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聯絡代表羅貴波受命入越
1950～1954年，中國赴越南政治顧問團團長羅貴波
中南海萬字廊中，劉少奇賦予使命
1949年12月中旬的一天，北京中南海700畝湖面晶瑩一片，點點冰光閃爍，映照着岸上古老的元、明、清三朝帝王行宮。湖畔，牆外的世界完全變樣了，湖邊的曲廊卻石欄依舊，宮牆裏靜谧得沒有一絲聲響。中共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羅貴波走出居仁堂，冒着凜冽寒風朝着萬字廊劉少奇辦公的地方走去。
新中國成立快有三個月了，紅牆環繞的中南海是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共中央軍委辦公所在地。毛澤東住在中南海豐澤園內的菊香書屋，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也住在中南海紅牆之中。
穿過一道兩邊紅牆聳立的窄巷，經過萬字廊，羅貴波走進劉少奇居住的院落。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先迎了上來，寒暄幾句，将羅貴波引入辦公室。
羅貴波擡眼望去，只見院落年久失修，牆壁和油漆剝落得斑斑駁駁。王光美看出了羅貴波的詫異，解釋說，這裏原是光緒皇帝讀書的地方。光緒的命運是個悲劇，後來自然沒有人為他修房子。少奇同志住進來以後，把東邊廂房做了辦公室。這個院子，房間也窄小，曾有不少人建議把房子擴建一下，少奇同志始終沒有同意。
劉少奇在1949年
天氣很冷，羅貴波踏進屋子，明顯感到供暖不足，室溫較低。但劉少奇看來毫不在意，他氣色很好，身着黑色舊粗呢中山裝，兩鬓頭發都成銀色。待羅貴波坐下，劉少奇神情莊重地說：“中央經過仔細研究，并報告了毛主席，準備讓你完成一項特殊任務，擔任我黨的聯絡代表去越南工作。你有什麽意見嗎？”
越南黨派來代表請求援助這件事，羅貴波早些天就知道了。
羅貴波是于1949年10月由第1野戰軍第7軍政委任上調任中共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的。就任這個職務之前，他來到北京打算看病，軍委即告訴他将另有任用。
中央曾考慮要他去江西擔任贛南區黨委書記，兼軍區司令員和政委。緊接着又有新的考慮，征求羅貴波的意見，打算派他去湖南，在已經起義的陳明仁将軍的第21兵團擔任政委之職。那正是新中國誕生百業待興之時，最後由解放軍總司令朱德下了決心，要建設正規化的軍委辦事機構，報請毛澤東同意後把羅貴波調來軍委辦公廳當主任。
剛剛組建起來的軍委辦公廳條件有限，羅貴波的辦公桌就和朱德的辦公桌對拼在一起，聶榮臻、葉劍英也在同一處辦公。成天出現在這幾位開國元勳的面前，也許就是挑選羅貴波去越南擔任中共中央聯絡代表的一個原因。
幾天前，劉少奇已經征詢過羅貴波的意見。當時羅貴波沒有準備，未置可否，于是劉少奇在此刻又一次明确地說，胡志明寫信并且派人來要求我們援助，要我們派人去越南。中央決定要你去，看你有什麽意見？
羅貴波想了一下說：“我以前從沒有擔負過這樣的工作，缺乏經驗，怕誤事。另外，不知道去多長時間，我到北京來原想是檢查身體的。”
劉少奇說：“你去越南時間不會很長，大約三個月，主要是去越南了解情況，向中央彙報。”
劉少奇明确地說，你到越南去任務有三條：第一是感謝越南同志對中國革命的支持；第二是溝通兩黨中央的關系；第三是調查越南當前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情況，以便中央确定對越南進行幫助的方針和計劃。因為我們對越南的情況知之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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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貴波備覺責任重大，他望着劉少奇說：“我深感中央對我的信任，但這對我來說是一項從來沒有接觸過的新工作，任務複雜而且艱巨，我擔心難以勝任。”
劉少奇接住話頭，說：“我們認為你是能夠勝任的。”
劉少奇向羅貴波簡要地介紹了越南目前的情況。他說：“法國殖民主義卷土重來，占領了越南南方各個城市和交通要道。在越南北部，法軍正在蠶食被分割的由印支共領導的根據地，情況非常困難。在國際上，現在還沒有一個國家承認越南民主共和國，更沒有一個國家向越南提供援助，越南人民的革命鬥争正處于敵強我弱、孤立無援的境地。”
