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毛澤東和援越抗法決策
抗法戰争中越南四位主要領導人（左起）：長征、胡志明、範文同、武元甲
胡志明的“小禮物”
胡志明等人于1月27日到達武漢。
在中共中央領導人中，胡志明最熟悉的是周恩來。由于當時的桂湘鐵路只通到廣西東北部的來賓，胡志明一行從南寧乘汽車到那裏，由桂北區委書記何偉接待，安排他們轉乘火車去北京。胡志明和何偉在抗日戰争中就相識了，何偉看到胡志明從越南來衣服穿得單薄，就把自己身上的一件棉布軍大衣披到了胡志明的肩上。胡志明欣然接受，還神秘地向何偉讨幾個零花錢用。何偉滿心疑惑，不解地問胡志明：“你要這幾個錢做什麽？”
胡志明和鄧穎超在北京
胡志明操着廣東口音的中國話笑答：“給鄧穎超買點小禮物。”
何偉拿出一點零錢給了胡志明。事隔多年，擔任中國駐越南大使的何偉在一次閑談中聽胡志明說起，前去北京路過天津的時候，他買了一包糖炒栗子帶給了鄧穎超。[1]
1月30日，胡志明、陳登寧來到了北京，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到火車站迎接，按劉少奇的指示把胡志明送進中南海，以“丁”的名字住了下來。按胡志明的要求，此行全程保密。
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在晚年回憶這件往事時說：
我認識胡志明同志就是這次。少奇安排他住在中南海，那時我們家在中南海的萬字廊。有一天，他自己很随便地就上我們家來了，我正好在家，一擡頭見進來一個人，脖子上圍了個大圍巾。我一看就猜到他是胡志明，因為少奇回家簡單講過他來中國的事。我馬上請他在客廳落座，一面趕緊叫少奇。少奇出來，他們倆就在客廳裏談話。因是老朋友見面，談得很輕松很随便。胡志明同志喜歡小孩子，讓我把我們家的孩子叫出來看看。我還對胡志明同志說：“你留胡子幹嗎呀？還要用圍巾蓋住，多麻煩，幹脆剃了算了。”他笑着說：“這不行。越南人民就認我這胡子。”[2]
劉少奇随即電召已經出發的羅貴波返回北京與胡志明見面。同日（1月30日），他發電報将此事向遠在莫斯科的毛澤東作了彙報，說：“胡志明離開駐地已有1個月，赤足步行17天才進入中國地界。他年已六十，身體瘦削，但尚健康。胡志明離開越南時，只有兩個人知道他來中國，所以只能在北京逗留數天。”[3]
[1]1990年2月10日，作者在北京訪問1950年曾任中共南寧市委書記的何偉夫人孫以謹。
[2]黃峥執筆：《王光美訪談錄》，第330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
[3]羅貴波：《少奇同志派我去越南》。見《緬懷劉少奇》，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
劉少奇将胡志明送往蘇聯
劉少奇還決定，他本人參加，由朱德、聶榮臻、李維漢、廖承志等人組成一個小組，與胡志明會談，解決胡志明提出的問題。他随即将此事向毛澤東作了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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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抵京當晚，劉少奇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義設宴招待。中方出席的有朱德、董必武、林伯渠、聶榮臻、李維漢，越方有陳登寧和黃文歡等。
劉少奇在席間告訴胡志明，中國已承認越南民主共和國，還正在與蘇聯磋商，建議他們承認，使越南獲得國際地位。中國承認越南，會使正打算承認中國的法國延緩承認，但是我們不怕。現在的主要問題是積極支援越南人民的抗法戰争，使越南人民盡快取得勝利。
1950年2月，胡志明和朱德在北京
劉少奇回憶起當年在廣州和胡志明的相識，談起了1925年至1926年間胡志明在廣州開辦的“越南青年幹部訓練班”，問起當年的學員現在的情況。
胡志明對在座的人說：“那時在廣州舉辦訓練班時，周恩來、張太雷、彭湃、陳延年、李富春、恽代英，以及領導省港大罷工的一些老同志都為我們講過課，少奇也是訓練班的授課老師之一。我們非常感謝中國同志對越南革命事業的關懷與幫助。”
