南的準備。
我到了北京沒有幾天,妻子趙玉珍也從廣州抱着孩子,還帶着一位警衛員到了北京。在戰争年代,我接到過許多突如其來的命令,但是這次接到的命令大概是最神秘的。[2]
趙玉珍,1932年出生在吉林梨樹縣,1948年3月初中畢業後參加了四野,接着參加遼沈戰役,從東北平原南下,一直打到廣州。她和董仁是在南下的行軍路上結婚的,到達廣州才有了一個安定的家。對于突接命令去越南,趙玉珍回憶說,那是永遠不會忘記的旅途:
老董去越南真是太突然了,我壓根兒就沒有想到。1952年6月底,我是師幹部部的一名幹事,駐軍廣東東莞,大女兒才11個月。因為老董去武漢學習,家裏的一切就由我一手包了。大約是6月下旬的一天,我接到了老董從北京打來的一個電報,電文很簡單,就是一句話:“帶一切物品立即來京!董仁。”
奇怪,他不是在武漢嗎?怎麽到北京去了。我拿着電報去找師長,還以為師長知道怎麽回事呢。可是師長見了電報還挺不樂意,說,這個老董,有事怎麽也不跟軍裏、師裏說一聲。他告訴我,師作戰科也接到了老董的一個電報,要科裏挑選一名警衛和我一起到北京去。也沒有說什麽原因。
那還說什麽呀,我立即收拾東西,大大小小七個包袱,帶着警衛員就坐火車上路了。這七個包袱可把我害苦了,因為我的家剛剛安定下來,我實在舍不得扔東西呀。
我手裏還抱着11個月大的女兒,從東莞到廣州沒有座位,從廣州到北京乘火車因為走得急也沒買到座位。車廂裏擠得要命,連包袱都沒有地方擱,七個包袱放到了三個車廂,我手裏托着女兒來回走着照管。列車員見我的樣子挺同情的,問我要不要補個卧鋪?我是東北普通人家的女兒,參軍以後是一路走到廣州的,我還不知道“卧鋪”是什麽。列車員說:“卧鋪就是可以睡覺的地方。”偏偏我沒有聽懂列車員的南方口音,而且我也不相信這麽擠的火車裏還能有可以睡覺的地方,就搖了搖頭。這下子,我在人堆裏擠了四天四夜才到北京。等到了站走出車廂一見太陽,眼一花,差點就栽倒了。
老董來車站接我,告訴我要跟着他去越南。我直埋怨:“你怎麽也不在電報裏把事情說個明白呀?”他告訴我,請示了,這是軍事秘密,領導上不讓說。
沒說的,跟着他去越南吧,可是11個月的女兒不能跟着一起去,雖然還沒有斷奶。我只好給遠在吉林梨樹縣的母親發電報,請母親來北京把女兒帶回去。發走了電報,我趕緊上街去為女兒買煉乳和奶粉。
母親上午到的北京,下午就抱着女兒回了吉林。我們也在同一天下午乘火車離開北京去南寧。一路上,奶水漲得我生疼,我想女兒,只能牽腸挂肚流着眼淚直到睦南關。
從硝煙中走出的董仁雖然年過耄耋,但至今精神矍铄。圖為老人(面對鏡頭者)2013年參加部隊活動時的照片
我們到南寧以後換乘卡車進越南,整整開了七天七夜,一路颠簸,這時候我惦念女兒的眼淚已經流完了,接上來的是因為劇烈颠簸引起的嘔吐。我一路嘔吐,直到大山深處的越南中央根據地,也就是顧問團駐地。戰争,給女人帶來的艱難是男人體會不到的。[3]
董仁在顧問團團部見到了團長羅貴波。羅貴波告訴董仁,已經決定派他去越軍總軍委作戰局擔任顧問。
董仁希望直接到前線去。他提出,自己在部隊一直是作戰指揮員,沖鋒陷陣,做參謀工作經驗不足,是不是直接去作戰部隊為好?羅貴波同意了董仁的請求,改派他去越軍主力師第312師當顧問,接替即将回國的顧問趙永夫。董仁在作戰局的顧問空缺,後來由從朝鮮戰場調來的茹夫一擔任。