劉少奇說：“中央認為，已經獲得革命勝利的人民，應該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正義鬥争，援助越南人民的抗法鬥争是我們義不容辭的國際主義義務。”他補充說，“更何況法國殖民主義者還勾結國民黨殘餘部隊和邊境土匪，封鎖中越邊境，經常騷擾我國雲南、廣西地區的邊民，這就給我們兩國人民帶來了災難。”
他規定了羅貴波赴越後的任務：“作為中共中央聯絡代表，到越南主要是去看一看，去商量怎樣援助越南。你先去了解情況，首先建立起兩黨關系，作調查研究，供中央決策。時間大約三個月。身體情況嘛，去三個月再說，完成了任務就回來。”
1950～1954年，中國赴越南政治顧問團團長羅貴波
最終，羅貴波以他那一代人習慣的語氣說：“堅決服從中央的決定。”[1]
42歲的羅貴波是老紅軍，他是江西南康縣人，1907年出身在潭口鎮一個衰敗中的舊式家庭裏，在辛亥革命以後反封建思想廣泛傳播的年代裏接受了民主革命的啓蒙教育，又在贛州的省立師範讀書時逐步接受革命思想。1926年，羅貴波由當時也是國民黨員的著名共産黨人陳贊賢介紹加入國民黨，不久即加入中共，參加過贛南秋收暴動，後任中共安遠縣委書記等職。1930年，擔任贛縣縣委書記的羅貴波轉入紅軍，任縱隊政委。這年下半年，23歲的羅貴波擔任贛南紅軍第35軍軍長，随即改任政委。他參加了二萬五千裏長征，是紅軍幹部團第3營的政委。長征途中，他率部擔任過著名的遵義會議的警衛任務。
1937年抗日戰争爆發，羅貴波任八路軍第120師民運部部長、新編第358旅政委，此後長期工作在晉綏，曾任晉西北新軍政委，晉綏分局呂梁區黨委書記，呂梁軍區司令員、政委。解放戰争中，他是晉中軍區司令員兼政委。羅貴波性情平和，平日裏言語不多，處事謹慎，善于在艱苦的環境裏打開局面。他長期主持一個方面或一個地區的全面工作，經驗豐富。
與劉少奇談話之後，在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安排下，羅貴波先和途經蘇聯來北京的越共中央委員黃文歡（當時化名陳春風）見面會談，接下來與一直等在北京的李班、阮德瑞談話，聽他們介紹越南情況，又同中共中央軍委總參謀部、總後勤部和中共中央組織部等部門進行了接洽。
[1]羅貴波：《少奇同志派我去越南》，見《緬懷劉少奇同志》，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另：本書作者1989年2月24日、1990年4月18日，在北京采訪羅貴波。
援助越南，中共中央果斷決策
更早些時候的1949年深秋，解放軍進入西南各省追殲國民黨軍殘部，與越南的關系進入新中國領導人的視野。一部分國民黨殘軍逃進了越南，并且受到法國殖民軍隊的庇護。為此，周恩來總理于1949年11月29日發表聲明指出，不管戰敗的國民黨軍隊逃到什麽地方，我國政府都保有權利過問這一事實，而容留國民黨武裝力量的任何國家的政府必須對此負責，承擔一切後果。
聽取了李班、阮德瑞就越南情況的介紹後，劉少奇認為，這兩位代表級別較低，建議越方派一位高級領導人秘密來華會商。
1949年12月24日，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與越南民主共和國建立外交關系的問題。會議認為，在法國正式承認中國之前，我們與胡志明領導下的越南建立外交關系有利之處較多。會後，劉少奇以中共中央名義致電印支共中央：
為了建立中越兩黨經常聯系，并讨論反對帝國主義共同鬥争中的各項問題，我們希望越共中央能派一個政治上負責的代表團來北京，以便讨論和共同決定有關的各項問題。[1]
劉少奇在電報中說，這個代表團應該秘密地進入中國：
只要你們的代表能安全地進入中國人民解放軍所管轄的地區，以後一切安全即由我們軍隊負責。[2]
越方很快複電，接受中共中央建議，将很快派出負責人前來中國。越方說，這位負責人将是印支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陳登寧。實際上，胡志明決心自己親赴北京、莫斯科，只是越方害怕電報內容被法軍截獲發生意外，所以只說陳登寧将去北京。
12月25日，劉少奇致電印支共中央，将羅貴波的使命通知越方：
李碧山、阮德瑞兩同志來北京，已經作了報告及轉達了你們的要求。我們很願意給予你們一些援助。為了使這些援助能夠具體實現，我們拟派一個代表并随員五六人，攜帶電臺一部，同阮德瑞同志一道經廣西到越南和你們接洽。你們是否同意，請即告。
