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組成中國軍事顧問團
中國、越南和老撾地理位置圖
韋國清擔任軍事顧問團團長
根據印支共中央的連續請求和羅貴波就此事的報告，中共中央于1950年3月下旬正式形成會議，組成中國軍事顧問團入越，協助越軍作戰。顧問團團長由原第3野戰軍第10兵團政委韋國清擔任。
選韋國清入越，頗經多方考慮。首先，他久經戰陣，長期以來是獨當一面的軍事指揮員。在紅軍中，他曾是一名工兵。在抗日戰争中，他是征戰于江淮地區的“麻雀戰專家”。解放戰争中，他成為縱隊（軍）和兵團的司令員，指揮了許多重大戰役。渡江戰役前夕，他擔任第10兵團政委，和司令員葉飛一起揮師解放了福建。入閩後，韋國清轉而接手地方工作。此種經歷使他既熟悉軍事也熟悉政治工作，足當重任。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韋國清是廣西壯族人，他的家鄉和越南相距不遠，越南也有壯族人，彼此的語言可以相通。去越南，這是韋國清得天獨厚的條件。另外，從個人性格來說，在第3野戰軍的高級将領中，韋國清以機智穩重著稱，擔任赴越軍事顧問團首長很合适。[1]
韋國清恰好在北京，正等着中共中央軍委分配工作。
韋國清原名韋邦寬，1913年出身于廣西東蘭縣勞石鄉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928年夏天，15歲的韋國清參加了韋拔群領導的農民自衛軍，參加過攻打東蘭縣城的戰鬥。1929年他加入共青團，同年參加由鄧小平、李明瑞、張雲逸領導的百色起義，當過張雲逸的警衛員。此後他轉戰桂黔湘邊界地區，然後進入江西蘇區，于1931年轉為中共黨員，很快成為一名年輕的紅軍團長。
1934年10月，韋國清參加二萬五千裏長征。他曾率部參加搶占皎平渡、巧渡金沙江的關鍵性軍事行動。紅軍搶渡烏江時，當時任幹部團特科營營長的韋國清跟随團長陳赓，率工兵連星夜疾行60華裏，趕到邊界河渡口，神秘迅速地架起浮橋，使中央紅軍得以及時全部過河，攻占遵義。到達陝北後，在紅軍的最後一戰直羅鎮戰役中，韋國清身負重傷，傷愈後進入紅軍學校學習。
抗日戰争初期，韋國清擔任過八路軍總部随營學校校長。1940年後任新四軍第3師第9旅政委、第4師第9旅旅長等職，轉戰于淮北。他于1942年12月指揮了朱家崗戰鬥，這次戰鬥對粉碎日本侵略軍發動的對淮北地區的大掃蕩具有決定性意義。1943年春，國民黨江蘇省主席兼魯蘇戰區副總司令韓德勤突然率部襲擊新四軍淮北根據地，韋國清率第9旅主力迅速包圍了韓德勤部，予以圍殲，生俘韓德勤，為新四軍堅持在淮北和蘇北的抗戰創造了有利條件。1944年9月新四軍第4師師長彭雪楓犧牲後，韋國清就任副師長。
中國赴越南軍事顧問團團長韋國清
抗日戰争勝利後，韋國清曾任軍調處執行部徐州小組中共代表。1946年解放戰争開始後，韋國清任山東野戰軍第2縱隊司令員兼政委，指揮部隊參加了朝陽集、宿北、魯南等戰役。1947年2月，他率領一個縱隊越過隴海鐵路，發起白塔埠戰役，殲滅了國民黨第42集 團軍軍部和它的第2師、第4師，活捉其司令郝鵬舉。随後，韋國清率部參加萊蕪戰役。在著名的孟良崮戰役中，他指揮兩個縱隊在青駝寺阻擊國民黨援軍，血戰三晝夜，擋住了援兵，保證了華野主力在孟良崮全殲國民黨最精銳的第74整編師。
1948年起，韋國清任蘇北兵團司令員，參加了淮海戰役。擔任第10兵團政委後，他同司令員葉飛率部渡過長江後參加上海戰役，爾後進軍福建，先後任福州市委書記、福建省省委組織部部長。新中國成立後百廢待興，韋國清被調到北京，準備讓他去聯合國任職。正好趕上要成立赴越軍事顧問團，幾乎是一夜之間，韋國清未來若幹年的人生軌跡完全改變了。
[1]1991年10月，作者在北京訪問雷英夫時談及對韋國清的評價。
二、三、四野，各組越軍一個師的顧問隊伍
1950年3月中旬，組建赴越軍事顧問團的工作緊鑼密鼓地展開。劉少奇寫了一封信，要韋國清持信向四個野戰軍首長請示，請他們為軍事顧問團選派幹部。
韋國清拿着劉少奇的信先找到了第2野戰軍政委鄧小平。鄧小平看過劉少奇的信，爽快地說：“這樣吧，我們剛好都在北京開會，你一個一個去找太辛苦了，我們一起去找他們商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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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和韋國清一起來到林彪住處，鄧小平對林彪說：“中央決定派軍事顧問團去越南，韋國清來請我們各個野戰軍選調幹部，少奇同志還寫了信來，我們一起到彭老總那裏商量一下如何？”
