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作品相關
《明末之偉大舵手》 - 作者：英聯邦
番外篇1:紅丸案
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萬歷帝病死。
太子朱常洛繼位，改年號為泰昌，史稱泰昌帝。八月初一日，泰昌帝在登基大典上，“玉履安和”，“沖粹無病容”，就是行走、儀态正常，沒有疾病的症象。
泰昌帝在萬歷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各發銀100萬兩犒勞遼東等處邊防将士，罷免礦稅、榷稅，撤回礦稅使，增補閣臣，運轉中樞，“朝野感動”。
本來泰昌帝以為新君繼位，會有一番作為，不想登基大典後僅十天，也就是八月初十日，泰昌帝就一病不起。
第二天的萬壽節，也取消了慶典。
內閣首輔方從哲是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的資格入閣的，他在萬歷朝擔任了七年首輔，很能處理君臣間的關系。萬歷皇帝對于方從哲替他草诏的各項谕旨，幾乎沒有受到過駁斥，那是由于方從哲設法結交了萬歷最寵愛的妃子鄭貴妃的緣故。
方從哲剛來到朝房，內廷就送來了一道緊急公函。原來是泰昌帝有病亂投醫，昨天竟擅自斥退太醫院醫官，而請內侍崔文升給他看病。崔文升開了一個方子，皇帝吃後大瀉不止，一夜之間如廁三四十次，現已昏迷不醒，急請內閣處置。
當方從哲帶着閣臣們趕到太和門時，內廷已經亂成了一團，皇帝昏迷不醒，太醫們束手無策。
天近中午了，幾位禦醫才從宮中出來。領班的禦醫已經七十多歲了，平日與方從哲交往很深，一見面就壓低了聲音說：“上頭的病不妙。”
方從哲有些疑惑：“剛剛四十出頭，怎會病成這個樣子。”
老太醫搖了搖頭：“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皇上精損過重，所以太醫們一向使用固精建中之類的藥物。這類藥物本是慢工，豈能神仙一把抓？皇上埋怨服之無效，而濫用瀉藥，以致我們數月調治之功毀于一旦。”
方從哲脫口問道：“莫非不好辦了?”
老太醫嘆了口氣說：“如果不再亂用庸醫，只以充血生精之藥調理，還是有望的，只怕……”
方從哲趕緊說：“我當進宮勸谏，請皇上按太醫院的醫案調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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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老太醫，已經過了午時，方從哲匆匆用了一點午餐，正準備寫勸谏皇帝相信太醫院的劄子，卻聽到太和門裏一疊聲的傳呼：“皇上急召首輔入宮。”
方從哲又火速進了乾清宮。
泰昌帝伸出有些顫抖的手握住方從哲，說：“朕這幾日頭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臨朝，一切大事都煩先生操勞了。”
