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風雲驟起印度支那
印度支那三國地理位置略圖
胡志明特使秘密訪華
1949年10月6日（農歷八月十五）黎明，越南海防，波濤起伏的海岸邊，靜悄悄地漂出了一只打魚的小帆船。
在海空飄行了一夜的那一輪圓月，被東方噴薄而出的霞光照射得淡淡隐去了。
帆船在波濤中遠去，藍色的大海上豎起一桅白帆，小船認定航向駛往中國的北海。
那是一個翻天覆地、滄海化為桑田的歷史轉折年代。當此之時，俯觀天下，20世紀後50年世界大分野的輪廓已經清晰可見。
四年前的1945年2月4日至11日，第二次世界大戰三個盟國的首腦——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丘吉爾，還有蘇聯最高統帥斯大林——來到蘇聯黑海邊的雅爾塔，舉行世界大戰開戰以來的第二次會晤。他們來到風光秀麗的海濱，當然不是為了觀光美景。三位首腦都把雅爾塔會議看成是安排戰後世界秩序至關重要的會議。會議确定，在盟軍徹底粉碎希特勒法西斯軍隊後，由蘇、美、英、法四個大國分區占領德國，并且決定必須讓德國在戰後進行戰争賠款。
“雅爾塔會議”“三巨頭”（前排左起）丘吉爾、羅斯福、斯大林合影
雅爾塔會議還決定，于1945年4月5日在美國的舊金山召開聯合國成立大會，由美、蘇、英、中、法五國作為未來聯合國組織的常任理事國，在戰後聯合國讨論解決一切問題時，常任理事國采取“一致原則”，即每個常任理事國都擁有否決權。
雅爾塔會議劃分了此後半個世紀的國際大格局。
就此分野，水流各自東西。蘇美英法盟軍消滅了法西斯德國的軍隊後，果然将德國一分為四，各占一端。戰争的硝煙還沒有在歐洲大陸消散淨盡，虎視眈眈的“冷戰”已經代之而起。20世紀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對立是當代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政治現象。
從歐洲移目東望，戰争風雲漫卷整個亞洲東部。最壯觀的戰争景象發生在中國，數百萬人民解放軍已渡過長江追殲國民黨軍殘部。非洲大陸上，則滾動着掙脫殖民主義枷鎖、争取國家獨立的陣陣雷鳴。在人類歷史上，20世紀才真正是百國林立的時代。
當此世界變化令人目不暇接之際，有誰注意到了，那只在北部灣海面漂蕩的小帆船？
清涼的海風鼓起了船帆，除了水手，船上還坐着兩個衣裝樸素、不時眺望遠方的人。其中的一個三十七八歲年紀，略顯老成的樣子，他是越南民主共和國華僑司司長、胡志明領導的印度支那共産黨[1]的華僑工作委員會主任李班。他打扮成商人模樣，奉命秘密前往中國，進入解放區，去找中共中央委員會，使因為各自的解放戰争而多年未通音訊的越中兩黨中央重新建立聯系。
這個使命非同一般，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胡志明特意選中了李班，親筆寫下一封致周恩來和鄧穎超的暗語密信，命李班面交。這項任務關系國家命運，為了萬無一失，印支共中央另派一位精通華語的幹部阮德瑞作為李班的副手，兩人分路前行。阮德瑞走陸路，步行越過中越邊界，從芒街進入廣東的東興[2]，再尋道去中共解放區；李班走水路，争取到中國後與阮德瑞會合，一起與中共中央代表會談。
對中國，李班太熟悉了，熟悉得幾乎就像自己的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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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班是越南南方人，15歲投身革命，18歲參加印度支那共産黨，此後兩次被法國殖民當局逮捕入獄。出獄後他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系，卻認識了一位參加了中國革命後來到越南的華僑，這位華僑了解了李班的經歷之後對他說：“共産黨人是國際主義者，要解放全人類，到什麽地方都可以幹革命。現在中國有紅色政權，如果你願意，我可以介紹你去……”