林彪表示同意，大家一起到了彭德懷那裏。彭德懷一口答應，說：“現在國內戰争基本上結束了，你們要什麽幹部就給什麽幹部，要多少給多少，我們全力支持。你說要多少人吧。”
林彪在一旁附和彭德懷的意見。
韋國清說：“越南現在要組建三個師，有的是羅貴波去了以後剛組建起來的。越方的意見，除了總部機關以外，第一步要選派三個師的各級顧問去越南。”
鄧小平說：“我看三個師的顧問由中央決定分配吧。軍事顧問團的團部人員，為工作方便，就由你所在的第3野戰軍選調，怎麽樣？”
韋國清說：“這樣辦好，我再向少奇同志彙報。”
聽了韋國清的報告，劉少奇說：“小平同志的意見很好，顧問團團部人員就由三野選調。那三個師，還有一個學校的顧問，要發個通知，向各個野戰軍明确分配一下。”
韋國清請示：“可否由二、三、四野戰軍各選調一個師的各級顧問，軍政學校的顧問和教員，由四野就近選調？”
劉少奇同意韋國清的意見，說：“這樣好。一野在西北地區，任務很艱巨複雜，人員又少，這次就免了吧。你把這個考慮向聶總報告，看他還有什麽意見，請中央軍委發個通知。”
此議最後經毛澤東批準。
1950年4月17日，中共中央軍委命令：二、三、四野戰軍各抽調一個師的全套幹部參加赴越軍事顧問團。同時确定，由第3野戰軍調集幹部組成顧問團團部班子，由第4野戰軍抽調一個軍事學校的班子擔任越軍軍事學校的顧問。
4月26日，中共中央軍委再次指示西北、西南、華東、中南軍區和軍委炮兵司令部，要求增調營以上幹部13名，參加軍事顧問團，準備擔任越軍高級指揮機關和部隊的顧問或助理顧問。
第3野戰軍首長粟裕和韋國清商議後，由粟裕提名并确定，由當時設在南京的華東軍政大學第3總隊首長組成顧問團團部，由總隊隊長梅嘉生擔任韋國清的主要助手。
梅嘉生，是第3野戰軍各軍中頗具傳奇色彩的将軍。他是江蘇丹陽人，1913年生于一個清貧的農民家庭，幼年随母親到上海讀書，初中畢業後當過店員，而後繼續求學并且接受了進步思想，不久又到南京投考軍校，學習裝甲兵課程。七七事變爆發後，日本發動大規模侵華戰争，梅嘉生于1937年秋天回到自己的家鄉，組織抗日武裝。這時，在他的鄰村，大革命時期就成為中共黨員的管文蔚也在組織抗日部隊，梅嘉生于當年冬天和管文蔚取得聯系，組織起農民自衛團。不久，陳毅率領的新四軍第1支隊北上，梅嘉生所部即歸屬新四軍，不久後參加了著名的黃橋之戰。梅嘉生于1939年入黨，初任丹陽游擊縱隊第3大隊隊長，後任新四軍第1師第3旅參謀長。在整個抗日戰争和解放戰争中，他轉戰蘇北、山東，參加了許多重大戰役，戰功卓著。爾後，他曾任華東野戰軍第4縱隊參謀長，第23軍副軍長兼參謀長。在渡江戰役中，他所在的第23軍經歷了和英國軍艦發生沖突的“紫石英號事件”，這是新中國成立前發生的最重大的涉外軍事沖突。他熟悉司令部業務，思考細致周密，是一名出色的參謀長。
1955年被授予少将軍銜的梅嘉生
一紙密令，戰将雲集顧問團
一紙密令頒發，剛剛拂去了解放戰争征塵的上百名師、團、營級軍官迅即離開熟悉的崗位集合起來，向南方那個多少有些陌生的國度進發。
在幾十年光陰閃過之後回首這段往事，幾乎無人不說由于年深歲久，這段奇異經歷埋藏得太深，使得記憶的探鏟在啓封它們的時候也不知不覺磨損得太多了。幾乎是四十年後，當年的軍事顧問趙瑞來對筆者說：“歷史學家為什麽要等歷史走遠了才來研究歷史？1950年，我正在滇西南的大山裏剿匪時，通信員送來副師長王硯泉的信。信上告訴我，已經确定讓我去越南當軍事顧問，并要我立即回軍部報到。眼下四十年過去了，我只記得信裏的一句話了，副師長說：‘……這是我們中國第一次向外國派軍事顧問，希望你發揮在國內革命戰争中取得的寶貴經驗……’這封信我保存了三十多年，可是最後一次搬家，把這封信給燒了，燒成灰了。歷史學家，你們來晚了。”[1]
不過，在中國和越南的現代關系史上，這樣牽動歷史的事件畢竟是不可能磨滅的。讓我們記錄下幾位當年的顧問團成員對久遠往事的回憶吧。
張英（原中國赴越軍事顧問團辦公室主任，後任中國駐斐濟大使、外交部領事司司長）：
我于1946年随廣東東江縱隊離開老家東莞撤到山東，編入後來的第3野戰軍。在山東，我們打勝了。苦戰三年，終于一路打到了南京。進入南京以後，我在華東軍政大學第3總隊擔任組織科科長。1950年4月下旬，總隊首長梅嘉生、鄧逸凡先我一步調離。鄧逸凡走後由原政治部主任李文一擔任政委。誰知過了不久，李文一也接到了去軍事顧問團的調令，我們剛開完梅、鄧首長的歡送會又開了歡送李文一的會。這期間，總隊的倪有石、孫志明和王振華也調到顧問團去了。李文一出發前告訴我，上級已經确定我擔任副政委，要我抓好總隊的工作。