方從哲趕緊道：“萬歲天恩浩蕩，從哲敢不竭盡全力報效國家？”
泰昌帝說：“朝中政事先生可代朕朱批，太子生性懦弱，也望先生扶持，後宮妻妾尚未來得及冊封，先生可依舊例拟定名分。”
這幾句話無疑是交代後事了，方從哲忙安慰說：“萬歲春秋正富，偶染小疾，原無大礙，望安心調養，千萬不要誤信流言，作踐龍體。”
泰昌帝搖了搖頭突然問道：“壽宮可曾齊備？”
方從哲感到十分為難，思索了一陣才說：“萬歲放心，大行皇帝已安葬完畢，天壽山地宮于前天開始複土……”
沒等他說完，泰昌帝打斷說：“朕問的是朕之壽宮。”
方從哲慌忙顫聲勸道：“太醫院禦醫已禀報，萬歲目前不過是體質虛弱而已，哪裏會有天崩地裂的事？”
泰昌帝厭煩地說：“太醫院一幫庸醫，朕信不過。”
方從哲說道：“萬歲若信不過太醫院，臣當傳檄天下，廣召名醫。”
聽到廣召名醫幾個字，泰昌帝就問：“聽說鴻胪寺有官員來進藥，如今為何還不送來？”
方從哲說：“鴻胪寺丞李可灼曾上本說他有仙方可治萬歲病症，但臣與內閣諸臣計議，以為不可輕信，所以已将李可灼斥退了。”
泰昌帝面露嗔色：“太醫無用，仙方又不可信，難道叫朕束手待斃？”
方從哲吓得連連叩頭說：“微臣怎敢?只是李可灼之言實不可信，皇上三思。”
泰昌帝揮了一下手說：“你傳旨下去，朕要試試這個仙方。”
方從哲知道，從萬歷帝的爺爺嘉靖帝起，就信奉道教，求煉長生不老的仙丹，這股風氣由來已久。看來泰昌帝也迷信“仙方”，只好推托道：“待臣與六部九卿商議後，再來禀明皇上。”
泰昌帝揮了揮手，示意方從哲不要再說。
方從哲匆匆退了出去。
接連三天，後宮裏不斷來人催問：“李可灼的仙丹是否送來了。”
方從哲只是推托，到了第三天下午，皇帝的親随太監來到體仁閣，說皇上降旨，着李可灼速帶仙丹進宮。方從哲無奈，只得與閣臣韓爌議定，由他二人陪同鴻胪寺丞李可灼帶所進之藥進宮見機行事。
鴻胪寺丞李可灼是個五十開外的老人，他舉止飄逸，确有點道骨仙風。所進的“仙丹”盛在一個十分古樸的錦匣內。據李可灼講：此仙丹乃是他年輕時在峨眉山采藥時得遇一位仙長所贈，所用藥料均采自神府仙境，能治百病。
泰昌帝顯得比前幾天更消瘦了，體質虛弱。但他的神志十分清楚，見方從哲進來就問：“仙丹可曾帶來？”
方從哲跪着奏道：“李可灼已攜仙藥進宮，究竟能否治病，臣尚不敢妄言，請皇上明斷。”
這時，李可灼也捧着“仙丹”跪在後面。泰昌帝示意把藥呈上來。李可灼見周圍大臣有疑慮神色，先自服一丸，大臣們方才放心。
而泰昌帝一見仙藥，于是命人取水來，急匆匆地把藥吞下去了。
過了會兒，泰昌帝睜開雙眼，坐了起來，好像一下子健康了許多，臉上露出了笑容，連誇：“果然是仙藥，仙藥!”又稱贊道：“李可灼是個大忠臣。”說罷探出身來叫道：“李可灼!”李可灼伏地輕應：“微臣在。”
泰昌帝說：“朕服仙丹果然奏效，請你明天再進一丸來，大概就可痊愈了。”
李可灼答道：“臣家中尚有一丸仙丹，但仙長曾指點過，需在第一丸後三天再進第二丸，臣當于三天後再獻靈藥。”
泰昌帝說：“朕病好後，一定給你加官晉爵。”
自吃了李可灼的“仙丹”後，泰昌帝的病好似一下子被驅走了一半。
兩天來，他除了時常坐在龍案前養神外，居然還有兩次走出了殿門。誰知當夜競暴卒。
方從哲想來想去，覺得只有利用拟遺诏的機會，申明服用紅丸是皇帝自己的意見，把責任一股腦推到大行皇帝身上才算上策。