帶着中國革命者的介紹信，李班于1933年來到中國，次年春天進入江西瑞金蘇區，由中共著名領導人陳潭秋、何叔衡負責，将他轉為中共黨員。
當年10月，李班随中央紅軍長征，行軍不久就因患病掉隊被俘。他沒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很快獲釋後輾轉來到他初到中國時生活過一段時間的汕頭，以李碧山的名字繼續從事革命活動，并且和中共地下黨組織接上了關系。
1936年底，中共南方臨時工委委任李碧山為中共汕頭市工委和韓江工委負責人，開辟和發展當地的工作。在整個抗日戰争時期，他長期擔任中共廣東梅縣中心縣委書記，曾任閩粵贛省委（後改為閩西南特委）組織部部長、宣傳部部長。在梅縣，他和中國姑娘溫碧珍結為夫妻，這使他的家庭一半屬于越南，另一半屬于中國。
他把一生中最好的年華獻給了中國人民的抗日戰争。1945年2月，李碧山組建并領導閩粵邊抗日游擊隊韓江縱隊，建立電臺和遠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建立了直接聯系。韓江縱隊很快開辟出縱橫300裏的游擊根據地。
不過，李碧山畢竟是越南人，他無時不關心着自己祖國的命運。日本投降後，胡志明領導的越南民主共和國臨時政府成立。消息傳來，李碧山無法抑制自己的激動心情，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回國工作的報告。
經周恩來批準，李碧山于1946年7月回到越南，恢複了李班的名字。兩個月後，越南抗法戰争爆發，李班從一場戰争跨入了另一場戰争。
縱使閱歷既豐，磨難也多，此時的李班還是難以抑制心潮如浪翻卷。時間也如浪潮，越南抗法戰争最艱苦的歷時兩年多的戰略防禦階段終于過去了。更想不到，時隔三年，自己又要回到中國，和當年一起浴血奮戰的首長、戰友見面了。
三年前，李班告別中國戰友回國之際，在廣東梅縣三鄉虎坑，黨委機關和電臺的戰友們為他舉行了送別大會。李班在大家面前說：“經過我本人向中共中央申請，中央已經正式批準我回到祖國越南去工作，新姐[3]也要和我一同去。不久我就要走了，要和親愛的同志們告別了！”一語方出，他已經熱淚長流，話語哽咽，在場的人們也都流下了眼淚。在分手前的最後一刻，李班動情地說：“我堅信，今天我們在革命的旗幟下分別，将來我們還一定能在革命的旗幟下再見。”[4]
雖然過去了三年，但當時的情景恍如昨日，而眼下這只小帆船，正載着他去實現臨別贈言。
[1]印度支那共産黨，即越南勞動黨和越南共産黨的前身。當時，中國有關方面為表述上的方便，也經常稱之為“越南共産黨”，或将“印度支那共産黨中央”簡稱為“越共中央”。
[2]1949年12月9日，東興解放時屬廣東防城縣管轄，1951年劃歸當時的廣西省。
[3]指夫人溫碧珍。
[4]廣東梅縣地委黨史辦公室1986年9月編輯出版的專輯《國際主義戰士李碧山》。
印支共代表身邊的中國助手
同一只船上，26歲的小夥子侯寒江是中國人。此次他身負雙重使命，一是作為在越百萬華僑的代表，前往北京參加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另一個，也是更重要的任務，就是護送和陪同印支共使者，和中共中央接頭。