看來我要在南京生活一段時間了。我妻子李南很快請假回了廣東東莞老家。我是抗日戰争前夕在那裏參加革命的，算得上東江縱隊的老戰士。因為戰争環境險惡，我和李南把出生不久的女兒托付給一位農民撫養，自從撤離廣東後就再沒有音訊。現在戰争結束了，我們想把女兒找回來。
李南到東莞不久就來信說，女兒找到了。差不多同時，我也接到了去軍事顧問團的命令。
這時顧問團團部已經離開了南京。我想在離開祖國之前再和妻子見上一面，同時看一眼多年不見的小女兒。經過上級批準，我帶了一位警衛員，抱着1歲多的兒子，奔波幾天到了東莞。
我見到了女兒建芳，她正和養父、養母在一起。我走過去，建芳的養母說：“快叫啊，叫爸爸。”已經8歲的建芳愣了一下，指點着身邊的養父說：“這不是爸爸嗎？”
養母指着我說：“這是你親生的爸爸。”
但是建芳沒有叫我。
我感到一陣心酸。抗戰多年，我沒有幾天和女兒在一起，解放戰争三年多，連女兒的面都沒見過。建國了，見到了女兒，卻是一見馬上就要離別。
一家人在東莞團圓了三天，照了一張相，我就帶着警衛員趕往南寧，顧問團正集中在那裏準備奔赴越南。[2]
窦金波（中國赴越南軍事顧問團第一任炮兵顧問，後任蘭州軍區炮兵部隊首長）：
1950年4月下旬，當時我是炮兵團團長，剛從青島移兵福建建瓯，遵照軍委命令準備參加解放金門島的戰鬥，并準備進而解放臺灣。要參加那麽大的戰役，我特別興奮。
4月底或5月初的一天，我突然接到軍部電話通知：“窦金波，到軍部來一趟，你的任命有變化。”
我趕緊去了。副軍長劉勇跟我開玩笑：“你知不知道要去幹什麽呀？”
我随口說：“知道了。”
劉勇很吃驚，問：“你怎麽知道的？”
我說：“要我當副師長。來福建經過南京，特種兵司令部跟我談了一下。”
劉勇晃了晃腦袋，把一紙電報推到我面前，說：“看一看這個吧。”
電報說，窦金波調往赴越南軍事顧問團，立即到南京向華東軍區司令部報到。我完全愣住了，沒想到剛剛打下天下，又要出“天下”了。這世界變得真快。
沒說的，我立即趕往南京，但心裏唯一犯嘀咕的是：“越南那地方還不知道有沒有炮兵呢！”
到了南京，司令部軍務處處長張懷忠是我在膠東時就認識的一個師長，他把我介紹給了正在組建顧問團班子的梅嘉生。梅嘉生向我談了顧問團的組成情況，要我先在南京住下，他說，凡去顧問團的幹部家屬都集中到南京來安排工作，你的妻子很快就要從青島來了。組織上知道她産期臨近，一定會妥善照顧。待顧問團人員到齊後，可能去北京接受中央的任務。
大約是6月20日，梅嘉生率領我們顧問團團以上幹部近二十人去北京。很巧，華東軍區副司令員粟裕應中央電召也去北京，列車上挂了一節專列車廂，我們也就搭乘他的車廂一起走了。事後才知道，朝鮮局勢非常緊張，大規模戰争爆發在即，中央同時在考慮解放臺灣的問題，召集高級将領去北京商議對策。在列車上，我發覺粟裕将軍經常沉思。我不禁想，到越南去，一定也是中央經過慎重考慮下的決心，這當然是光榮的任務。待我從北京參加了中央首長的會見回到南京時，女兒已經降生了。我給剛出生的女兒起了個名字叫“越華”。[3]
田大邦（中國軍事顧問團派往越軍主力團第102團的顧問，後任昆明軍區副參謀長）：
1950年春天，我任第14軍第119團團長，率部向滇西北進發剿匪，随即又進至西昌地區，配合友軍剿匪作戰。仗打得很順利，到5月間就班師返回昆明。當我來到洱源縣的時候，突然接到命令，要我一人急返昆明報到，接受新任務。我趕到大理，恰巧碰上副師長王硯泉也接到命令從滇西往昆明趕，我就和他一起到了昆明。我随即向軍部報到，原來是讓我到越南部隊去當顧問。
我們在昆明集中學習了一段時間，主要是學習領會國際主義精神，掌握政策。然後由第37師副師長吳效闵帶隊乘火車到開遠，接着趕到了硯山縣。越軍主力308師的兩個團——第88團和第102團——已經到了，我到第102團擔任顧問，我的戰友周耀華去了第88團當顧問。第102團團長是武安，政委是黃世勇。武安三十來歲，原先是河內的一個工人，作戰勇敢，和我的關系挺融洽。我們團一級顧問最初的主要工作方式是聽他們談訓練安排，我們提出意見。看了越軍部隊以後留給我的印象是，越軍戰士忠于祖國，能吃苦，這樣的部隊訓練出來是能打仗的。[4]
1952年，中國顧問團照片。左起：許法善、馬西夫、羅貴波、史一民、張志善、王宗金、金昭典、王許生、張振東
張祥（中國軍事顧問團顧問，後任雲南文山軍分區副司令員）：
那時候，我還以為國內戰争結束了，這輩子我不再打仗了。
1950年初，我任第13軍第37師第110團第2營營長，結束了滇南戰役後從元江回到昆明，駐守飛機場。5月初的一天，突然接到命令，要我立即去師部報到。我馬上進城到連雲巷師部所在地，師長周學義告訴我，已經确定，派我去越南當軍事顧問，立即出發去開遠向軍部報到。他還特意叮囑：“此事絕對保密。”