果不出方從哲所料，泰昌帝的暴卒引起了整個朝廷的注意，要追查皇帝死因的奏折兩天之內就達數百件。其中有的奏本已經公開指出，給泰昌帝服瀉藥的內侍崔文升，最初曾在鄭貴妃屬下任職，後來才由鄭貴妃轉薦給泰昌帝。崔文升竟敢用瀉藥摧殘先皇，其背後必有人指使。
于是方從哲迫不及待地征得了閣臣同意，頒布了由他親筆起草的遺诏。遺诏中以大行皇帝的口吻誇獎李可灼，并诏賜銀幣。遺诏一下，群情鼎沸，朝臣們都知道遺诏出自首輔之手，無形中更把方從哲與紅丸案緊密聯系在一起了。
十月中旬，追查“紅丸案”的呼聲達到最高潮，禮部尚書孫慎行和左都禦史鄒元标上了兩道令人矚目的奏疏，孫慎行指出：“從哲縱無弑君之心，卻有弑君之罪。欲辭弑之名，難免弑之實。”這給追查“紅丸案”元兇定了基調。
方從哲思來想去，他寫了一道很長的奏本，一面仔細為自己辯解，一面十分誠懇地提出了退隐的要求。
方從哲奏本遞上去不到十天，天啓皇帝的批準谕旨就下來了。十一月初，這位執政八年的老臣，離開了京城。
泰昌帝的猝逝，使得禦史鄭宗周、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等指此一事件與多年前的“梃擊案”出于同一“奸謀”，即有人必置光宗其人于死地；刑部主事王之采更直指光宗之死與鄭氏、光宗寵妃李氏等陰謀奪權有關。
後續
朝臣之争
泰昌帝繼位一個月即駕崩，加之朝廷內黨派紛争激烈，使得關于此案的議論甚嚣塵上，并且多少帶着東林黨借機伐異的意味。
這些議論圍繞着泰昌帝的死因展開，方從哲、李可灼、崔文升等皆成為衆矢之的。
吏部尚書張問達、戶部尚書汪應蛟、禮部尚書孫慎行、左都禦史鄒元标，以及衆多言官紛紛彈劾崔、李二人用藥、進藥錯誤之罪。
其中禦史王安舜認為：“先帝之脈雄壯浮大，此三焦火動，面唇紫赤，滿面升火，食粥煩躁。此滿腹火結，宜清不宜助明矣。紅鉛乃婦人經水，陰中之陽，純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虛火燥熱之疹，幾何不速亡逝乎！”
由于泰昌帝是服下紅丸後死的，而首輔方從哲卻在泰昌帝死去的當天，拟遺旨賞了進獻紅丸的李可灼，引起了一些人的懷疑，禦史王安彈劾方從哲“輕薦狂醫”，“又賞之以自掩”。
禦史郭如楚彈劾方從哲不應該賞賜進藥的李可灼。
方從哲在衆人攻擊下，拟太子令旨，罰了可灼一年的奉祿。
十月，禮部尚書孫慎行和左都禦史鄒元标上了兩道令人矚目的奏疏，孫慎行指出：“從哲縱無弑君之心，卻有弑君之罪。欲辭弑之名，難免弑之實。”方從哲上奏辯解并請辭，于11月初卸任離京
陰謀加害
禦史鄭宗周、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等指此一事件與多年前的“梃擊案”出于同一“奸謀”，即有人必置泰昌帝其人于死地；刑部主事王之采更直指光宗之死與鄭氏、光宗寵妃李氏等陰謀奪權有關。
最終判罰
方從哲離京後，還是無法脫淨幹系，要求嚴查紅丸案的奏折不斷。
一天，天啓帝收到了方從哲從老家寄來的奏疏，疏中說：自己年老愚昧，未能阻止庸官進藥，罪不容誅。為表示謝罪，願乞削去官階，以耄耋之身遠流邊疆，以平朝臣之怨。果然，許多大臣為他開脫，天啓帝亦被方從哲的誠懇打動，但苦于真相未明，一時難以決斷。