董仁随即帶領兩位助理顧問來到第312師,師長黎仲迅,政委陳度熱情地迎接了他。按照預定的計劃,董仁立即着手訓練營連排基層軍官。
[1]韓懷智後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
[2]1989年3月27日至1994年,作者在北京訪問董仁。
[3]1992年12月至1994年,作者在北京訪問趙玉珍。
許法善:聆聽胡志明說孟子
和董仁、趙玉珍一起進越南的還有許法善。1989年9月,歸國後曾任國家民航總局副政委的許法善回憶了這段經歷:
我是陝西神木人,1918年生,小時候讀過書。1949年建國時我是西北野戰軍第4軍政治部幹部部部長,當時随軍部駐守在甘肅臨洮。
1952年5月底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命令,總政治部調我去越南擔任“組織顧問”,要我立即去北京報到。5月31日,我離開了臨洮,第二天到達天水時正是六一兒童節,小孩們吵吵得很熱鬧。也許是要去戰場了吧,我突然變得對孩子們格外留意起來,覺得他們真幸福呀。
來到北京以後才知道,西北野戰軍就去我一個人。在北京,總政治部副主任王玉桓找我談了一次話,告訴我根據在越南的我國軍事顧問團來電,他們急需要人,經總政治部考慮,認為我去是比較适合的。王玉桓對我說,你長期從事組織幹部工作,有許多寶貴的經驗。至于具體工作,到了那裏以後聽從顧問團首長的安排。顧問團的工作主要由中央領導,總政也負責一些具體的指導。家屬問題,适合去越南的可以去越南,不适宜去的留在南寧“華南工作團”留守處。
我們在北京很快做好了入越準備,和我一起去的共六人,是王許生(保衛顧問,從華東調來)、王宗經(通訊顧問)、李時功(後勤顧問)、周複(後勤顧問),還有潘浩(宣傳顧問)。
在北京那些日子裏,我們幾個人一起去了總參謀部作戰部,一位負責人在挂着大地圖的作戰室裏為我們講了越南戰況。印象最深的是他講到文進勇率領的第320師活動在紅河三角地區,仗打得很艱苦,在和平戰役中起的作用很大,威脅了敵人的後方。總參謀部的幹部還向我們介紹,越南的雨季很長,從4月持續到11月,約半年時間。一到雨季,雙方都是易守難攻,所以越南人民軍總是在旱季集中力量打一兩個戰役,殲滅敵人一批有生力量,然後在雨季整頓部隊。
出發前,劉少奇會見了我們,在座的有中聯部部長王稼祥,還有中聯部負責此事的處長李起興等幾個人。那天天氣很熱,劉少奇請我們吃了冰激淩。
劉少奇說,我們已經贏得了革命的勝利,但是越南還沒有,那裏的戰争還相當激烈。越南人民經過自己的奮鬥,一定可以取得這場戰争的勝利,如果有我們的援助,他們的勝利就可以來得更快些。如果越南解放了,我們漫長的中越邊境線也就安寧了。所以我們應該援助越南這樣的正在奪取革命戰争勝利的國家。
中國顧問去那裏是為了支援越南,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我們國家自己的利益。現在我們正在抗美援朝,有幾十萬志願軍在朝鮮。派你們去越南,總共百八十人,你們算算看,是派你們百八十人去合算,還是派至少十幾萬大軍去守中越邊境線合算?