這時，黃文歡向劉少奇敬酒，說明他就是當年訓練班的第3期學員：“那時，中越兩黨革命者志同道合，親如兄弟。當時政治訓練班沒有食堂，我們每天到中國農民運動講習所吃飯。”
劉少奇對胡志明表示，希望他在中國多留幾天，待毛澤東、周恩來從蘇聯返回後，具體商談中國對越南革命的援助事宜。
胡志明對此感到十分高興，但不打算在北京多住，而是打算馬上去蘇聯。他對劉少奇說，他這次出國的主要目的是去找蘇共中央，他想面見斯大林。既然毛澤東和周恩來都在莫斯科，去蘇聯正好可以一起談。
劉少奇即将胡志明的要求向毛澤東報告。
在莫斯科，毛澤東和周恩來就劉少奇報告胡志明訪華後想來莫斯科一事進行了磋商。當時在莫斯科負責毛澤東警衛工作的汪東興在日記中記錄了這件事情：
1950年2月1日：
我來到毛主席住房，主席正和總理商議事情。毛主席看我進來，轉過身來對我說：“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兼總理胡志明正在北京訪問。胡志明同志是個中國通，他對中國，特別是廣東、廣西一帶尤為熟悉。他是越南人民傑出的領導者和組織者。我和恩來同志已拟向國內去電，請少奇同志熱情接待，并代我們問候胡志明主席。”
周總理接着說：“中越兩國已建立外交關系，胡志明主席訪問中國後可能會來蘇聯訪問。”[1]
蘇中兩國領導人都同意讓胡志明到莫斯科來。1950年2月2日，正在莫斯科的毛澤東和周恩來向劉少奇發出電報，請他轉致對胡志明的問候。毛澤東還讓周恩來飛到蘇聯遠東，在那裏與胡志明會面，然後陪同胡志明飛回莫斯科。
于是，胡志明于2月3日乘火車離開北京，2月6日到達蘇聯遠東的赤塔。在那裏，他見到了專程從莫斯科趕來迎接他的周恩來，然後一起乘飛機來往莫斯科。
[1]《汪東興日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
中蘇兩黨就援助越南達成協議
胡志明到達莫斯科的當晚，蘇共中央政治局設宴招待了他，只是斯大林沒有參加。斯大林在事後對毛澤東說：“胡志明要求蘇聯直接向越南提供援助，幫助他們打法國人，對于這個問題，我們還有些不同的考慮。”
斯大林作這個表示，與他半年多前向劉少奇提出的，向越南援助可能要由中國負責的思想是一致的。同時，他還有另一層顧慮，擔心胡志明是一個“民族主義者”，會和南斯拉夫的鐵托走到一起去。
毛澤東向斯大林說，胡志明是一個老資格的革命者，不是“民族主義者”，胡志明得到了越南人民的擁護，你應該見見胡志明。
斯大林同意了毛澤東的意見，并明确地說：“中國革命的勝利證明，中國已經成為亞洲革命的中心，我們認為，支援和幫助越南的工作，主要由中國來承擔為好。”
正在蘇聯訪問的毛澤東與斯大林合影
毛澤東對斯大林說，越南需要的主要是武器彈藥，也還有其他軍事物資，中國不一定都能滿足。在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心裏，自然希望蘇聯給予援助。
在毛澤東作了介紹以後，斯大林會見了胡志明，聽取他關于越法戰争的介紹。胡志明向斯大林當面提出了請求蘇聯派出軍事顧問援越，并且提供彈藥援助的要求。原來，在軍事顧問這個問題上，胡志明對蘇聯抱的希望要比對中國大得多，所以才執意要來莫斯科。
斯大林當時沒有答複，他要同毛澤東商量這個問題。
日後的蘇共領導人赫魯曉夫曾這樣回憶胡志明的秘密到訪：
我始終忘不了他的眼神，他凝視人們時眼睛裏閃耀着一種特殊的真誠和純潔。這是一種高尚的共産主義者的真誠，是在原則上和實踐上獻身于革命事業的人的純潔……胡志明直接從越南的叢林飛來莫斯科，他告訴我們他如何在叢林中徒步走了好多天才到達中國邊界，再從那裏來到蘇聯。
在我們的談話過程中，胡志明兩只不平常的眼睛總是凝視着斯大林。我要說，在他凝視的眼神中有着幾乎是孩子般的天真。我記得有一次，他從皮包中取出一本蘇聯雜志——我想是《蘇聯建設》——要斯大林簽名。在法國，人人都追求親筆簽名，顯然，胡志明也有這個瘾了。他想回越南後，可以讓他的人民看看斯大林的簽名。斯大林給他簽了名，但不久，這本雜志被偷偷地從他那兒拿回來了。因為斯大林擔心，胡不知會去派什麽用場。
胡志明将他的人民反抗法國占領軍的作戰情況告訴我們，并要求我們給他物質援助，特別是武器和彈藥。離開莫斯科後，胡志明又來信要我們支援他們奎寧，因為他們的人民當中正流行着瘧疾病。我們的醫藥工業大量生産奎寧，所以斯大林慷慨大方地說：“給他半噸。”[1]