12月28日，劉少奇再電胡志明：
我們準備派到越南的代表暫時采取秘密的形式。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上講話
越南很快作出了反應。1950年元旦前夕，胡志明致電毛澤東：
我非常高興地得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立的消息。我謹代表越南政府和人民，向主席、中國政府和人民祝賀。越南和中國兩個民族是具有數千年歷史的兄弟關系。從今以後，這一關系将為發展我們兩個民族的自由幸福、保衛世界的民主和持久和平而更加密切。[3]
1950年1月7日，中共中央接到印支共中央電報：
你們派代表團到越南一事，我們非常歡迎。
當時，毛澤東正在蘇聯訪問，周恩來将于1月10日前往莫斯科與毛澤東會合，他在出發前召來羅貴波，告訴他說，中共中央正在考慮和越南民主共和國建交的問題。1945年9月越南民主共和國成立以來，還沒有得到任何一個國家的承認，如果中國承認了，蘇聯以及社會主義陣營的東歐國家也會陸續承認越南民主共和國。這對于他們打破孤立，提高國際地位很有好處。[4]
1月15日，時任越南外長黃明鑒向周恩來總理兼外長發出照會：
越南民主共和國的政府和人民，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1949年10月1日宣言，宣布承認毛澤東主席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為了增強中國與越南兩民族之間的友誼與合作，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決定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建立正式外交關系，并互換大使。
[1]《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1冊 ，第229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
[2]《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1冊 ，第229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
[3]《胡志明選集》第2卷 ，第112頁，越南外文出版社1962年版。
[4]羅貴波：《中國援越內幕》，《世紀》雜志1993年第2期。
毛澤東起草電文，承認越南政府
越方照會及時轉給了正在蘇聯的毛澤東。毛澤東是于1949年12月16日乘火車到達莫斯科的。毛澤東和斯大林經反複磋商确定，在這次訪問中，中蘇兩國要簽訂一個友好條約。毛澤東電召周恩來去蘇聯參加具體談判，黃明鑒的照會發出之時，周恩來還在去莫斯科的火車之上。
毛澤東收閱了由劉少奇轉來的越南外長照會，即親自起草複電，并于1月17日電告劉少奇：
（一）對越南政府要求建立外交關系，應立即答複同意。起草了一個複文，請于明日（18日）廣播發表，同時由內部電臺發胡志明。
（二）請将越南政府要求和各國建立外交關系的聲明，由我外交部轉送蘇聯及各新民主國家。
劉少奇收到毛澤東電報後，即轉給胡喬木，吩咐與黃明鑒的來電一并發表。
第二天，北京的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發了一份以周恩來名義發表的致越南外長黃明鑒的複電：
我很榮幸地接到貴部長1950年1月15日要求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系的電報。我現在通知貴部長，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認為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是代表越南人民意志的合法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願意和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建立外交關系并互派大使，借以鞏固兩國邦交，及加強兩國的友好和合作。特此複電并希察照為幸。[1]
