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Nature的一角
第五十五章 Nature的一角
**沂州叛亂，烏臺詩案**
元豐二年（1079）正月，沂州 （今山東臨沂）盜賊何九郎謀劃打劫利國監，與此同時，阚溫、秦平等奸猾之人與何九郎遙相呼應，轉戰于沂、兖（今山東曲阜東南）二州之間。官軍對此無可奈何，徐州（今江蘇徐州）知州蘇轼大膽起用犯人家屬程棐。原來，程棐的弟弟程岳豪俠勇健，精通武藝，因與李逢一道謀反，被配隸桂州（今廣西桂林）牢城。程棐極願立功受獎，以使程岳早日被釋放。蘇轼了解這一情況後，迅速派人将程棐接來，告訴他為國效力；并許願說如果捕獲了何九郎、郭進等人，其弟程岳即可釋放。七月，程朵派人給蘇轼報信說捕獲妖賊郭進等人，為此蘇轼專門給宋神宗上了兩道奏折，建議獎勵程棐，釋放其弟程岳。蘇轼以為在徐、沂等地，象程棐、程岳這樣勇敢善戰的人頗多，官府如果不安撫他們，讓他們去捕捉盜賊，恐怕這些人會铤而走險，起來反抗官府的統治，同時建議宋神宗将京東路地區的土豪組織起來，防禦盜賊等等。宋神宗采納了蘇轼的建議，提拔沂州承縣（今山東棗莊東南）縣尉師谔為左班殿直，賞錢一千貫，沂州民程棐、傅晖為右班殿直，其他一些人也給了不同程度的獎賞。
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初，梅司回到杭州錢塘。三月，在曾子固的推薦下，出任湖州文字從議郎（這是我編的，有時間修訂的時候再改吧）。同年，蘇轼由徐州知州調任湖州知州，四月二十日到任。時官員到任地方，都要給皇帝上表表示感謝。
按慣例都要寫一篇到任謝表給皇帝。蘇轼的謝表到達朝廷後一個月，權監察禦史裏行何正臣首先發難，上書謂蘇轼謝表中有知其愚不适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是愚弄朝廷，妄自尊大之辭，并聲稱蘇轼的這些文字已在全國傳閱，自己是從已刊印後在市上賣的蘇轼文稿中摘錄遞呈宋神宗的。其後禦史舒亶也上書攻擊蘇轼，謂蘇轼的謝表是譏諷時政之作，士大夫争相傳誦，并進一步指出蘇轼在謝表中诽謗宋神宗，牽強附會将蘇轼的謝表加以修改，于是蘇轼诽謗君主便是人贓俱在了，從而激怒了宋神宗，達到了陷害蘇轼，“大不敬”的罪名的目的，緊接着權禦史中丞李定上書蓋棺定論，攻擊蘇轼不學無術，浪得虛名，其實是一個陰險的家夥，他還列出應該罷黜蘇轼的四條理由。于是宋神宗下令将這些人的意見下達禦吏臺，審理後迅速上報皇帝。
于是宋神宗委派太常博士皇甫遵前往湖州，捉拿蘇轼歸案。皇甫遵雖然日夜兼程，但由于兒子生病，仍被耽誤了半天。此時驸馬都都尉、蘇轍的好友得到消息，寫信交給蘇轍。蘇轍從南京任上快馬加鞭，先到達了湖州傳信。蘇轼告假不許，一時之間，一州知州，被驅如同雞犬。
同年七月二十八日，蘇轼被押到開封。負責審理此案的禦史臺首先是搜集整理蘇轼的文稿，然後加以驗證。但蘇轼認為自己的所有文稿都不涉及時政。蘇轼在杭州（浙江杭州市）任職期間觀錢塘潮時寫過一首詩“吳兒生長狎濤淵，冒利忘生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禦史臺官員認為蘇轼是在譏諷農田水利法。審理近兩個月，禦史臺将審案記錄上呈宋神宗批示。
蘇轼下獄後，他的弟弟蘇轍首先上書宋神宗救援其兄，範鎮，張方平等上書力救蘇轼，王安禮、宰相吳充也曾委婉勸谏宋神宗不能因文字而殺士大夫，宋神宗的祖母太皇太後曹氏對宋神宗說：“以詩系獄，得非受了小人中傷”。為蘇轼說情。
大理寺依律給蘇轼判處了二年徒刑，但因曹太後患病，因而被赦免無罪。由于李定等人的竭力反對，宋神宗重新委派馮宗道前往禦史臺複審此案。
經判決，蘇轼貶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附馬都尉王诜追奪二官、勒停，蘇轍貶監筠州（今江西高安）鹽酒稅，王鞏貶賓州（今廣西賓陽）鹽酒務，其他與此案有關的官員被判處以罰銅的處分，其中張方平、李清臣三十斤，司馬光、範缜、錢藻、陳襄、劉邠、李常、孫覺、王汾、劉摯、黃庭堅、王安上、吳琯、戚秉道、周邠、盛僑、杜子方、顏複、錢世雄各二十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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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了此案，蘇轼的文風和人格追求漸漸轉變。才華橫溢又嫉惡如仇的詩人，他原來的生活态度，是見到不平之事“如蠅在臺，不吐不快”，他滿含熱情地為牢獄中的犯人□□，為衣食無着的老人哽咽；他譏诮地看着煊赫鼎沸的官場：“我本麋鹿性，諒非優轅姿。”；他描寫春光村釀的美好，也寫出鹽鐵專賣對百姓生活造成的不便“豈是聞韶解忘味，迩來三月食無鹽”。
率真的天性和語言的天賦，讓詩句像月光那樣自然地流淌出來，他的歌詩成就成為個時代的一座高峰，前人和後人都很難企及和追上。
——可是這次人生的遭遇讓他的态度徹底轉變了。
他開始受困于人生苦厄的來源。