20世紀50年代初，“輸出革命”的思想如流星閃爍，仍然劃行在以蘇聯為首的國際共産主義陣營中。毫無疑問，斯大林是堅決地持有這個思想的。與毛澤東讨論越南問題時他再次談到了關于“世界革命中心東移”“中國将成為亞洲革命中心”的預想。斯大林對毛澤東說，他希望援助越南抗法戰争這個職責，還是主要地由中國來承擔，因為中國和越南在歷史和現實中都有許多聯系，雙方比較了解，地理位置也就近。斯大林認為，援助中國搞經濟建設則是蘇聯的重要任務。至于其他，斯大林說：“我們已經打完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大量的武器是用不上了，我們可以運許多到中國去，你們可以留下來，其中适用于越南的，你們也可以運一些到越南去。”
在莫斯科，中蘇兩國領導人對援助越南抗法戰争問題達成一致意見：蘇聯援助中國的建設，越南抗法戰争則由中國援助。羅貴波從後來解密的檔案中知道：有一次會面時，斯大林、毛澤東、胡志明都在場。
[1]《赫魯曉夫回憶錄》，第681～682頁，東方出版社1988年版。
毛澤東說，我們要派的都是土顧問
承諾由中國承擔起援越抗法的責任，是一項重大決策。越南是東南亞的重要國家，土地南北延綿，人口衆多，法國殖民勢力已在越南經略多年，法軍牢牢控制着越南的城市和平原。要将法國殖民者的軍隊趕出越南，必須要經歷一場漫長的、規模宏大的獨立戰争。援助越南，必然伴以巨大的民族犧牲。這一點，毛澤東是非常清楚的。與斯大林協商之後，毛澤東下定了決心。這是新中國成立之後确定的第一個境外軍事援助計劃，比下決心投入抗美援朝戰争，至少早了半年。
2月17日，胡志明随同毛澤東的專列離開莫斯科，經西伯利亞回中國，沿途多次下車參觀。車行途中的2月22日，毛澤東、周恩來和胡志明在專列上舉行會談，商議了中國向越南提供援助的問題。胡志明向毛澤東明确提出了向越南派遣軍事顧問、提供武器彈藥的要求，胡志明甚至設想，由中國派出人民解放軍進入越南和法軍作戰。
毛澤東傾向于派遣軍事顧問，他不無幽默地對胡志明說：“我個人沒有意見，還要回去同中央的同志商量。要派，我們的顧問也都是土顧問呦。”[1]
1950年3月4日，毛澤東、周恩來回到北京，召集政治局會議讨論援越問題。會議認為，越南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如果越南抗法戰争勝利，也會使中國南疆的安全得到保證。
在北京，毛澤東親自主持隆重的宴會，招待胡志明、陳登寧以及黃文歡，劉少奇、周恩來、朱德、董必武、林伯渠等人參加。
在北京期間，胡志明與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繼續會商中國援助越南的具體問題，讨論中國如何援助越方在北部邊境戰場作戰。劉少奇介紹了中國的經驗，如進行土地改革的政策等。胡志明介紹了印支共的歷史和現狀。為便于向越方提供援助，中方建議，越方在廣西南寧、雲南昆明建立總領事館。[2]
身在北京的胡志明完全意識到了中國的承諾意味着什麽。他對越南海外事務工作負責人黃文歡說：“現在中國已經解放，這有利于世界人民的革命事業，特別有利于越南人民的抗法戰争。抗戰幾年來，依靠本身的努力我們取得了很大的勝利，現在中國決定在各方面向我們提供援助，因此我們目前對外工作的重點不在泰國，必須轉到中國。因此，你可能要留在北京接受新的任務。你在工作過程中将會面臨許多的挑戰，但最有利的一點是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幾位同志都表示要盡力支援越南人民的鬥争。盡管中國剛剛獲得解放，他們還有許多困難需要解決。”此後，黃文歡就任越南駐中國大使。[3]
[1]1989年2月24日、1990年4月18日，作者在北京訪問羅貴波。
[2]羅貴波：《中國援越內幕》，《世紀》雜志1993年第2期。
[3]黃文歡：《滄海一粟》，第254頁，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6月版。
從贛南山嶺中走出的羅貴波
本來，得知胡志明已經來到中國的消息後，劉少奇于1950年1月27日致電中南局的林彪、鄧子恢，要他們通知羅貴波折回北京，讓越南陪同人員先行歸國。但當時羅貴波已經離開武漢，正在去廣州的火車上。
1950年2月5日，羅貴波到達廣州才看到劉少奇要他回北京面見胡志明的電報，但胡志明已在1950年2月3日啓程去蘇聯了。劉少奇接到羅貴波的請示後只得命令羅貴波繼續前往越南，不必返回。