這時，一直緘默無言的閣臣韓爌終于站出來說話了。他把當時目睹的一切事實都詳細地說清楚了。特別是方從哲當時左右為難的情景，被描繪得十分具體。最後，韓爌提出，“紅丸”一案糾纏了一年多，但真正置先皇于死地的崔文升和李可灼到現在也沒有處置，這兩人雖然亂用藥物，但也确實是奉旨進藥，可以适當懲處，紅丸一案則不宜繼續深究。
韓爌在萬歷年間就是個有名的老成之臣，居官十餘年處事公正，很受群臣景仰，入閣後又一直陪伴方從哲料理進紅丸之事，說出的話是可信的。所以他的奏折報上後，很快地使一場風波平息了下來。
不久，天啓帝下旨問崔、李二人罪。1622年（天啓二年），明廷将崔文升發遣南京，李可灼遣戍邊疆。“紅丸”一案由于各派的争鬥總算草草了解，但其中的疑點并沒有弄清楚。
後人為此曾進行過一系列的考證和争論，但最後也都沒有結果。泰昌帝的死是否與紅丸有關依然是一個千古之謎。
案件餘波
天啓年間，宦官魏忠賢當權，他要為“紅丸案”翻案。于是，聲讨方從哲的禮部尚書孫慎行被開除了官籍，奪去所有官階封號，定了流戍。
抨擊崔文升的東林黨人也受了追罰，高攀龍投池而死。崇祯年間，懲辦了魏忠賢，又将此案翻了回來。
崇祯帝死後，南明王朝又一次以此為題材挑起黨争，直到明王朝徹底滅亡。
争議
關于泰昌帝的死因，有人說是服紅丸而死，也有人說與紅丸無關；有人說舊病未愈，有人說是勞累所致；有人說是惑于女寵，是鄭貴妃有意加害；有人說是用藥差誤。有的大臣因李可灼進紅丸功，議“賞錢”；有的大臣以“李可灼罪不容誅”，議“罰俸一年”；有的大臣以“可灼非醫官，且非知藥知脈者”議上，将其遣戍；直到天啓五年（1625年），魏忠賢上《三朝要典》，遂免可灼遣戍。李可灼這個案子，一直争吵了八年，成為天啓朝黨争的題目之一。
紅丸到底是什麽，這也是一個引起争議的問題。有人認為，李可灼進的“紅色丸藥”就是紅鉛丸，是普普通通的春藥。
春藥屬于熱藥，皇帝陰寒大洩，以火制水，是對症下藥。李可灼把春藥當補藥進上，只是想步陶仲文後塵而已，只不過他時運不佳……有人認為，那紅色丸藥是道家所煉金丹。用救命金丹來對付垂危病人，治活了則名利雙收，死了算是病重難救，李可灼很可能是這樣想這樣做的。
三百餘年來，史學家設想了種種答案，但沒有一種令人信服，因此紅丸一案成了千古之謎。
番外篇2：薊州兵變
1595年，明朝北方九大邊鎮薊鎮發生了一件事，在歷史上很不起眼。
這一年正是萬歷朝鮮戰争的第三年，由于前線戰事趨緩，明軍将第一階段在入朝的部分士兵調回國內，駐紮在山海關，石門等地。他們的人數約3700人。
這支部隊被稱為“南兵”，都是從義烏，處州等地招募，按戚繼光兵法訓練和作戰的軍隊。主将是跟随戚繼光數十年的老将吳惟忠，也就是說這是不折不扣的戚家軍。
戚家軍在朝鮮的表現非常出色，在平壤戰役中他們奮勇登先，連吳惟忠本人都被鳥铳射穿肚腸，但戚家軍還是第一批登上了城牆，一天一夜就拿下了被日軍占領了多日的平壤城。
按說遠赴異國，定一國之都的功勞可以載入史冊，但等候他們的卻讓人意想不到的事：
新任的上司薊鎮總兵官王保，把他們叫到演武場上，
戚家軍發現自己被已經武裝好的友軍包圍，屠殺，最終死亡人數最有根據的說法是1700人。
