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章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顯學”，這個“顯學”說明時代對它的需要，并不是自封的。如果曾國藩躲在書齋中究心程朱理學，或許他會成為一個理學大師。但風雨飄搖的大清王朝，并非理學所能挽救的。曾國藩與如其人，一生幾變，每一次“變”都适應了時代的要求。由理學到“經世學”，再到“洋務學”就是這樣一個過程。
“廢志無以成學，廢學無以成才。”
曾國藩生平處世的成功，可以說是讀書的成功。他治學有方：通過讀書，走上了仕宦之途，廣交了益友，領會了行軍打仗之術，樹立并實踐了報效國家、明道經世的遠大志向。
曾國藩在青少年時代就酷愛書籍。1836年的那次會試落第後，他自知功力欠深，便立即收拾行裝，悵然而歸，搭乘運河的糧船南旋。雖然會試落榜，但卻使這個生長在深山的“寒門”士子大開眼界，他決定利用這次回家的機會，做一次江南游，實現“行萬裏路，讀萬卷書”的宏願。這時曾國藩身邊所剩的盤纏已經無幾。路過睢寧時，遇到了知縣易作梅，也是湘鄉人，他與曾國藩的祖父、父親非常熟悉，與曾國藩也相識。他鄉遇故人，易知縣自然要留這位老鄉在他所任的縣上玩上幾天。在交談中得知這位湘鄉舉人會試未中，但從其家教以及曾國藩的言談舉止中，便知這位老鄉是個非凡之人，前程自然無量。他見曾國藩留京—年多，所帶銀兩肯定所剩無幾，有心幫助曾國藩。當曾國藩開口向易作梅知縣借錢做路費時，易作梅慷慨應允，借與曾國藩一百兩銀子，臨別還給了他幾兩散銀。經過金陵時，他見金陵書肆十分發達，便流連忘返十分喜愛這塊地方。在書肆中曾國藩看見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愛不忍釋，自己太需要這麽一部史書了。一問價格，曾國藩大吃一驚，恰好與他身邊所有的錢相當。他還是下定決心，一定要把這部史書買下來。書商似乎猜透了這位年輕人的心理，一點價都不肯讓低，開價一百兩銀子一毫也不能少。曾國藩心中暗自盤算：好在金陵到湘鄉全是水路，期票既已交錢定好，沿途就不再游玩了，省吃少用，所費也很有限。随身所帶的一些皮袍冬衣，反正這時已是初夏也穿不着了，幹脆送去當了，勉強還可湊足回家的盤費。于是曾國藩把一時不穿的衣物，全部送進了當鋪，毅然把那部心愛的《二十三史》買了回來。此時，他如獲至寶，心理上得到了極大的滿足。他平生第一次花這麽多錢購置財物，這就是書籍。此一舉動，顯現了曾國藩青年時代志趣的高雅。在曾國藩的一生中，他不愛錢，不聚財，但卻愛書，愛聚書。
回家以後，父親見他花了上百兩銀子買回的一堆書，非但沒有責備，反而鼓勵他說：“爾借錢買書，吾不惜為汝彌縫(還債)，但能悉心讀之，斯不負耳。”父親的話對曾國藩起了很大作用，從此他閉門不出，發憤讀書，并立下誓言：“嗣後每日點十頁，間斷就是不孝。”
曾國藩發憤攻讀一年，這部《二十三史》全部閱讀完畢，此後便形成了每天點史書十頁的習慣，一生從未間斷，一部《二十三史》爛熟于胸。這樣，自北京會試以來，就使曾國藩養成了對古文和歷史的愛好，為以後更為廣泛地研究一些學術問題，總結歷代統治者的經驗教訓，參與治理國家和社會，打下了基礎。所以，他後來回顧自己的讀書治學過程時說：“及乙未到京後，始有志學詩、古文并作字之法。”
當曾國藩供職京師的時候，正是中國內憂外患交迫之時。曾國藩所關心的，在外患有“英夷”，在內有太平天國，在災情則有黃河決口。所以，他讀書更側重經世致用之學特別是輿地之學。在閑暇的時候，曾國藩對于軍政大計，以及各種庶務，通過大量的并有所選擇性地閱讀古代史籍，盡量把現實的問題考究詳盡。所以一旦當權，便能把平時讀書得來的學問，拿出來應用。後來太平天國聲勢大盛，曾國藩以一書生出而致用，終能剿滅洪、楊，一般人都引以為異。然而我們只要知道他十多年的京官生活，十多年京師名流之間的交往互教，十多年京師期間堅持不懈地刻苦攻讀經世致用之書籍，是如何地準備着應付事變，如何地關切時務，如何地虛心研究，便可知道曾國藩的成功，絕不是僥幸得來的了。