在廣州，羅貴波拜會了中共華南分局第一書記兼廣東省委第一書記葉劍英。葉劍英對胡志明很熟悉，向羅貴波介紹了不少情況，還為他增調了能說越南語的秘書兼翻譯莫揚。
在廣州，李班和大家分手，取道香港先行回國彙報，于1950年2月27日返至越北叢林根據地。
羅貴波一行出于路途安全的原因又返至湖南衡陽，然後向廣西進發。
到達桂林後，南去的鐵路被土匪破壞了，一時無法修複。當地駐軍以一個連的兵力将羅貴波一行護送到南寧。
在南寧，有張雲逸接待，羅貴波他們度過了春節，于大年初五（1950年2月21日）這天由一個連護衛向越南進發。
1950年2月26日，羅貴波到達毗鄰越南的靖西縣城。阮德瑞于當日越過邊境回國報告，越方即派出政府典禮長武廷瑩前來靖西迎接羅貴波。
即将走向越南之際，羅貴波思緒萬千，心情久久不能平靜。這是他第一次離開自己的衆多戰友和部下，前往一個陌生的國度，而自己擔負的使命又和這個國家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
羅貴波，1958年後擔任外交部副部長
鳳尾竹、南疆月，四下裏重重山影，多少往事，總在離鄉辭國之際湧上心頭。
羅貴波的家鄉在贛南的南康縣潭口鎮，那裏是一個一馬平川上熱鬧的集鎮。羅家算得上潭口的一個大戶人家，羅貴波的祖父和父親兩輩家中都算得上廣有錢財。羅貴波的上輩人中二伯父中了武秀才，四叔父考上了文秀才。羅貴波父親羅寶光文化不高，舊觀念極深，想到自己全無功名可言，實在意氣難平，就仗着手中錢財，在40多歲時一發狠心，以5000兩銀子捐了一個直隸府的五品候補知府，眼巴巴地等着實缺。
羅貴波的生母是父親的第三個妻子。因第二位太太膝下沒有孩子，羅貴波就由這位母親撫養長大。養母受教育不多，但性情溫和，信從古訓，相夫教子，給予羅貴波許多溫暖。
6歲時，羅貴波上了私塾。就在這一年，父親去世了。在此之前，辛亥革命結束了千年的封建統治政體，父親的做官夢已經破滅。可是，舊傳統并沒有遠去，這個延續在封建末世的家庭，竟将喪事辦得轟轟烈烈，将昔日的五品候補知府歸路着實打點得風光氣派了一番，把銀子花得像贛水決堤一般。
對這個葬禮，幼小的羅貴波有極深的印象。從此，羅家迅速地敗落了。
這時，新思想的風潮從廣東那邊漸漸吹了過來，新學堂一所所地辦了起來。
羅貴波讀了一年私塾後轉入新式小學。他的性格有些內向，但讀書甚慧，學習成績總是名列全年級的第一或第二。
20世紀20年代，贛南還極為封閉，沒有鐵路，甚至沒有像樣的公路。幼年的羅貴波沒有見過汽車，看見剛剛投入贛江航運的小火輪就覺得大千世界無奇不有了。
眼前的世界很小，縱使坐落在平原的潭口也不過極目十數裏。好在羅貴波愛讀書，兩個要好的同學廖貴潭和陳鐵生也喜歡看書。那時的贛南村鎮裏談不上有什麽外國文學著作，倒是有不少中國傳統小說，《三國演義》《水浒》，還有《說岳全傳》《薛丁山平西》《三俠五義》以及描寫太平天國農民英雄的故事書深深地吸引了他們。在這些書中間，對他們影響最大的自然要數《三國演義》和《水浒》。三國人物足智多謀，于鞍馬之上得天下。諸葛亮六出祁山，卻又未遂其志。梁山好漢們仗一身好武藝，聚嘯山林，殺富濟貧，替天行道。凡此種種，都給這幾位成長中的贛南少年以深刻的影響。
小學畢業以後，羅貴波到贛州的省立師範學校讀書，他繼續在書本中苦苦求索，有時激憤，也有時陶醉。
可是一旦從書中回到現實，羅貴波發現生活太沉悶了。辛亥革命把皇帝趕下了臺，但是遜位皇帝仍然住在北京紫禁城裏。皇家官吏被趕跑了，遍地貪官污吏還在欺壓百姓，苛捐雜稅數不勝數。各派軍閥乘機混戰，贛南諸縣，就是盤踞廣東、江西、湖南一帶軍閥相互争戰、反複拉鋸的地方。兵災湧來，百姓流離；水旱再至，民不聊生。
羅貴波的少年時代是在巨大的精神苦悶中度過的。在求學中他日漸不滿于現實，卻不知生活中出路在哪裏。為了掙脫苦悶，他常和廖貴潭、陳鐵生交談，産生過許多離奇而幼稚的念頭：學梁山好漢去占山為王，替天行道。可是當今的桃花山、梁山泊在哪裏呢？要不然遁入空門，不再與塵世結緣。可是如此則實在太絕情。出洋，到南洋去闖蕩一番呢，又覺得自己不明世事，心中實在沒有把握。
天高地闊，卻沒有一條路能走通。這幾位血氣方剛的青年只好又回到羅貴波家中，操起祖上傳下的笛子、二胡、洞簫，或委婉、或悲怆地演奏起來，寄托滿腔情懷，一縷愁絲。
這時候，孫中山先生在廣東舉起了三民主義的“共和”旗幟，黃埔軍校也辦起來了。革命信風拂動了贛南大山中幾位青年的心，于是羅貴波和廖貴潭、陳鐵生商量，到廣東去，投奔國民革命政府，跟随孫中山先生改造中國。