他縱然率真，但未必就像世人給他的那個評價一樣“豁達”，他有着和市井小民一樣對死亡共同的畏懼之心。詩案給他的不僅是□□的折磨，精神上的打擊更是不容小視，他在牢獄之中也随時懼怕着死亡，因為消息的誤傳還寫下絕命之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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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是有歌頌苦難的後人說，苦難使他的靈魂得到了沉澱和升華，他後期的思想開始向着“更寬廣的人生苦難”轉向，向“儒釋道”思想深挖。——其實他并沒有完全解脫，他只是，也只能向“命運”低頭。
因為他并不明白，即使是這樣充滿靈性和才華的上天的寵兒，即使經歷了如此大風波還活下來，被家人（弟弟）太後全力憐惜和保護能夠全身而退的人類社會中的寵兒，也還是不明白。
人性。Nature。
因言獲罪。他的言論有罪嗎？僅僅是因為冒犯了君主的權威？怕不是吧。禦史臺的那些非要治他于死地的，掌握了“發言權”的人，為什麽非要将沸反的輿論炒揚到天上呢？畢竟，即使他真的在等級制度的社會結構下，犯了“犯上”的罪名，按照法律機構大理寺的判決，也只不過是“徒二年”的刑期。是什麽，讓一個輿論監察機構，可以把一個原本三年有期徒刑的罪，非要推到“死刑立即執行”的程度呢？
這就是複雜的Nature。當平常沒有撕破臉，處于利維坦彈壓的暫時的“和平”時期之時，人為了維持損失最小，保持和平。可是和平的狀态一旦打破，進入“仇恨”的狀态，那就是非要置對方于死地不可了，因為仇恨的種子一旦播下，就很難消弭，你無法将安全的希望押在對方熱愛和平而“主動放棄”複仇，人會更傾向與選擇讓對手“無力”向你複仇。
戰争為什麽和這種單方面的打擊不同呢？因為這種借由輿論的迫害行為，是借由國家機器進行的，并不動用發起者很大的精力。而戰争是兩個國家機器對等的較量，很快，卷入其中的所有個體都會體會到國家層面的“精疲力盡”，當雙方都“無力複仇”時，戰争就到了轉折或終結的時刻。
人性中的陰影，戰争和迫害、仇恨和破壞的魔鬼永遠不會消失，只能等待它們把人和人類社會折騰得精疲力竭，在傷痛和短缺中，度過短暫的和平區。
權力。Power。
蘇轼還有一個他不能說出口，也無法擺脫的枷鎖，那就是宋神宗自己下場參與了這場撕逼。無論宋神宗的動機是什麽，□□的權威被冒犯、出于對蘇轼的繼父式嫉妒（坊間有傳蘇轼和太後的緋聞）、出于一個掌握權力者想要探知自己權力界限的試探（從宋神宗的政治志向看，他是個不安份的），他是下場撕了的，而且明顯有親自下場踩的現象。
但是從那時的社會道德來說，蘇轼不能反抗。因為“雷霆雨露，皆是君恩”。在等級制度下，當上位者對下位者行使權威，下位者只能像承受自然災害一樣接受，因為在道義上和法律上都沒有反抗的餘地。——可誰的心中沒有反抗的念頭？誰在心中沒有不平的吶喊？偏偏叫你生在這個社會體系之中，才華還是如此奪目，如果你不服從它，沒有這麽大的成就和前途；如果你服從它，也不過是屈膝折股的“雲淡風輕”。
人類，沒有誰的天性可以發展的很好。沒有一株樹可以保住它所有的枝條。
可是那傾軋的種子已經種下了，這只是一個縮影，宋亡于黨政，此言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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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司因為跟随司馬光上書求情，而被罰熟銅十斤。
他的仕途仍然不順，但是這一次，他的內心卻感到了無比的清明——這與民無利于國無功的幾句詩歌的争論，居然掀起如此軒然大波，集中了所有人的注意力。不說本來這幾句詩原就沒有那麽深的政治意圖，只不過是随性而發，随見聞而錄；即便是真的抨擊了青苗法，那又怎麽樣？改革必有争議，圍繞着一件事，必有無數的口舌，還不準別人說兩句了是怎麽着？
整個朝堂沸反盈天，沒有一個人真正關注，青苗法是不是有所說的問題，它的發起者沒有修訂它的弊端，反而所有的輿論都被調集，來打擊假想中反對自己的“朋黨”。
這與他在後宮中經歷的争鬥，不過是換了一個場合、換了一個社會背景，發生同構的人類內部傾軋争鬥的手性模型罷了——內耗競争是人類的本性（nature），和被扔在輿論中央的這件事情到底有利有弊、是非對錯甚至都沒有關系，就像一個充滿鬥魚的池塘，那件事情不過是一塊投入其中的石頭，只要一個動蕩，人類就發揮陰影裏撕咬的本性，你死我活起來。
越發地回望歷史，就越發發現，人類從來不能從任何錯誤中吸取教訓。人類的愚蠢，從來只是重複，從未有改進。梅司自嘲地笑笑，發出和克軍曾經一樣的感嘆：“你們陸猿，真好玩。”
對于這樣的人類，他能做什麽呢？
做我能做的。
既然來到了湖州，他于是探訪當年為真宗時丞相王旦兒子種痘的名醫，繼續改良精進種痘技術，開始在平民中推廣人痘術。立下了從醫不從相的家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