我趕到開遠，在這裏遇上了從別的團抽調來的顧問。我們在一起學習了一段時間，主要學習黨章、國際主義精神和軍事。大約有一個來月，學習結束我們就去了硯山。當時，越軍第308師剛剛來不久，由我軍整訓。我們走前軍部開了一個挺隆重的歡送會，會後周希漢軍長帶我們去第308師，我被分在越軍一個小團（營）任顧問。
一到任我就知道了，整訓結束之後，進入越南的第一仗就由這個小團打。
李增福（中國軍事顧問團顧問，後任昆明衛戍區司令員）：
那個時候我年輕呵，才23歲。
我是江蘇沭陽人，1940年13歲的時候參加了抗日游擊隊。第二年皖南事變發生，随着游擊隊“升格”，我就成了新四軍戰士。抗戰勝利，我随黃克誠師長進軍東北，又從東北一路打下來，到了廣東、廣西，那就是一路追擊了。1949年底我軍進了廣西，一部分國民黨殘軍就往越南跑，我在的第39軍部隊拼命追。追到了離鎮南關六公裏處，突然接到總部命令：就地停止追擊，任何部隊不得出關。
這樣，我到了越南門口又折回來了。
1950年夏天，我們第39軍集結到河南漯河整訓，這時，我擔任營長。有一天，我正在召集排以上幹部開會，突然接到了團長的電話：“張師長打電話來，要你帶上一個警衛員、一個飼養員，全副武裝，立即到團裏來。”
我問：“什麽事呀？”
團長說：“來了再說。”
我立刻離開會場，帶上通訊員侯玉明和飼養員老陳，騎馬趕到了團部。原來團長只知道要把我送到師部去。當下，我們套起一輛馬車到了師部。師長張竭誠告訴我：“軍裏來電報，調你到中南軍區，另有任用。具體幹什麽，我也不知道。但是，不管到哪兒，一定要把工作做好。我想，也可能把你派到艱苦的地方去。”
我立正向師長敬禮，說：“派我到哪裏都行。”
馬車接着往前趕，在嘩啦啦的大雨中把我們三人送到了在漯河的軍部。剛到軍部門口，就見雨裏站着軍隊列處（也就是幹部處）的人，沖着我喊：“來的是李營長嗎？”
一聽我回答說是，他高興壞了，說，不要進軍部了，直接去火車站，票已經買好了，介紹信也開出來了，你直接去武漢報到。
就這樣，馬車把我拉到車站。只一會兒，火車就來了。
下半夜我到了武漢，想自己找到軍區去，結果轉了向，只好跑到一家鋪子裏給軍區隊列部打了個電話。接電話的人可高興了，說：“部長正等着你呢，派人到車站也沒把你接着，這下你可不能亂跑了，我們馬上派車去接你。”
小車把我拉到了中南飯店。我們四野抽調的幹部都集中在這裏了，我大概是最後一個到的。我一進飯店就遇上發東西：便衣、雨衣、皮鞋，還一人發一塊英納格手表、一支派克鋼筆。這後兩樣當時可是貴重東西，我一下子變成富翁了。我想，這次執行的一定是個特殊任務。
1950年代初到越南的中國軍事顧問團戰士。（李增福供稿）
發完了東西，大家一起去照相，得到通知明天動身去南寧。臨走了，軍區一位部長宣布：“你們是到‘越南工作團’工作。具體任務到南寧以後由工作團首長安排。”這下子，我才明明白白地知道，我要去越南打仗了。[5]
吳湧軍（軍事顧問團顧問，後任海軍福建基地政委）：
1949年夏天，我作為第3野戰軍第20軍的一個營教導員，參加了上海戰役。上海，是我度過了少年和青年一段美好時光的地方。我終于回到上海了，還在上海找到了失去聯系已經12年的母親。我見到母親的時候，她一下子認不出我了，還說：“你是從揚中老家來的，你們小一輩的人我都不認識了。你的老一輩是誰呀？”我說：“你再看看我！”這下子母親把我認了出來，一下子大哭起來。我也激動得說不出話來。我真想在上海多停留一段時間。
不久，部隊移駐昆山。接下來，我來到南京，進入華東軍政大學“高幹團”，又稱“一團”，開始了學習生活。我從小就喜歡讀書，現在勝利了，能安下心來讀書了，我特別想讀出一個好成績來，補上少年時期的欠缺。
一個嶄新的國家在我們手中活脫脫誕生，接下來，我們應該去建設她。時間過得特別快，轉眼就是半年。1950年初夏的一天，政治部主任把我叫到辦公室，鄭重地通知我：“根據黨中央的指示，上級決定派你作為軍事顧問到越南去，去幫助越南人民進行抗法戰争。現在你就去野戰軍司令部報到、集中。”主任還問我有什麽意見沒有，但我什麽也說不出來——我怎麽也沒有想到這輩子會出國呀。
接受了命令，我來到中央路野戰軍招待所，鄧清河、窦金波、于步血、倪有石、陳鎮已經先我一步來了。我還很快知道李文一也要調到顧問團來。我們大家聚在一起就談起了去越南的事。
我實在是百感交集，不知有多少念頭湧上心來，晚上想得都睡不着覺。新鮮、激動，又帶着不安，我那時的心情實在難以形諸語言。
我本是貧苦農家的孩子，抗日戰争爆發後不久參加新四軍，打仗已經整整10年了。我打過日本侵略軍，接着打國民黨軍隊，可是從來沒有打過法國人呀，這個仗将怎麽個打法？多少年來，我一直受教育說，參加革命，要履行國際主義義務。但是畢竟只是從理論上明白，現在要我去實踐了，我還沒有經驗呢。越南，這個鄰國的解放戰争究竟是怎麽回事，我還一點不知道呢。