他們馬上行動了起來，廖貴潭到廣州去了農民運動講習所，陳鐵生進了黃埔軍校，只有羅貴波被家人從半道上攔住，截了回來。無奈之中，他跟着一個姐夫做了一年多買賣。他不喜歡生意經，閑下來依舊捧書研讀，思索今生去向。
1926年初，同鄉人陳贊賢從廣州回到了潭口。陳贊賢已在上年加入了中共，他徑直來找羅貴波，大概是廖貴潭、陳鐵生已在廣州作了介紹的緣故。陳贊賢向羅貴波講述了孫中山的革命主張，希望羅貴波也和他一起投身革命，去喚起民衆。陳贊賢說的和羅貴波心裏想的一拍即合，羅貴波立刻就答應了。
不久，陳贊賢介紹羅貴波秘密地加入國民黨，還推薦羅貴波到一家小學去教書，向少年們講述革命道理。
又過了些日子，廖貴潭從廣州回來了，和他一起回來的另一位同鄉是黃埔軍校第5期學生藍廣孚。他們都成了共産黨員，回來搞農民運動。廖貴潭、藍廣孚一回來就找羅貴波，向他介紹在廣東學到的新思想。此時的羅貴波已經讀過不少《向導》《新青年》雜志上的文章，還有恽代英、蕭楚女寫的一些介紹共産主義的小冊子，思想急劇變化。羅貴波說，在這個時期，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1926年12月，由廖貴潭、藍廣孚介紹，羅貴波加入了中國共産黨。入黨宣誓于一個夜晚在藍廣孚家裏舉行，一面紅旗，一盞油燈，三個贛南青年心情激動地站在一起。
羅貴波受命開展學生運動，驅逐了小學的校長，并把廖貴潭請來當校長。但是縣教育局不予承認，并通知學生家長不交學費，使學校難以維持。羅貴波拿出了自己的積蓄，堅持将近一個月就支撐不下去了。被趕走的校長複職了，羅貴波在1927年秋天離開學校，從事農民運動。
這時，大革命已經失敗。羅貴波在當年年底曾組織年關暴動未成，又在1928年2月參加組織了潭口暴動，率領數百名農民，僅靠四支步槍和一支駁殼槍，就消滅了當地的靖衛隊數十人，繳獲了十來條槍。但是，清晨暴動，國民黨軍下午就趕到了，農民軍寡不敵衆，卷起紅旗上了山。
此後，羅貴波還到贛縣、新風等地組織過農民暴動，并于1928年9月擔任了安遠縣委書記，是當地的赤衛隊（游擊隊）隊長兼政委。1930年，年輕的羅貴波加入紅軍，當過縱隊隊長和軍長、政委，在贛南作戰。數十年後，羅貴波回憶往事的時候，不禁感慨地說：“其實我沒有受過軍事教育，待到上陣打仗，打埋伏、包圍、襲擊，都還是從《三國演義》《水浒傳》那裏學來的。再加上自己的熱情，仗就這麽學着打起來了。”
尤其讓他感慨的是，他最要好的戰友廖貴潭、藍廣孚、陳鐵生，都在紅軍時期殘酷的戰鬥中犧牲了。從那時起，羅貴波戎馬倥偬，蘇區反“圍剿”、二萬五千裏長征、雁北根據地抗日、與閻錫山軍會戰晉中，最後攻取太原。20年歲月飛逝，中國共産黨終于奪取了全國政權。
此刻，羅貴波一路南行，離鄉辭國，要去越南了。留戀祖國的羅貴波同樣企盼着，把勝利也帶到越南去。[1]
[1]1989年2月24日、1990年4月18日，作者在北京訪問羅貴波。
意外重逢越南老戰友洪水
1950年2月26日，羅貴波來到了中越邊境線上。
1950年2月26日，羅貴波（左一）來到中越邊境，武元甲握手歡迎，站在中間的是黃文泰，武元甲身後戴帽者是阮山
邊境線對面的叢林裏，走出幾個笑容可掬的越南人。他們是印支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越軍總司令武元甲，越軍副總參謀長黃文泰，越南第4、第5聯區司令員洪水。而洪水，竟是羅貴波的老戰友！
越南抗法戰争中的洪水
洪水，越南河內人，1906年生，原名武文博，青年時曾在法國留學，在那裏結識了胡志明。1925年，從法國回到越南不久，剛滿19歲的武文博來到中國廣州，考入黃埔軍校，并加入中國國民黨。他參加了胡志明創辦的越南青年幹部訓練班，還是胡志明組織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成員。這個“同志會”被視為印度支那共産黨的前身。1927年春大革命失敗時，武文博加入中共，易名洪水，參加了廣州起義。起義失敗後他轉戰四方，後來進入江西蘇區，成為一名紅軍軍官，曾任紅軍第34師政治部主任和紅軍學校宣傳科科長兼文化教員。
洪水經歷了二萬五千裏長征。抗日戰争爆發後，洪水任八路軍總部民運部幹事，不久後到晉綏邊區任職。洪水曾和羅貴波一起工作，當時擔任過晉西北地委宣傳部部長。1938年春，洪水和中國姑娘陳玉英（陳健戈）結婚。1945年，經胡志明向中共中央請求，洪水回到越南，先後擔任第4、第5聯區司令員，戰功卓著。
洪水和羅貴波這兩位老紅軍在越南見面了，緊緊握手。[1]