侯寒江原是抗日戰争中廣東韓江縱隊的游擊戰士，李班的老部下。抗戰勝利後，這支中共領導的隊伍，遵從國共談判達成的協議撤向山東解放區。由于運送部隊的船只所限，侯寒江遵照上級指示，于1946年撤到了越南，最初在河內中華中學教書，同時從事華僑工作。1946年11月，法軍向河內進攻，侯寒江随印支共中央的隊伍撤到越北地區，繼續從事華僑工作，李班就是他的直接領導人。幾年下來，侯寒江的越語已經講得相當不錯了。不久前的一天，李班找到他，要他一起回國，去和中共中央建立直接的聯系。
侯寒江，早在1946年就開始在越南參加革命工作
回祖國和中共中央建立聯系，侯寒江是第二次領受如此重要的任務。
那是在一年前的1948年7月，也是李班找到侯寒江，要他從越北去香港，找中共南方局領導人，介紹越南華僑工作情況，并請南方局派人來越南加強華僑事務工作。
侯寒江坐船到中國的北海，再從北海換乘小船到香港。按照李班的指示，侯寒江找到中共主辦的報紙《華商報》社，由一位女士帶領，他見到了香港工委負責人方方、連貫和喬冠華，侯寒江向他們詳細彙報了越南華僑的情況，并轉達了李班的意見。
這時，中國國內戰争的局勢已發生重大的轉折，解放軍在各個戰場上轉入反攻，南方局負責人們為此極為振奮。時當盛年的喬冠華意氣風發、指點江山，面對來自越南的侯寒江暢談印度支那問題。喬冠華談到，印度支那是戰後東西方兩大陣營争奪的戰略地區，其重要性将日益突出。喬冠華強調說，在印度支那，老撾是一個重要的戰略區域，要經略印度支那，就要重視老撾，因為老撾是印度支那的戰略後方和迂回之地。
中共南方局同意了李班的請求，派出許實、吳健、劉蓮、楊行、荷子五人分別從不同的路徑進入越南，從事華僑工作。
侯寒江圓滿完成了李班交給的任務，同南方局派出的楊行一起來到越南南方的西貢，再輾轉回到越北解放區。
有了上次的經歷，李班自然想到了侯寒江，要他與自己同行。
此刻，侯寒江坐在船邊眺望大海興奮不已，因為在大海那邊等待他歸來的，是已經在***廣場升起五星紅旗的新中國了。
李班、侯寒江此行所循正是上次侯寒江走過的路線。中國人民解放軍兵鋒已達兩廣地區，正在進行解放華南的最後戰役，國民黨軍正從海峽紛紛撤往臺灣。現在李班、侯寒江的船迎面而去，很難說一路上會遇到些什麽，所以他們還須十分隐蔽，時常繞道而行。從另一層意義上說，李班是老首長，侯寒江必須全力保證這位印支共中央代表的安全。
還有一個因素也使李班和侯寒江充滿警惕。這次出來，因經費所需，越幣又不通行，他們随身攜帶了數量相當可觀的金條，一旦在海上或靠岸時出事，真不知道會發生什麽！
帆船靜靜地漂，終于，船上的人看到了中國長長的海岸線，那是當時還屬廣東省的北海海岸。
李班、侯寒江在北海登岸後換乘了一條客船。北海是個漁港，侯寒江在魚市上見到剛剛上市的鮮活大紅魚，靈機一動，買下幾尾，把随身攜帶的金條都塞進了魚肚子。他們把這幾條大紅魚帶到了香港，安全上岸。
這時，香港工委負責人方方、夏衍、喬冠華，以及連貫等人已先後去了北京，香港工委幹部吳荻舟接待了手拎紅魚前來的李班和侯寒江。李班向吳荻舟介紹情況後，希望他盡快向中共中央通報。吳荻舟很快通知李班，中共中央請李班、阮德瑞二同志到北京面談。
經中共香港工委周密安排，李班和侯寒江乘海輪到了青島，再轉道前往北京。這一路，他們走了将近兩個月，來到北京已是寒冬季節，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早就開過了。
阮德瑞也在幾天以後到了北京。[1]
中共中央統戰部負責人李維漢、徐冰、連貫會見了李班和阮德瑞，聽取他們介紹越南情況。
[1]1988年7月、1994年9月，作者在北京多次訪問侯寒江時談及這一情況。
越南獨立戰争的關鍵時刻
越南民主共和國從1945年9月2日誕生之日起就面臨嚴峻的局勢。
按照1945年7月蘇、美、英三國首腦和外長波茨坦會議的決定，徹底粉碎日本法西斯軍隊之後，對于占領越南的日軍，以北緯16度線為界，其北由中國國民黨軍受降，該線以南地區由英國軍隊受降。9月，就在越南民主共和國成立不久，受到美、英兩國支持的法國軍隊在西貢登陸，越南抗法戰争由此爆發。