我們異口同聲地說,還是派我們百八十人好。
劉少奇說,那你們願意去不願意去?如果不願意去,現在提出來是可以的,我們将另行選派別的同志。當然,選派你們去是因為你們合适,所以讓你們都到北京來了。
我們又回答,我們願意去,決不辜負組織上的信任。
劉少奇說,現在越南還很艱苦,還處于戰争狀态。我們雖然也艱苦,畢竟已經處于和平時期。現在既然派你們去,就對你們抱有希望,你們要和法國殖民主義軍隊打仗,要把他們趕到海裏去,要把戰線推到越南的中部或南部去。
劉少奇對我們說,戰争是要死人的,你們要有犧牲精神,在越南犧牲是光榮的,犧牲在越南也是為了保衛自己。
我們表示,我們都是參加革命多年的幹部了,我們從參加革命那天起,就準備着為革命獻身,請中央放心。
劉少奇特別強調:“你們去一定要和越南同志搞好關系。我們是援助越南反擊帝國主義侵略,我們和越南是兄弟關系。我們解放得早一點,積累了一些經驗,但是一定要謙虛,對越南同志特別要尊重,這是很重要的。工作搞得怎樣還是一個盡力而為的問題,和越南同志的關系搞得怎樣可是個大問題。你們去了一定要尊重越南的風俗習慣。越南的風俗習慣和我們差不多,但還是有差別,我們要按人家的來。”
談到最後,劉少奇幽默起來,說,你們去了越南,認識了越南的女同志,如果有了感情,可以結婚。如果人家願意,可以帶回中國來,但是一定要講道德,不能半途甩了人家。
和劉少奇談話後不久,我們六人一起乘火車離開北京。這時我們的同伴中又多了一對夫婦,他們是從南方趕來的董仁和趙玉珍。我們一起坐火車到了南寧,在南寧稍事停留,又到廣西憑祥與在那裏的越方辦事處取得了聯系,在那裏停留一天後坐汽車乘黑夜進入越南。這時是7月盛暑中的一天,時當拂曉,只覺得越南到處是山,村莊和人煙稀少。
幾天後到達軍事顧問團駐地,團長羅貴波見到我們,即告訴我們說,你們的工作都已經安排好了。我被分配到越軍總政治局組織局當顧問,和組織局局長阮仲永一起工作。他後來當了越南駐中國大使。
羅貴波在和我們見面時就吩咐說:“我們顧問的工作主要是提意見、提建議,最後還是要由越南同志來作決定。這是一條原則,大家要注意。”
大約是我們到達顧問團的第二天吧,胡志明來看望我們。他來到羅貴波的辦公室,請我們去。胡志明非常熱情,一個一個地問我們的情況。問完了,他問我們大家:“顧問同志們讀過‘四書’沒有?”
我們有的人說沒讀過,有的人說讀過。我對第一次見面的胡志明說:“我小時候讀過。”
胡志明應聲即引《孟子·梁惠王》中的話說:諸公“不遠千裏而來,亦将有以利吾國乎?”他引用中國古語再次表示對我們的歡迎,我深為胡志明對中國古典文化的熟悉而吃驚。
我在越南安頓下來以後,主要協助越軍進行組織工作。我起草了《支部工作綱要》,組織輪訓師、團的黨組織書記,以後又輪訓了黨支部委員,還辦了兩期訓練班,輪訓營以上幹部。我還在部隊中搞了三查,查鬥志、工作、思想,營以上幹部每個人都進行了批評和自我批評。越軍幹部的輪訓有成效,有的幹部在“三查”中痛哭流涕,悔恨自己以往的工作沒有做好。而這一切,都是為即将進行的西北戰役進行準備的。[1]
[1]1989年9月15日至月底,作者在北京訪問許法善。
青山處處埋忠骨
無須諱言,在越北群山叢林中度過的戰争歲月是艱苦的。羅貴波多次向本書作者述及:在越南,顧問們的情緒雖然高昂,但對生活的艱苦,諸如水土不服等也有抱怨,大家思念祖國,希望回到勝利了的祖國工作和生活。
1952年,羅貴波有一次回國述職時向毛澤東彙報說,大多數顧問本着國際主義精神,安心在越南工作。但也有少數顧問因為越南天氣炎熱潮濕,蚊蟲多,生活上不習慣,經常害病,打擺子,體重明顯下降。加上法軍飛機不斷騷擾,有的顧問擔心病死、戰死在越南,他們希望回國工作。
毛澤東聽了羅貴波的話沉吟片刻,說,白求恩是加拿大人,不遠萬裏來中國,幫助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者。他毫不利己,不惜犧牲一切,這就是國際主義精神。他光榮地犧牲在中國,埋葬在中國,他是一位很好的國際主義戰士,我們永遠緬懷他。
毛澤東轉過話頭說,我們有許多北方人在南方工作、戰鬥和生活,有的人犧牲在南方;也有許多南方人在北方工作、戰鬥和生活,有的人犧牲在北方。我們的顧問都是共産黨員,黨派他們去援越抗法,幫助越南工作,為什麽不能堅持在越南工作、戰鬥和生活?
毛澤東随口吟出了兩句詩:“青山處處埋忠骨,何必馬革裹屍還。”[1]
[1]羅貴波:《無産階級國際主義的光輝典範——憶毛澤東和援越抗法》,見《緬懷毛澤東(上)》第297~298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