說真的，這時我格外留戀起國內來了。我打了十年仗，從踏上戰場的那一刻起，我就沒有想到過我還會親眼看到勝利的今天。可是如今畢竟勝利了，我怎麽不該多享受一分勝利的快樂呢？到越南去，又要置身戰場，這個仗什麽時候能打完呢？
還有，勝利了，我也28歲了，也應該考慮結婚成家了，我要在打下的天地裏好好地生活。
再有，我還有在江蘇揚中縣老家的父親，在上海做工的母親，勝利了，我也該盡一盡過去沒有盡到的供奉之責呀。
我還想到了我的妹妹。我和她感情很深。那一年我9歲，她才6歲，家裏沒辦法養活她，把她賣給人家當童養媳了。賣她的那天夜裏，妹妹哭，母親哭，我也哭。我緊緊抱住母親的雙腿說：“不要賣妹妹。我就要長大了，我長大了能養活妹妹。”可是母親對我說：“你才9歲……”從此我沒有見到妹妹。現在勝利了，我要找到妹妹。
去越南，對一個人來說是生活的一個大變化，誰沒有自己的想法呢？同去的鄧清河是一位師政委，是老紅軍，他和我談起去越南的事，也流露過希望留在國內的意思。可是鄧政委說，想來想去，最後還是得服從上級決定，到越南去履行國際主義義務。自己的事情，就先放在一邊吧。
我也是這樣想的。想想那些在過去的戰鬥中犧牲在身邊的許多戰士，我能活着看到勝利，怎麽還能讨價還價呢？我想，和我一起走向越南的顧問們，絕大部分人也都懷着同樣的信念。世界上的事情，想一想也就想定了。
我們在南京集中以後，上級允許顧問以短暫的時間處理個人事宜。我決心找妹妹。我先趕到無錫，找到同在部隊但已經五年沒有見面的哥哥，他在蘇南軍區參謀集訓隊當隊長。哥哥告訴我，他已經根據線索到常州找過妹妹，可惜，妹妹已經不在人間了。我們只晚了一步，妹妹就在常州解放以後因病死去了。
聽了哥哥的話，我的淚水直在眼眶裏打晃，難過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于是我向哥哥辭行，家事全托付于他，我要全心全意地去越南打仗了。
7月下旬，我随顧問團來到南寧，團長韋國清也從北京來了。我們在一起制訂了《出國守則》。我記憶中最深刻的，就是中央對顧問團的指示：“把越南人民的解放事業當做自己的事業來做。”[6]
[1]1988年8月3日，作者在昆明訪問趙瑞來。
[2]1989年1月24日，作者在北京訪問張英。
[3]1988年12月16～17日，作者在石家莊訪問窦金波。
[4]1988年11月28日，作者在昆明訪問田大邦。
[5]1989年11月19日，作者在昆明訪問李增福。
[6]1990年4月4～10日，作者在北京訪問吳湧軍。
會說越語的都去越南當翻譯
韋國清一直在北京負責軍事顧問團的全面籌組工作，劉少奇和代總參謀長聶榮臻就赴越工作問題找他先後談了兩次。在韋國清陪同下，聶榮臻還在北京兩次接見中國軍事顧問團的顧問們。
顧問團的名單裏出現了侯寒江的名字，他要重返越南了。原來，他跟着李班一到北京，就提出了留下來學習的請求。經李班同意，侯寒江進入中央統戰部為華僑黨員舉辦的學習班學習。5月，統戰部突然通知侯寒江去見連貫。連貫告訴侯寒江，中央決定組建中國軍事顧問團去越南協助作戰，現在急需越語人才，就把你找來了，要你加入軍事顧問團，先做翻譯工作。連貫正式通知侯寒江：“你的組織關系已經從越南轉來了。”
5月底，侯寒江去南京向梅嘉生報到。同行的還有三位年輕的越南人，黃明芳、文維、武德，他們都是越方最近派到北京到“青年訓練班”學習的，現在結束學習，都到中國軍事顧問團協助工作。日後，他們都成了越南方面的重要中文翻譯。[1]
在軍事顧問團緊急組建的同時，中越邊境上，整訓越南正規部隊的工作也在緊張進行着。原滇桂黔“邊縱”司令員、現任雲南軍區副司令員莊田趕往硯山，會同第13軍幹部整訓越軍，進行必要的協調。
1950年，首批中國軍事顧問團成員。其中的侯寒江（右二）早在1946年就開始在越南參加革命工作了
翻譯，越南語翻譯突然變得萬分急需。雲南軍區下令，在原先莊田統率的滇桂黔邊縱的越南華僑青年中尋找懂越語的人才。太巧了，1948年至1949年初，活動于滇桂黔邊界地區的“邊縱”受到國民黨軍的壓力，曾從廣西和雲南邊界出境，進入越南的高平、河陽等邊境地區整訓。在這段時間裏，有許多華僑青年參軍，其中有幾十個華僑女青年，她們大都有一定文化，集中在宣傳、醫務分隊。新中國成立後，這些華僑女戰士集中在昆明、文山地區。
命令急下，駐地在昆明昙華寺的邊縱醫務處朱碧英、馮明等六七個女戰士趕往莊田在翠湖邊的住所，當晚就在莊田住處的一個空屋子裏打地鋪睡了一夜。次日，莊田帶領工作人員和這批被視為寶貝的女翻譯們乘車駛向開遠，他們在第13軍軍部住了一夜，天明即趕往硯山。那裏，越軍第308師剛剛開到。
馮明記得，到硯山的那天特別熱，她吃到了早熟的荔枝。[2]
當年才16歲的越語翻譯丁蘇萍在40年後向筆者回憶說：