踏進越南就走進了戰争，羅貴波一行走出十餘華裏，來到一個叫做便馬的小山村宿營休息。
印支共迎護人員已經在便馬村中安排了一個小竹樓，但是再難有更多的住處了。當夜，武元甲等人與剛剛進入越南的羅貴波等九位中國人同室而眠。
在越南，高腳竹樓通常是樓上住人，樓下飼養牛豬雞鴨。為了迎接羅貴波，這家住戶已把樓下打掃一清，用幹土掩蓋了禽畜糞便。即便如此，羅貴波他們還是感到氣味難聞，一夜難以入睡。
次日清晨，安排好羅貴波一行的食宿和行程路線，武元甲、黃文泰、洪水等人先行離開，羅貴波等人則在一個營越軍護衛下待天黑後才開始行進。
晝伏夜行，羅貴波一行走得很慢，一天才走20餘公裏。他們被告知這是印支共中央的安排，為的是不讓客人太疲勞，也是為了保證安全。羅貴波說：“客随主便，讓越南同志安排行軍日程吧，這也叫入鄉随俗。”
1950年3月10日下午，曲折行走了200餘公裏後，羅貴波一行來到越南太原省群山環抱的印支共中央駐地。越南領導人或騎馬、或步行，從各自住地來到一座竹木結構的“迎賓館”前，迎接遠道而來的羅貴波一行。他們是：黨中央總書記長征、政治局委員範文同、人民軍總司令武元甲、國會主席孫得勝、主持財經工作的中央委員阮良朋、人民軍總政治局副主任黎廉，還有李班。
賓主寒暄後入室交談，李班現場翻譯。
長征向羅貴波介紹了戰争局勢，表示希望羅貴波首先了解軍事情況，以及與軍事有關的政治、經濟問題，以便具體商量中國如何向越南提供援助。
越方提出了請求中國進行軍事、經濟援助的一攬子方案，強調說，當務之急是組織一個戰役，将法軍封鎖的越中邊界線打開一個口子，開辟一條中國至越南的交通運輸線，将援助的物資運進越南。為此，越南方面已經準備了兩個作戰方案：一是進攻老街，打開中越雲南邊界的通路，争取利用滇越鐵路運輸援助物資；另一方案是先打高平，打開中越廣西邊界。
整個求援計劃相當龐大。在這以前的1950年1月上旬，越中兩黨剛剛溝通聯絡的時候，越方向中共中央提出，急需戰防炮彈1200發，美式30步、機槍子彈42萬發，英式30機槍子彈9.1萬發，并希望援助（借用）汽車20輛。這些，劉少奇全數批準。羅貴波入越後發現，這點兒實在是遠遠不夠的。
十幾名華僑青年緊張地進行翻譯，将各種材料供羅貴波研究。熱帶森林裏熱氣蒸人，入夜則蚊陣大起。羅貴波雖是江西人，卻已在中國北方生活了十幾年，一到越南，不禁覺得酷熱難當。每到晚上，他總是把自己赤膊罩在蚊帳裏，點一盞油燈，研讀材料、起草電文直至深夜。
抗法戰争中越南四位主要領導人（左起）：長征、胡志明、範文同、武元甲
1950年3月19日，也就是羅貴波入越第十天，他向中共中央發出電報，報告了與印支共中央會商的結果。羅貴波認為，有必要争取在5月間組織戰役，首先消滅越南北部邊境高平、老街之敵，然後消滅東溪之敵，進逼諒山，并争取解放河內以南的太平省。羅貴波轉告了越方提出的要求：請中方先幫助裝備高平、老街方面的越軍各兩個團，另外再裝備兩個炮兵營，或由中國派出兩個炮兵營進入越南協助作戰。
有了羅貴波在身邊，越方大受鼓舞，與法軍一争高下的念頭十分強烈。1950年3月20日，羅貴波致電中共中央，報告說與越方進一步會商，考慮“争取雨季前（6月或7月）完全解決高平、老街的戰鬥”。
1950年3月21日，羅貴波再電中央和林彪、葉劍英、張雲逸、陳赓，報告他了解到的滇越鐵路目前狀況和利用前景，希望修複滇越鐵路，以便向越南運送援助物資。
同一天，印支共中央邀請羅貴波再作商議，表示他們已經決心制訂老街與高平兩個戰役的計劃。計劃中的老街戰役地區将包括老街、萊州、山蘿、義路等地，高平戰役将包括高平、東溪、七溪等地。由于這兩個戰役所在地區基本上都在越中邊界地區，因此統稱為“邊界戰役”。
羅貴波向北京報告，如果先打老街，打開雲南方向邊界，則因雲南地勢太偏，那裏的物資和交通條件或許不足以供應越南戰争的需要。至于滇越鐵路問題，由于在抗日戰争中從開遠至河口段已經拆除，短期內難以修複，無法利用，因此應當先打高平，将廣西作為援越物資的主要通道。[2]
[1]1988年7月15日，作者在北京訪問洪水将軍之子陳寒楓。
[2]1989年2月至1991年10月，作者先後對羅貴波、鄧逸凡、窦金波、雷英夫等人進行訪問。
胡志明，越南人民愛戴的領袖
就在羅貴波緊張工作的時候，胡志明結束了中國之行，于1950年4月4日回到越南中央根據地。胡志明一回來就派人通知羅貴波：“明日見面。”
4月5日清晨，由越南主席府典禮長武廷瑩陪同，羅貴波第一次見到了胡志明。
那是大山裏的一塊平地，一條清澈的小溪淙淙淌過，小溪邊搭起了一個小竹樓，就是胡志明的“主席府”了。胡志明在門前迎接羅貴波，一見面就和他緊緊擁抱。