這樣，中國就成了世界上第一個與越南民主共和國建立正式外交關系的國家。越南方面對此感到特別高興，黃明鑒于1月26日就此對“越南之聲”電臺記者發表談話說：“現在我們有了一個友好的鄰邦。這樣一個朋友的出現，将大大地鼓舞我們的人民和軍隊。我們将一天天地變得更加強大，并一定能夠實現胡志明主席所提出的加速準備總反攻的號召。”随中國之後，蘇聯于1月31日也承認了越南民主共和國；在蘇聯之後，則有一批東歐國家相繼承認；這就使印支共方面打破了持續已久的外交困局。
身在蘇聯的毛澤東對越南問題十分關注。十多天後，劉少奇自北京發電請示，是否允許胡志明領導的越南軍隊在情況緊急時避入中國境內？毛澤東回電表示應予準許，而且，“我方黨政軍必須盡可能給越盟人員及越南人民以便利和幫助，把他們看成自己的同志一樣”。如越方要求給予武器、糧食等，也要“盡力幫助”。[2]
[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 ，第238～239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
[2]這是劉少奇于1950年1月6日致電林彪時引述的毛澤東回電內容，見《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1冊 ，第271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
中共聯絡代表悄然出發
總司令朱德找來正在做出發準備的羅貴波，聽取彙報後再度明确，羅貴波的任務主要是進入越南了解情況：“看看他們需要什麽援助，采取什麽樣的援助方式為好。”朱德叮囑羅貴波說，要嚴守行動保密，入越以後，他的身份只能在越南少數領導人中間公開。
1950年1月13日，劉少奇再次和羅貴波談話。
劉少奇回顧了他和胡志明的交往。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大革命時期，劉少奇在廣州認識了作為共産國際代表鮑羅廷翻譯兼秘書的胡志明。胡志明在廣州創辦了培養越南革命青年幹部的“特別政治訓練班”，常常邀請劉少奇、周恩來、李富春、彭湃等人講課，當時劉少奇專講工人運動。1938年，在延安，劉少奇又和秘密前來的胡志明見過面。延安一別，已經十多年了。
不過劉少奇也說，他和胡志明相識雖早，後來也有接觸，但畢竟不很熟悉。解放戰争中，中越邊境地區兩黨之間有些聯系，部隊之間也有聯系，我軍的地方部隊，即桂滇黔縱隊，在困難的時候曾經轉移到越南境內，受到了他們的保護和幫助。但是，中越之間這種聯系不是固定的、正式的，“你去越南後要建立兩黨中央之間的聯系”。
劉少奇囑咐說：“你去越南這件事絕對保密，到越南後的工作方式由越南黨中央确定，在适當的時候回國彙報。赴越聯絡代表在越南工作期間的待遇，請胡志明主席和越南黨中央按照越南幹部的标準供給。”說着，劉少奇拿起毛筆，為羅貴波書寫了致越共中央的介紹信：
越共中央：
茲派羅貴波同志前來與你們聯絡，希予接洽。我們給予羅貴波同志的任務，由羅同志面告。特此介紹并致敬禮！
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 劉少奇
在此之後，劉少奇又有了新的考慮，他提起毛筆，為羅貴波寫了第二封致胡志明的介紹信：
茲介紹我們的一位省委書記和軍隊中的政治委員羅貴波同志，到你處擔任中共中央聯絡代表。帶助手和随員共八人。
中共中央秘書長 劉少奇[1]
中央軍委為羅貴波配備了一部電臺，谷密雲任臺長，還有報務員薛培芝、機要員張思智，以及警衛員武懷德。
羅貴波挑選李雲揚作為他此行越南的主要助手。
李雲揚，1912年生，廣東臺山縣人，青年時曾留學日本，于1936年由著名共産黨人林基路介紹在日本東京加入中共。抗戰爆發後他到延安抗大任教，1939年随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等去新疆。1942年新疆軍閥盛世才追随蔣介石掀起反共高潮，将在新疆工作的共産黨代表逮捕，李雲揚也被投入監獄，直到1946年6月才出獄。
1946年7月，李雲揚回到延安後任第359旅旅長王震的秘書，此後轉戰至山西呂梁軍區，和羅貴波一起工作。新中國成立前夕，李雲揚來到北京，在中共中央組織部工作。此時，準備進入廣東的葉劍英正從各地急調廣東籍幹部，李雲揚也被選中。由于一時未能成行，李雲揚就先到華北中學擔任副校長，主持校務。