當時掌理全國庶政的六部，除了戶部之外，曾國藩擔任過禮、吏、兵、刑、工五部的侍郎。在為官期間，對照自己所任各部的工作特點，他專心潛讀《通典》和《資治通鑒》，由此而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場風習、山川形勢、民生疾苦和武備良窳。曾國藩由內閣學士升為禮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時，遍閱清代道光以上歷朝文獻，目睹時局危急而政風頹靡，遂因皇帝之下诏求言而先後參照史籍上了幾道條陳時務的奏疏，體現了他明道經世的抱負。
在戰火紛飛、百務纏身的歲月裏，曾國藩還特別喜愛研究王船山着作。在他認真研讀、全力刊刻船山着作的影響下，湘軍許多重要人物都積極參與認真研讀船山着作，形成了自上而下倡導船山之學、研讀船山之書的濃郁風氣。後來王夫之的大名越傳越廣，影響越來越大，與曾國藩的倡導“王學”有極大關系。
在曾國藩讀書榜樣的示範下，湘軍将帥們則是把孔、孟、周、張、程、朱，直到船山的“聖賢學脈”、“儒家道統”作為自己的思想信仰，并把《船山遺書》(特別是其中的史論)當作“千秋金鏡，帷幄珠囊”來讀的。曾國藩在《船山遺書》刊刻之先就大量反複地閱讀了能夠尋找到的船山着作，尤其對于《讀通鑒論》、《宋論》等史論性着作已爛熟于心，多有心得體會，日記中均有記載。在他的推薦與倡導下，一些湘軍将領也早在曾氏兄弟刊刻《船山遺書》之前就已開始研讀船山着作，而在《船山遺書》刻成之後更加形成高潮。當然，這批将領也不是僅僅研讀船山着作，而且也像曾國藩一樣，從中國傳統文化寶庫中廣搜博取，以求治國用兵之道，為其軍政實踐服務。正如郭嵩焘所說：“軍興以來，湘人起文學任将帥，肩項相望。一時武健強力，多知折節讀書。軍行所至，聞弦歌之聲。”大批湘軍将領多是從“一介書生”、“布衣寒士”而投筆從戎，從文書、幕僚或中下級軍官，一躍而成為統兵作戰、獨當一面的高級将帥，不少人成為巡撫總督一類的封疆大吏，有的葚至成為清朝中央政府的尚書、軍機大臣、大學士。他們異口同聲地贊頌船山、弘揚船山，顯然從《船山遺書>>中獲益匪淺。光緒年間湖北學政孔祥麟說：“船山所着史論，具上、下古今之識，指陳歷代之興衰治亂，是以鹹、同之際，中興将領，半湘省儒生，其得力夫之之遺書者皆多。蓋夫之知明社之覆，前由武備之廢弛，後由兵謀之未娴，故于歷代兵事謀之甚詳。湘人服膺其書，多明将略戎機，遂能削乎大難。”這就充分說明了以曾國藩為代表的湘軍将帥們為什麽在戎馬倥偬的戰火中，如此認真地研讀、刊刻、提倡、弘揚<<船山遺書》的歷史秘密。
通過研讀船山着述，使曾國藩的“經世致用”的學術觀點臻于完善，也使他的軍功業績如日中天。以曾國藩為代表的湘軍，對中國近、現代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活動于中國近、現代歷史舞臺上的各種人物，無論是正面的或是反面的，無不在不同程度上受過曾國藩的影響，無不像曾國藩那樣去認真地閱讀和研究船山學術，他們中的許多人在熱血奔放的青年時代，都曾熱烈地仰慕過曾國藩。
曾國藩于讀書學習尤為可貴的是，把它作為一生之事，相伴終生。
1871年，曾國藩的身體每況愈下，可以說一天不如一天。作為理學修養甚深的他，在1月17日寫了幾句箴言，警示和鞭策自己讀書不要放松。這幾句話語是：“禽裏還人，靜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極樂生。”他認為“暮年疾病、事變，人人不免”，而讀書則貴在堅持，并在讀書中體味出樂趣。因此，在2月17日，他自己感到病甚不支，多睡則略愈，夜間偶探得右腎浮腫，大如雞卵，這确實是一個危險的信號，他卻置至一旁，晚上照舊讀書不廢。疾病纏身，這已是難以擺脫的困擾，“前以目疾，用心則愈蒙；近以疝氣，用心則愈疼，遂全不敢用心，竟成一廢人矣”。但藥療不如讀書，他離開了書的話就是一個廢人了。