胡志明是越南革命傳奇式的領袖。
越南淪為法國殖民地五年之後的1890年5月19日，胡志明出生在義安省南檀縣金蓮村。他原名阮生恭，上學後取名阮必成。他的父親阮生輝精通漢文，曾在順化會試中考中副榜（相當于候補進士），當過平定省平溪縣知縣，因與法國殖民當局及阮氏官吏不和而去職。少年和青年時的阮必成對中國古典文化作過刻苦鑽研，在法國殖民主義者的壓迫下産生了救國圖存的熱切願望，逐步接受了民族革命思想，決心終身致力于越南的獨立和解放。
1911年，阮必成當上了一名海員，漂洋過海。幾年後他來到英國居住。對于西方文化的了解，阮必成是在歐洲完成的，歐洲文化，尤其是英、法兩國文化對他産生了深刻的影響。1917年，被第一次世界大戰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國從越南征調近10萬民工到法國為戰地服役，阮必成利用這個機會移居法國，開始使用“阮愛國”作自己的名字，在旅法越工中宣傳新思想。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後，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加入法國社會黨。1922年該黨分裂，阮愛國擁護的一方改組為法國共産黨，他也由此成為共産黨人。法國共産黨是“第三國際”成員，阮愛國于1923年去了莫斯科。從此以後，莫斯科成為他一生中理想萦繞之地。
1924年，阮愛國作為第三國際代表鮑羅廷的秘書和翻譯來到中國廣州，他的主要任務是推動越南革命，準備建黨。中國的大革命失敗後，他在東南亞一帶活動，終于在1930年1月組織成立了越南共産黨，不久改名為印度支那共産黨。
建黨後不久，阮愛國就在香港被捕。他于1933年初出獄，随即在中國共産黨的幫助下取道海參崴去了莫斯科，在那裏繼續指導越南革命，并且一直住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後。
1938年底，阮愛國離開蘇聯從新疆來到延安，接着往南進入中越邊境地區，在那裏直接領導了漫長的抗日救國鬥争。1942年8月，他化名胡志明，從此一直使用這個名字。在胡志明領導下，印支共逐漸發展壯大，建立起抗日救國的統一戰線組織“越南獨立同盟”（簡稱“越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将要結束的時候又建立了自己的軍隊。抓住1945年8月日本法西斯軍隊土崩瓦解的有利時機，胡志明領導軍民實行總起義，在1945年9月2日發布《獨立宣言》，宣告越南獨立。
在長期的曲折經歷中，越南人民逐漸認識并愛戴自己的領袖——胡志明。
初次見面，胡志明即告訴羅貴波，他在莫斯科見到了斯大林、毛澤東、周恩來，在北京見到了劉少奇、朱德。中蘇雙方商定的基本方針是，中國直接援助越南，向越南提供武器裝備和軍隊訓練方面的全面援助。胡志明對此表示感謝，他還邀請羅貴波參加于次日召開的印支共政治局會議。
1950年5月19日，越南中央根據地的少年們祝賀胡志明60歲生日
這次政治局會議前後持續了兩周，詳盡讨論了如何打開越中邊境局面，以便接受中國援助的問題。會議中越方政治局委員們提出，為了實施反攻，最好将越軍主力開到中國境內的雲南和廣西兩地進行整訓，整訓兵力将達1.25萬人。胡志明也持此見，并于會議進行中的4月12日親自致電中共中央，希望中國援助3000噸糧食，以供人民軍七個月之需，并在雲南、廣西兩地訓練人民軍主力部隊。[1]
[1]1989年2月24日、1990年4月18日，作者在北京訪問羅貴波。另參見羅貴波《中國援越內幕》，《世紀》雜志1994年第1期。
劉少奇告訴羅貴波，你将擔任駐越大使
在北京，劉少奇非常關注羅貴波在越南的工作，仔細閱讀他從越北叢林中發回的電報，1950年3月23日，劉少奇即指示鐵道部部長滕代遠，請他考慮修複滇越鐵路的問題。
劉少奇也同意由中國方面在雲南、廣西境內整訓越軍主力部隊。
1950年5月8日，中共中央向羅貴波發出了由劉少奇起草的指示，要求他準備在越南長期工作。指示說：
羅貴波同志并告陳（赓）、宋（任窮）、張雲逸，西南局、中南局：
你4月29日來電悉。
越南同志對中國黨和中國黨的幹部一般還是不很了解的，同樣我們對他們也不是具體了解的。在這種互相不大了解的情況下，很容易發生一些不應有的誤會和過分的警惕，此點望你加以注意。但兩國黨及其中堅幹部都經過了長期革命鬥争的鍛煉，在基本上是完全可以相信的，現在也是相互信賴的。此點，你亦需加以注意。