羅貴波打聽到李雲揚在北京的地址，匆匆趕到華北中學，對李雲陽說：“現在解放了，有那麽多的工作等待我們去做，你還是跟我到越南去一趟吧。”
李雲揚欣然應諾：“那好呀！我們是老搭檔了，你要我去我就去。”據李雲揚回憶，羅貴波找他談話的時候，尚無“顧問團”的名稱，當時叫做“聯絡組”，對外稱“華南工作團”。李雲揚到羅貴波身邊後，即負責與李班和阮德瑞的聯系，安排出使越南的細節。[2]
由李班、阮德瑞陪同，羅貴波一行于1950年1月16日乘火車離開北京南行。臨行前，他們的隊伍裏又增添了一位越南人劉德福，他是越南總工會執行委員會書記，來北京出席亞洲、非洲的工會會議後回國。劉少奇在次日将羅貴波的姓名用電報正式通知越方，并告知說，羅貴波一行“經漢口、廣州、南寧、龍州，然後進入越南，大概需一個月才能到達。”
在此之前，劉少奇已與羅貴波南下沿途所經之處的中南局和廣西、雲南省委聯系，要求給予幫助。1月11日，劉少奇致電中南局第一書記兼司令員林彪：“中央已決定派羅貴波到越南，不日即從北京起身，并同越南代表一路回去。他們經過武漢及廣西時當與你們接洽，并和你們建立電臺聯絡，以便于他們到達越南後我方與越南黨的聯系，并實現對他們系統的幫助。目前你們可令前方給他們一些臨時幫助，數目由前方與越南商定（後）電告。”
果然，羅貴波一行到達武漢後，林彪對此事非常重視，特地在漢口設宴招待。[3]
[1]羅貴波：《中國援越內幕》，《世紀》雜志1993年第2期。
[2]1993年12月15日，作者在廣州訪問李雲揚。
[3]羅貴波：《少奇同志派我去越南》。見《緬懷劉少奇同志》，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本書作者1989年2月24日、1990年4月18日，在北京采訪羅貴波。
胡志明秘密來華
在越南北部叢林裏，胡志明由陳登寧陪同，帶領六名助手秘密離開越北根據地，向中國進發。所以，當1950年1月黃明鑒、周恩來電報往返之際，胡志明已經在前來北京的路上了。
胡志明、陳登寧一行于1950年1月16日進入中國廣西的靖西縣，而就在當天，羅貴波一行離開北京去越南。胡志明進入中國境內後，廣西軍區相關負責人率領一個排兵力前往迎接，當晚在解放軍龍州軍分區司令部下榻。由廣西軍區安排，胡志明從龍州乘汽車于1月25日到達南寧，下榻于民生路金山大酒店。當晚，廣西省[1]委書記張雲逸和正在南寧的第2野戰軍第4兵團司令員陳赓設宴招待了胡志明一行。
抗法戰争中的胡志明主席
這天晚上，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常務工作的劉少奇收到廣西發來的電報，得知胡志明已秘密到達南寧。
劉少奇對胡志明來華早有思想準備。将近半年前的1949年7月，劉少奇曾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去蘇聯與斯大林會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問題。斯大林會見劉少奇時曾就蘇聯黨在過去相當一段時間內錯誤地幹涉了中國革命表示道歉，他說：“我們幹擾過、妨礙過你們，我為此感到內疚。”由于長期置身于蘇聯國家最高權力的頂端，蘇聯國內已出現了個人崇拜的嚴重問題，所以斯大林能作這個表示頗不容易。随後，斯大林代表蘇共正式建議新中國應于1950年以前建立。這時，斯大林談到了他對世界形勢的一個認識，他說，中國是一個大國，中國革命的成功将對世界産生影響，那麽，世界革命的中心可能東移，中國将會成為亞洲革命的中心。在這樣的情況下，像越南這樣的國家可能會求助于你們。如果這樣，由你們給予援助是比較合适的。而我們則不行，因為我們離得遠，也不如你們了解情況。
斯大林的這番話，實際上已經定下了20世紀50年代蘇聯、中國、越南相互關系的總格局。
鑒于這種背景，劉少奇于1月26日致電中南局：
胡同志到達武漢，暫不要公開歡迎，而在黨內秘密歡迎。但他到達武漢後，你們和他商量是否能在北京公開歡迎他，看他意見如何再行決定。你們應對胡同志熱情接待，周密護送來京。[2]
1950年代，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陪同來訪的胡志明在北京中山公園看節目
[1]新中國成立之初，曾設廣西省。1958年3月，始改設廣西壯族自治區。
[2]《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1冊 ，第421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