那時候，真覺得天下沒有比翻譯更難的事了。在雲南硯山整訓越軍主力團的時候，受過大學教育，越語漢語都說得呱呱叫的也就那麽三幾個人，我們管他們叫“大翻譯”，他們負責首長之間和上大課的翻譯。再往下，就靠我們這些小翻譯了。
我出生在越南高平，是華僑的女兒，小時候讀過四年書，13歲那年參加了“邊縱”文工團。按說，我的越語挺流利，可那全是生活用語，要我理解軍事用語已經困難了，何況還要翻譯呢。我被分在越軍“首都中團”的一個營，越南營長叫黎永明，中國顧問是李雲龍。他們說的那些軍事術語我從來沒有學過，實在叫我為難了。可我倒也不怕，能翻多少是多少，嘴裏說不出來就用手比畫，再不行就實說我翻譯不了。這時，他們也會換一種說法。我一身軍裝，越南官兵對我挺尊重，顧問也慢慢理解了翻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們相處得很好。當然，笑話鬧了不少。我們這些年輕姑娘初上練兵場，甚至有把步槍準星翻譯作“蒜頭”的。翻譯到後來，我們比較順當些了。但這時，越南部隊也快回國了。[3]
[1]1994年9月13日，作者在北京訪問侯寒江。
[2]1990年6月，作者在昆明訪問馮明。
[3]1990年5月，作者在昆明訪問丁雪萍（原名丁蘇萍）。
周希漢軍長負責整訓越軍主力團
中共中央軍委責成第4兵團第13軍負責，向進入雲南的越南部隊提供全套最新裝備。軍委要求凡是國民黨統治區兵工廠制造的武器一件也不要給越軍，要給，就給全套美式裝備。給13軍的總原則就是：“有求必應。”
第13軍軍長周希漢親自拟訂了整訓越南部隊的方案，副軍長陳康先期趕到硯山布置。不久，周希漢帶領第37師副師長吳效闵等一批幹部和電臺人員趕來，換回了陳康。
1955年，周希漢被授予中将軍銜
越南西北戰區負責将領高文慶、雙豪先期來到中國境內，和周希漢商議了越南各部隊分批開進雲南的具體安排。高文慶和雙豪向周希漢遞交了印支共中央總書記長征的親筆介紹信，翻譯當場口譯。長征在信中說，現在派出越南人民軍主力部隊到中國整訓，希望中國同志不要客氣，把我們的子弟也當作你們的子弟……信中表達的誠摯之情，使在場的中國将領不禁為之動容。
雙方議定，越軍第308師所屬各個戰鬥單位在越南河江省集結，集結完成一批即從麻栗坡進入中國境內。開進部隊的掩護問題，以邊界的清水河為界，以南由越南部隊負責，一過清水河即由解放軍負責安全警戒。
整訓地點應該在哪裏？在麻栗坡不行，一來距離邊境太近，二來縣城地處山溝，太局促了。放在麻栗坡後50餘公裏處的文山縣城也不行，因為解放軍正有一個團在那裏剿匪作戰，不便于軍隊訓練。于是，再北去35公裏，周希漢軍長将越軍整訓地點确定在硯山縣。
遵照周希漢的命令，設在硯山的第13軍随營學校數千人于5月初搬遷到滇中彌勒縣，騰出房子讓給即将開進的越軍第308師。
從1950年5月7日開始，越南部隊按照事先确定的路線由越南河江省進入雲南，解放軍在麻栗坡縣邊境老山下的清水河兩翼布置了警戒。越南部隊來到清水河邊，把各種槍支放在國境線越南一側的河岸上，然後徒手進入中國境內。因為越方提出，他們還缺少槍支。中方即表示，凡越方需要的槍支都帶到清水河放下，然後運回根據地使用，徒手進入中國的越軍在硯山領取全套裝備。第308師開進中國境內兩個團，但它的第36團被法軍隔斷在紅河三角洲地區，未能來到雲南整訓。
跨過國境線，越南部隊進入結束了戰争的和平土地，不必專揀夜間行軍，也不必擔心法軍直升機突然出現在頭頂上。雲南人民沿途箪食壺漿相迎，路邊還打出了大幅标語：“歡迎兩廣縱隊！”[1]
這支“兩廣縱隊”衣衫褴褛，絕大部分人打着赤腳，面帶菜色。可是，一到硯山，情況就全變了。當一個班走進安排好的房子，就會看到裏面已經搭好了12個鋪位，鋪位上挂着12頂蚊帳，12支槍排列在門邊，其中10支步槍、兩支沖鋒槍，還有嶄新的軍裝……第308師的整編完全按照解放軍主力師的建制進行。越軍官兵高興極了，第130營陳營長進屋看到這些裝備，竟一下子跳了出來，拉着中國軍官的手說：“太好了，這都是毛主席給我們的。我們胡主席和你們毛主席是老朋友！”[2]
1950年6月初，除第36團以外，預定的第308師各個戰鬥單位都來到了硯山，越南人民軍的第一個主力師——第308師（大團）——就在雲南硯山縣正式集結編成了。
整訓随即開始，周希漢和吳效闵登臺為越軍幹部講課，越軍連以下軍官和戰士則主要在練兵場上接受戰術和技術訓練。
為講課，周希漢、吳效闵很費了一番腦筋。他們商量，得先摸一下越軍的情況再講才有針對性。可是怎麽摸呢？周希漢出了點子，雙方先交流情況，着重介紹本部隊打得較好的一個戰例。
吳效闵手執教鞭，為越軍軍官講解了第13軍在淮海戰役中沈莊戰鬥的戰例。吳效闵是有文化的軍事幹部，又是戰鬥的親歷者，講得繪聲繪色。講課結束，越軍幹部走出屋子，師政委雙豪親熱地摟住第13軍作戰參謀李挺的肩膀，說：“真不得了，一個戰役殲敵55萬人，這麽大的戰役我們可打不了。”