越南某些同志可能有些毛病，例如害怕說出自己的缺點錯誤，對中國的經驗不重視，更多地依賴外援，随便開口要幫助等。但這些毛病不是一下能夠改正的。這些毛病在許多中國同志中也有，也不是短時期能夠改正的。這只有在互相了解互相信任以後，并在多次的實踐經驗中證明以後，才會逐漸改正。
你現在根本不要用過多的心思去注意越南同志這些毛病，更不要去批評他們這些毛病。你現在只應該誠懇老實和熱情地從正面提出你認為正确的意見并介紹中國的經驗給他們，以待他們采納。他們能夠采納多少甚至不采納，你亦不要去計較，你只誠心誠意地去幫助他們就行。他們不願你調查的事你就不應去調查。你如此堅持一個時期之後，就可能逐漸取得他們對你的進一步的信任，你也能夠更多地了解他們（但不要一切事都去調查和詢問），然後，彼此不敢當面說的話，就可以慢慢說出來了。而這是完全不能性急的。
你應在越南堅持工作下去，中央準備任你為駐越南大使，在适當時機，中央準備将此事提交越南征求同意。如越南同意，你即以大使身份長駐越南。
另外，韋國清不久亦将率軍事顧問團去越南，負責在軍事上幫助他們，陳赓、宋任窮則不能長駐越南，只能在必要時去越南一轉，他們的任務是在後方幫助越南，不能代替你的工作。韋國清因要集中注意力在軍事方面工作，亦不能代替你。你的任務現在實際上是，将來也是駐越南的大使并兼中國黨駐越南的代表。你應準備相當長時期在越南工作，才能得到應有的成績。[1]
由武元甲陪同，羅貴波視察了越南人民軍。越軍主力的狀況使他吃了一驚，直到幾十年後，羅貴波還清楚地回憶：“我沒有想到越軍的情況竟是這樣的，部隊普遍缺糧，油更談不上，戰士們體質虛弱；衣服多已破舊，大多數人打赤腳。武器裝備更差，什麽型號的槍都有，使彈藥的補充很困難。特別是他們沒有打過較大的戰役，缺乏攻堅戰的經驗，紀律也松弛。這樣的部隊怎麽能在越中邊界打大的戰役呢？”
羅貴波向越方提出：“要打通中越邊界，是要把軍隊捏起一個兩個拳頭的。目前越南部隊大都以營、團為單位獨立活動，力量過于分散，越南黨中央應該早下決心，組建起一個或兩個正規的作戰師。”[2]
對這個問題，印支共中央已有清楚的認識。羅貴波入越前的1950年1月，印支共中央在越北根據地舉行了第三次代表大會，會議在讨論軍事問題時指出：“我們的政治基礎強大，後方鞏固，軍民士氣高昂。但我們還缺乏正規軍，缺乏攻堅和攻城的兵種和重型武器，缺乏快速通信手段，缺乏真正懂得韬略的指揮運動戰的幹部。”
待羅貴波視察完部隊，印支共中央和越軍總部正式地向羅貴波提出，越方已決心整編正規軍，請中國在雲南和廣西兩省提供地點，将需要整編的越軍主力開到中國去進行整訓，由中國對這部分越南部隊進行武器彈藥、醫藥和通信器材方面的全部裝備。同時，為了順利實施拟議中的越中邊界戰役，請中國向越軍派出軍、師級的軍事指揮員擔任戰役顧問，派出一批團、營級的軍官到越南部隊中擔任團、營顧問。越方還提出，他們希望在1950年內組建起6個師約10萬人的部隊，請中國為之提供武器裝備。
就這樣，1950年春天，越軍第一個正規的整編師——308師（越方當時稱“大團”）——集結到一起，正式組建起來了，由王承武任師長，高文慶任副師長，雙豪任政委。
1950年8月，羅貴波（右一）和陳赓（右三）一起與胡志明（中）在越南北部
中方的答複亦很快作出：将視情況的成熟與否逐步地幫助越南方面組建這些正規師，并同意在中國境內整編越軍。進入中國的越軍将分為兩部分：進入雲南文山地區的308師，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3軍負責整訓；越軍的另一支主力部隊——174團和209團——開入中國廣西龍州，由廣西軍區整訓。[3]
實際上，中方更重要的決策是，迅速組建軍事顧問團進入越南，以長期協助越軍作戰。
[1]《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2冊 ，第146～147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
[2]1989年2月24日、1990年4月18日，作者在北京訪問羅貴波。另參見羅貴波《中國援越內幕》，《世紀》雜志1994年第1期。
[3]1988年4月，作者在昆明訪問王硯泉将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