戰争爆發之初，法國殖民軍總兵力約8萬餘人，胡志明領導的越盟武裝約4萬人。戰至1946年1月英軍從西貢撤走時，法軍占領了越南南方大部分地區。
1946年3月，進駐北越的國民黨軍開始撤出，法軍随即在海防、河內兩地集結兵力，于12月19日發起進攻。法軍同時以5個團的兵力對越南中部的岘港、東海蜂腰地帶實施登陸作戰，完成了對南北越的軍事分割。
1945年越南獨立建國後，胡志明在河內主席府
1947年初春，侵越法軍總兵力超過了10萬，攻占了越南北方的大部分城市和集鎮。當年9月，法軍又集中了12個團，在空降兵和海軍江河艦隊的配合下，使用機械化裝備作縱深穿插迂回，多次對越盟武裝進行長達上百公裏的合圍。法軍占領了越中邊界地帶，大致形成了對越盟武裝的包圍，不斷尋找機會殲滅越軍的有生力量。
印支共中央和越南政府轉移到越北山區，各根據地被法軍分割，不斷遭受掃蕩。
高聳延綿的大山為越盟部隊的生存提供了掩護，越軍也在頑強地打擊和消耗法軍。
鬥轉星移，此時的法國今非昔比，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受到嚴重削弱，雖然擴張野心一如既往，但國力已經難以應付遙遠的越南戰場的局面。從1948年起，法軍無力貫徹原訂速戰速決的戰略方針，改而采取鞏固占領區，蠶食越軍根據地，多用小規模進攻逐步擴大戰果的戰法。随之，越法戰争進入戰略相持階段。
戰略相持是艱難的，越軍的糧食、武器和藥品供應始終面臨極大的困難。在根據地被分割的情況下，越盟部隊分散為一個個連、營單位各自為戰，開辟着一個又一個農村游擊根據地。
就在越軍艱苦抗戰之際，中國革命發生了巨大的戰略轉折，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飲馬長江的消息傳到了越南，這場即将勝利的戰争将給世界帶來的變化，山水相連的越南無疑是最先感受到的。
1949年1月，印支共中央舉行會議，确認解放軍即将打到中越邊界。會議要求越南部隊努力作好準備，迎接“大好時機的到來”，“絕對不要錯過戰略機會”。會議讨論了美國可能介入印度支那戰争的問題，作出決議說：“無論美國用什麽方式進行幹涉，我們都不怕，如果美國在中國被打敗，那麽，它也必将分攤法國殖民主義者在越南慘重而又可恥的失敗。”[1]
會議決定，越軍将在各個戰場連續發動突襲性質的小規模戰鬥。
中國革命即将勝利所産生的影響，法國殖民當局也感受到了。1949年初，法軍總參謀長雷沃斯視察印度支那戰場，判定越北是印度支那的主戰場，要求加強對越中邊境的封鎖。根據他的命令，法軍向越軍根據地連續發動了8次蠶食進攻。雷沃斯要搶在人民解放軍抵達中越邊境之前，穩住法軍陣腳。
越軍根據地再度縮小，越法兩軍在戰場上形成犬牙交錯的态勢。不過，由于法軍用有限的兵力将占領區域擴大到最大範圍，其機動兵力反而較前分散了。
正是在這樣兩軍相持，法軍仍占優勢、越方仍處于劣勢的困難情況下，印支共中央派李班和阮德瑞出使中國，向中共中央提出援助的要求。此中原委在由李班面交胡志明致周恩來、鄧穎超的密信中表達得非常巧妙——盡管用的是隐語，胡志明的期望還是躍然紙上，一望而知：
恩哥、穎姐：
弟與哥姐相別十年了，時時思念，且有許多新事要告訴你們。弟謹代表敝店祝賀貴公司的偉大發展。
敝店年來生意頗好，意欲争取時機，打勝對方，謹派親信夥計兩人，趕緊求你們幫助。
丁[2]
十月
李班、阮德瑞把重要的信息帶到了北京，現在，該由中共中央作出答複了。
[1]越南人民軍總政治局軍史研究委員會編著：《越南人民軍歷史》第1集 ，1977年河內出版。
[2]“丁”是胡志明在抗法戰争中使用的姓名代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