越軍第88團團長泰勇是一位在戰鬥中右臂傷殘的戰将，他在圖表和照片前向中國軍官介紹了不久前越軍攻打法軍據點的一場戰鬥。在那裏，法軍以一個連駐守，越軍集中将近一個團的兵力進攻。戰鬥持續三天，最後将法軍逐出據點。這是越軍近期來組織的一次較大戰鬥。
聽泰勇大體說完，吳效闵顯得不耐煩了。天氣正熱，他把原先坐着的一條長凳翻倒在地，四腳朝天，自己雙臂一彎，枕着後腦躺在凳腿中間。他問泰勇：戰鬥發起的時候，你們營、團指揮所設在哪裏？回答是，營指揮所距離敵人800米，團指揮所距敵2000米，重機槍陣地設在營指揮所前面一點的地方。
這和解放軍在戰鬥中指揮所靠前的做法有一些距離。吳效闵一時失态，脫口而出：“什麽戰術，完全是資産階級軍事思想！”這句話，越軍幹部大都聽懂了，滿室默然。
這天講越軍戰例時越軍指揮員高文慶不在場，第二天，他來到了周希漢的屋裏，提意見說，昨天有位同志批評我們是“資産階級軍事思想”，這不妥當。我們都是共産黨人，希望不分彼此，有什麽意見就告訴我們，因為我們确實缺乏經驗。
正巧吳效闵也在屋裏，高文慶不認識吳效闵，闖進來就直率而言，把吳效闵弄了個大紅臉。
不過有此插曲，雙方的了解總歸是進了一層。周希漢、吳效闵再講起課來，針對性強多了。周希漢的講課是從中國革命戰争的三種武裝力量開始的：游擊隊、地方武裝、正規兵團。戰鬥方式也主要有三種：游擊戰、運動戰、攻堅戰。最後，逐步過渡到以攻堅戰為主。周希漢的主導思想十分明确：要讓越軍了解和掌握打殲滅戰的戰法。
第13軍還抽出一部分連、營幹部訓練越軍的戰鬥技能，主要內容是班、排、連、營規模的進攻戰術訓練，單兵技、戰術訓練，還有抵近爆破、掃雷、設障，以及用迫擊炮抛射炸藥包摧毀敵工事的戰鬥方法等。越軍對迫擊炮抛射炸藥包特別感興趣，認為适宜在越南戰場廣泛使用，後來他們果然發展了這一戰法，使它成為摧毀敵軍機場飛機和一些非永固性目标的常用戰法。[3]
[1]1988年5月，作者在昆明訪問原中國軍事顧問團翻譯孫殷才。
[2]1988年11月1日，作者在昆明訪問原越軍130營顧問牛玉堂。
[3]1990年2月3日，作者在北京訪問原第13軍作戰參謀李挺。
越軍戰鬥力迅速提高
高文慶、雙豪告訴周希漢，第308師整訓後，預定的戰鬥目标是解放老街。
周希漢叫來作戰參謀李挺交代說：“給你一個連，用一個月的時間，讓越南同志提供情況，仿造一個老街法軍陣地，好讓他們針對性訓練。”
李挺按照軍長指示四處踏勘，終于找到近似地形構築了土木工事。這工事在當時看來已經是非常堅固的了，但半年多以後他親自來到老街跳進法軍工事一看，才知道法軍設置的是混凝土永固工事，實在是比他的仿設陣地堅固出好多倍。
陣地設置完備，解放軍訓練分隊為初到的越軍作了破障爆破演示。
假設敵依托山梁構築了碉堡，陣地前設置了多道鐵絲網。攻擊分隊發起進攻前進行了炮火準備，将堡壘群淹沒在濃重的硝煙裏。然後爆破手突前，在火力掩護下炸斷鐵絲網，後續爆破手跟進，撕開第二道鐵絲網……最後一個爆破手則把炸藥包送到了碉堡的槍眼下面，随着一聲巨響，混凝土碎塊飛向天空……戰鬥集群發起沖鋒。
一位凝神觀看的越軍指揮員對站在身邊的第13軍偵察參謀張秀明說：“這真是打仗的樣子。前些時候我們進攻安沛，一共只有一門山炮，三發炮彈，也作炮火準備。三發炮彈打出去了，我們從距敵1000米的地方開始進攻，沖到離開法軍500米的地方，法軍開火壓制我們，我們就不能動了，只好退回來。要是我們也有這樣的炮火，也照着你們這個辦法打，法國人擋不住我們。”
演示之後，越軍也按計劃進行了實兵演習。中國軍事顧問擔任連、排長，越軍排級軍官當戰士向仿設的法軍陣地實施攻擊。這樣的演習增強了越軍指揮員在實戰中近戰殲敵的意識。但是，演習過程中也發生了一次意外的事故。
演習中進行了實彈炮火準備，特意調來了九二式步兵炮作抵近直瞄射擊。由于協同不好，一個炮手瞄準出現偏差，一發炮彈落在了越軍沖鋒的散兵線上，七人同時負傷。
雙豪目睹了這個場面，沉痛地摟住李挺說：“我們傷了七個人。我們的幹部很寶貴，實在傷不起呵。”
周希漢軍長聞訊趕來，到醫院看望了負傷的越軍幹部。[1]
越軍第308師炮兵陣地
第13軍不僅為前來整訓的越軍第308師裝備了全副美式輕武器，還提供了12門山炮和充足的炮彈，幫助越軍建立起一個完整的山炮營。第13軍山炮大隊為此專門開赴硯山，從大隊長（營長）到連長、排長、瞄準手、馭手，一個對一個地手把手教練，最後還把拉炮的騾馬一起交給了越軍。這些騾馬都是從北方轉戰千裏來到雲南邊疆的。在交付騾馬的那天早上，王硯泉正好從一旁走過，他看到好幾位馭手抱着騾馬流淚，一邊把豆子塞到騾馬的嘴裏——他們和這些無言戰友從此就要分手，再也不會見面了。
