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學，不見得有所成，但不學，必無所成。
學有所用，用中又學。如此循環往複，才會學有所成，終有所用。
曾國藩是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和林則徐“官辦船炮局”設想的忠實繼承者和切實踐履者，是中國近代史上以自己的行動突破清廷的閉關鎖國政策，認真向西方學習而卓有成效的第一人，是19世紀60年代在中國勃然興起的“洋務運動”的先行者和開拓者。
19世紀60年代，地方以曾國藩為首、中央以奕訴為首發起的洋務運動，有其特定的歷史條件，那就是“內憂外患”。“內憂”即太平天國運動，“外患”即西方資本主義的侵略。這就決定了洋務運動的雙重目的性——對內鎮壓農民革命，對外禦侮自強。洋務運動作為近代化運動，其進步意義不可低估。
曾國藩是有名的實務家，他擁有救世的務實态度。這也是他籌辦洋務的思想基礎。近代中國，外患頻仍，國難日深，凡有血性的中國人，無不心存憂患意識。林、魏如此，曾國藩也不例外。這種憂患意識，成為他籌辦洋務的內在驅動力。
因為鴉片戰争，曾國藩開始對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有了最初步的認識。鹹豐七年(1857年)，英法聯軍進逼北京，朝野有識人士才如夢初醒，認定國勢已處于積弱之下，藩籬既撤，門戶洞開，戈矛武器遠不及外人槍炮的鋒利。在疆吏之中，則有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開始極力提倡自強運動。
李鴻章組織淮軍，參與上海保衛戰。新募淮軍，一艘船用英國兵艦，由安慶運輸經過南京，太平軍卻對它接連夾攻。上海之戰、蘇州之戰，李鴻章所部原有英人戈登統帶的常勝軍“洋槍軍”，與太平軍作戰，屢戰屢勝，故有“常勝軍”之譽。常勝軍的洋槍洋炮，殺傷力大、射擊力遠，戈登以少擊多，不在話下。曾國藩、李鴻章等人耳聞目睹這些事實，怎能沒有奮發自強之念？
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曾氏就形成了成熟的洋務思想。他在日記中寫道：“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作炸炮、學造輪舟等具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長技我皆有之，順則報德，逆則報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挾持無具，則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內地之人，人人媚夷，吾固無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也。”
他主張“危急之際，不要靠別人，專靠自己，才是穩着”。因此他十分重視“自強”，自強又以“學作炸炮、學造輪舟”為下手功夫。認為中國的落後，只是武器裝備和科學技術的落後，他說：“外國技術之精，為中國所未逮。如輿圖、算法、步天測海、制造機器等事，無一不與造船練兵相表裏……精通其法，仿效其意，使西人擅長之事，中國皆能究知，然後可以徐圖自強。”他又說：“列強乃數千年未有之強敵，夷情有損于國體，師其智，有得輪船機器，(列強)仍可馴服。”“有此成物，各處仿而行之，漸推漸廣，以為中國自強之本。”最終達到“庶幾有事可以禦侮，無事可以示威”禦侮自強之目的。
曾國藩因為洋務運動而多次成為中國破記錄的人，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前無古人”的。
一是籌設了中國第一家近代軍事工業——安慶軍械所，試制出中國第一臺蒸汽發動機和第一艘木殼輪船“黃鹄”號；二是派容闳赴美國購辦“制造機器之機器”，是近代中國向西方直接購辦進口的第一批機器；三是1865年同李鴻章共同籌設上海江南制造局，這是中國自辦的第一家使用機器的近代軍用工業和近代機器工業；四是1868年設立翻譯館，大量翻譯西方科技書籍，傳播西方科技知識；五是會同李鴻章奏請清廷選送一批幼童赴美國學習，這是中國最早派選出國的官費留學生。
曾國藩于鹹豐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在剛奪取的安慶城內，設立了中國第一家生産近代化武器的軍械所。徐珂在《清稗類鈔》中說：“文正嘗憤西人專攬制機之利，謀所以抵制之，遂邀雪村(徐壽的字)創建軍械所于安慶。”安慶軍械所吸引了當時中國最優秀的科技人才：徐壽和華蘅芳。不僅如此，軍火生産引起“工作母機”的輸人與仿造，進而逐漸形成機械工業，推動整個近代化的進程。曾氏後來派容闳出國采購“制器之器”，正是他從軍火生産需要出發而邁出的近代化步伐。
軍械所的重要成就是造出了中國第一臺蒸汽機，并進一步造出小火輪，負責這項工作的是徐壽父子、華蘅芳等人。他們憑借自己的數學物理知識，根據書上的一張輪機簡圖，和對在長江上游弋的外國輪船的觀察，克服軍械所設備簡陋的重重困難，“潛心研究，造器制機，一切事宜，皆由手造，不假于外”，由華蘅芳負責計算，徐壽主持設計、建造，徐壽次子徐建寅“出奇思以佐之”，終于在同治元年(1862年)七月，成功地制造出了中國第一臺蒸汽機。曾氏親自觀看了輪機試驗的情況，他在日記中描述道：“竊喜洋人智巧，我中國人亦能為之，彼不能傲我不知矣廠在此基礎上，華、徐等人又陸續完成了船體的設計和制造，于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初，造出我國第一只木殼小火輪，交水師蔡國祥營使用。”這年的十二月二十日，曾氏“出門至河下看蔡國祥新造之小火輪”，給它取名為“黃鹄”，曾氏登上輪船，行了八九裏。他在日記中寫道：“該船長二丈八九尺，約計一個時辰可行二十五六裏”，速度相當于每小時六公裏，比人步行快不了多少。但這是光明的起點，曾氏要求“試造此船，将以次放大，續造多只”。
當然，曾國藩的倡辦洋務還主要是模仿，還未能脫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框架；但他開辦技術學校，設翻譯館傳播西學，派出留學生等，為西方進步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奠定了相當的基礎，對于以後的民主、政治改革實在也起到了開風氣的作用。對于曾國藩倡辦洋務、冀圖自強的良苦用心，世人的看法卻是褒貶不一的。曾國藩深知時局的艱難，凡事都謹慎小心，事無巨細。
曾國藩自謂不習洋務，前歲天津之事，論者于責望之餘，加以诋議，曾國藩亦深自引咎，不稍置辯。然其所持大綱，自不可易。薛福成在曾國藩去世後評論道：“居恒以隐患方長為慮，謂自強之道，貴于寸铢積累，一步不可蹈空，一語不可矜張。其講求之術有三：曰制器，曰學校，曰操兵。故于滬局之造輪船，方言館之翻譯洋學，未嘗不反複致意，其他如操練洋船、演習軍隊、挑選幼童出洋肄業，無非為自強張本，蓋其心兢兢于所謂綢缪未雨之謀，未嘗一日忘也。”
洋務運動始終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原則，推行者勤力躬行，少說實幹，這無疑是一種進步。運動雖然最終還是以失敗結尾了，但其與時俱進、學以致用的精神還是應該獲得肯定和贊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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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人之前，讀書明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