這年秋冬季，曾國藩病情更加嚴重，“腳腫愈甚，常服之襪已不能人，肥而複硬，且似已腫過膝上者。大約作文及看生書，俱嫌用心太過，有損于血，而氣不能運化，故致于此，以後當不作文，不看生書”。在這則日記中，我們既可看到他身體的狀況，也可看到他在寫作和讀書時離投入。在此他雖規定自己以後當不作文，不看生書，但無法按規定辦事，因為不久，揚州阮家送《許周生集》，這是一部他從未看過的新書，拿到手後便難以放下，讀就必須從頭到尾讀完；讀的過程又全神貫注。後來湖南王阍運送近年所着《周易燕說》、《尚書大傳補注》、《禹貢箋》、《谷梁申義》、《莊子七篇注》、《湘绮樓文集》，他收到後雖不能一一細看，但每書都較為認真地翻看了幾遍。此後他又違背原來規定的不閱讀生書的初衷，繼續堅持閱讀了《居易金箴》，王其淦所送其父着《王霞九文集》，朱彬所纂《禮記訓纂》，李芋仙寄來的《道蘊編》，日本人所着《新論》，上海新譯之書《中外古今年表》，唐義渠所寄之《湖南陽秋》，王霞軒所寄《王少鶴詩》，陶篁村所輯《浙江詩話》，柳興恩《谷梁大義述》等一批生書。
1872年3月2日，曾國藩的老病之軀已如風中殘燭了。這一天，他“病肝風，右足麻木，良久乃愈”。3月5日，前河道總督蘇廷魁過金陵，曾國藩出城迎候，出發之前閱《二程全書》，迎接途中，“輿中背誦《四書》，忽手指戈什哈，欲有所言，口噤不能出聲”。身體差到如此地步，他還是堅持每日閱讀《二程全書》。但他接連在日記中發出感嘆：“近年或作詩文，亦覺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暈、目疾、肝風等症皆心肝血虛之所致也。不能溘先朝露，速歸于盡；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應盡之職。茍活人間，慚悚何極!”“餘精神散漫已久，凡遇應了結之件久不能完，應收拾之件不能檢，如敗葉滿山，全無歸宿。”他自知油盡燈枯，将不久于人世，便抓住生命即将息歇時光做自己最喜愛的事——讀書。他每天讀的書就是《二程全書》，希望在理學的探究和修養上，劃上一個完滿的句號。
3月11日的《日記》記載：“早飯後清理文件，閱《理學宗傳》。”“傍夕久睡。又有手顫心搖之象，吃點心後，又在洋床久睡。閱《理學宗傳》中張子一卷。二更四點睡。”《理學宗傳》是曾國藩日記中所記載的最後讀的一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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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之所以能成為“辦事而兼傳教之人”，與他的治學之道頗有關系。
曾國藩在《聖哲畫像記》中說：“書籍之浩浩，着述者之衆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盡飲也，要在慎擇焉而已。餘既白度其不逮，乃擇古今聖哲三十餘人，命兒子紀澤圖其遺像，都為一卷，藏之家塾。後嗣有志讀書，取足于此，不必廣心博骛，而斯文之傳，莫大乎是矣。”文末說：“文周孔孟，班馬左莊，葛陸範馬，周程朱張，韓柳歐曾，李杜蘇黃，許鄭杜馬，顧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臨之在上，質之在旁。”三十二人依次為：周文王、周公旦、孔丘、孟軻、班固、司馬遷左丘明、莊周、諸葛亮、陸贽、範仲淹、司馬光、周敦頤、程颢、程頤、朱熹、張載、韓愈、柳宗元、歐陽修、曾鞏、李白、杜甫、蘇轼、黃堅、許慎、鄭玄、杜佑、馬端臨、顧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孫。包括程氏兄弟，實為三十三人。其中文才與聖德并列，也是他政治思想和學術思想的代表作，在《聖哲畫像記淨中，四人一組，于義理、詞章、考據方面，德行、政事、經世方面，以及言語、文學等方面，對他們都分別有所論述。曾國藩講究“擇書”，他以《聖哲畫像記》為讀書指導，以“本根”之書為主，取得既約且博之效。
勇于向對手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