事實上，向越軍第308師提供的裝備之精良超過了解放軍。第308師得到了十門五七式無後坐力炮，這是解放戰争後期重慶兵工廠的最新産品，還沒有使用過就先裝備了越軍。
一個炎熱的上午，田大邦、趙瑞來來到越軍第102團駐地。團長武安上前向顧問敬禮，說：“我團剛剛發到五門新式火炮，大家以前見都沒有見過，更不要說使用，請顧問為我們示範。”
在閃動着藍色微光的火炮前，田大邦、趙瑞來暗暗吃驚。他們雖然身經百戰，卻也都是第一次和這樣的無後坐力炮謀面，甚至比越軍還晚了一步。田大邦悄聲問趙瑞來：“這是什麽炮？你會打嗎？”
趙瑞來沒有慌神，他從武安團長手裏接過說明書，很快就看懂了，吩咐下午實彈射擊，演練一番。在靶場，趙瑞來示範操作以後請一位越軍士兵“立姿射擊”，打一發試試。也許是翻譯發生了細微的差異，越南士兵立正肩炮射擊。只聽轟的一聲，一團火焰從他肩後噴出，炮管的震蕩使他猛地踉跄一步，大驚失色。這幾位中越官兵一起領教了無後坐力炮的神力。[2]
越軍總司令武元甲在回憶錄裏寫到了越軍精銳部隊進入中國境內接受裝備和整訓的事情：
到中國的部隊，除了重新裝備武器外，友方還幫助訓練攻堅技術，特別是爆破技術。以前由于沒有炸藥，我們還沒有使用過這一技術。經過三個月的訓練，可以實彈射擊，戰士們進步很快。看到我國部隊從幹部到戰士聽講時都能迅速筆記，許多中國同志感到驚異，還曾以為我軍中的知識分子太多！我們只好努力向友方解釋，我們的多數幹部是學生出身，而絕大部分戰士是農村青年，許多人是參軍後才學識字的。
……幾個主力團沖鋒使用的梭镖現在不用了，這還是第一次。那時，中國人民解放軍還缺乏現代化武器設備，沒有我們很需要的一些武器，如反坦克槍和高射武器。布魯諾式輕機槍和馬克辛重機槍太笨重，不适合我軍小個子。第174團幾年來在4號公路上作戰，繳獲許多法國、美國造的輕便現代武器。他們建議保存這些裝備。總參謀部指示部屬各主力部隊都必須換裝新武器，以便統一供應彈藥。過去幾年，戰士們只希望手裏有一支槍，現在不只有了槍，而且彈藥也相當充裕。我軍步兵團的火力與以前比較已大不相同。[3]
[1]1990年2月3日，作者在北京訪問原第13軍作戰參謀李挺。
[2]1988年8月3日，作者在昆明訪問趙瑞來。
[3]武元甲：《走向奠邊府之路》，1999年版（其中與中越關系部分的部分由文莊翻譯）。引自文莊《武元甲将軍談中國軍援和中國顧問在越南》，見《東南亞縱橫》雜志，2003年第3期。
梅嘉生、鄧逸凡相聚北京
在中國軍事顧問團加緊配備人員，并在中越邊界整訓越軍的同時，中國方面為即将遷入雲南的越南陸軍學校成立了顧問分團。原第4野戰軍第48軍第143師師長張興華由廣東韶關調任顧問分團團長，他持中南軍區幹部部部長杜平的介紹信到北京向韋國清報到。韋國清對他說，毛主席等中央首長就要在北京接見顧問團幹部，你先住下等待，準備接受中央交予的任務。[1]
1950年6月下旬，就在梅嘉生出任顧問團副團長不久之後，他在軍政大學第3總隊時的搭檔，政委鄧逸凡也來到了北京。鄧逸凡是廣東興寧人，1912年生，1930年參加紅軍，做過文書、秘書等工作，經歷了中央蘇區第一至第五次反“圍剿”征戰，1934年參加二萬五千裏長征。抗日戰争爆發後，鄧逸凡作為第115師的政工幹部随軍開進敵後，參加了平型關戰鬥。此後，部隊繼續東進，鄧逸凡擔任過華中總指揮部後方政治部主任、新四軍政治部秘書長。解放戰争時期，鄧逸凡擔任過華東野戰軍第2縱隊政治部主任。從參加紅軍之日起，鄧逸凡就做政治工作，有着豐富的經驗。
中國軍事顧問團首長，左起梅嘉生、韋國清、鄧逸凡
此時的鄧逸凡并不知道梅嘉生的使命，因為他的工作幾乎是和梅嘉生同時調動的。學期臨近結束，他就得知自己要調動，而且是去北京，大概就是到總政治部去。剛剛于5月就任總政治部主任的羅榮桓是鄧逸凡的老首長，在江西蘇區他們就在一個軍團裏，彼此十分熟悉。所以鄧逸凡一待學期結束就來到北京，他打算問問羅榮桓，究竟分配自己去做什麽工作。
羅榮桓一見鄧逸凡非常高興，說：“你來了，很好！家搬來沒有？”
鄧逸凡一愣，說：“沒有呀，還沒有通知我。”
“你怎麽還不知道呢？”羅榮桓說道，“已經決定把你調到總政治部來。”
“來總政做什麽？”鄧逸凡問道。
羅榮桓說：“來了再具體分配嘛。你先回南京去搬家，今天就不談什麽了，你在北京休息一下就回去，一切等來了再說。”
又要和熟悉的老首長一起工作了，鄧逸凡很是興奮，回到打磨場招待所就張羅着訂票回南京。誰知道票一時還訂不上，他只好等在招待所裏。[2]
[1]1990年5月，作者在昆明訪問張興華。
[2]1990年6月26～27日，作者在廣州訪問鄧逸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