然後他們被冠以兵變的罪名，草草上報了事，雖然有熱血禦史為之鳴不平，但是在當時兵部尚書石星的擔保下，總兵王保不但無罪，甚至還因“平等變難”得賞。
史稱“萬歷二十三年薊州兵變”。
戚家軍被冠以的罪名之一是趁亂搶劫殺戮附近的商戶居民，但且看看朝鮮君臣對這支部隊的評價“功最廉操”，“一路皆立碑頌之”來看，這支部隊軍紀極佳，在朝鮮時是少有的不搶劫不擾民的軍隊，朝鮮當年所立碑到兩百年後還看得見。
在國外戰區尚且如此，到國內反而會搶劫商戶殺戮自己人民？明顯不合理。
那原因是什麽呢？
他們因何被殺戮？
為什麽在日軍的火繩槍下他們不過犧牲數百，回國後反而倒在友軍刀下？
戚家軍是一支高薪酬的職業士兵。
雖然戚家軍很強調愛國保民教育，但士兵們确确實實是為了高報酬而來，戚繼光也并不諱言這一點，他只是教育士兵們：養貓是為了抓老鼠，養狗是為了看家，你拿着朝廷和百姓的銀子，出力殺賊乃是本分。
在朝鮮期間他們更是雙饷待遇，一名普通士兵的年薪達到約43兩，遠遠超過國內一般水平。更何況在平壤之戰中，明軍李如松曾經許諾：先登上城牆的賞賜300兩。
但平壤之戰過了接近2年了，不但先登賞銀沒有兌現，連應該拿的雙饷也有拖欠！（當時冒死和他們一起登城的吳惟忠副總兵得了個可笑的20兩賞銀。）忍無可忍的士兵們鼓噪着要讨個說法，這樣本來就和他們有宿怨的北軍軍官們就趁機發難，用兵變的名義殺人，從而為大明節省了這筆費用。
一個袁崇煥之死被人記了數百年，到今天還是網絡熱點，因為他是文官。那1700名欠饷士兵之死的事情卻傳不了一年，甚至明史裏也覺得沒必要專門記錄。只是在某些奏章裏有記載，本來對邊塞從軍應募踴躍的浙江兵，在這件事後逐漸減少。
表面的原因，主要就是“要賞結聚”“挾增月饷”，就是說索要欠饷，聚衆鬧事。
明朝中期的軍饷，募兵制一般是每年十八兩。但是東征援朝是出國作戰，有所不同。
當時經略軍務的宋應昌将南軍的軍饷提高了一倍，達到了一年43兩左右。宋應昌在職的時候，都是按此标準執行，問題是他在第二次抗倭援朝戰争前被解職，截止被解職時，軍饷并未全部按期發放，這成為了隐患。
南兵鬧事的原因，并非全部是軍饷，還有第一次入朝作戰時該得的賞金，大家都是提着腦袋拼命去的，仗打贏了，事先答應的賞金卻遲遲沒有，這當然讓人寒心。
宋英昌優待入朝士兵，這是好的，能提高士氣，激發戰鬥力。但他離職時沒有做好善後，宋英昌自己也在給內閣首輔王錫爵的書信中說：平壤首級大功未賞，各軍志意似不如前，是人事不在我，幸相公留意焉。
兵變主要內因
欠饷本是軍中常事，士兵不滿乃至鬧事也并不鮮見，為何立下汗馬功勞的南兵會被屠戮？這牽涉到另外一個方面的問題：軍中的南北之争。
南兵都是戚繼光從浙江招募的子弟兵，前後共有二萬餘人。
在第一次抗倭援朝戰争中，吳惟忠率領薊鎮3700多南兵參戰，表現出色，有目共睹。
朝鮮人在《朝鮮宣祖實錄》中如此評價南兵：
“南兵不顧生死，一向直前，吳惟忠之功最高。”“游擊吳惟忠領南兵進攻密德牡丹峰土窟，其軍力戰，死傷尤多。”
但是，軍隊的統帥李如松，是北軍的靈魂人物，他在戰後的軍功分配上，明顯偏向北軍，把原來南軍的戰功按到北軍頭上，比如平壤的“首敘”之功，是吳惟忠奮勇先登，結果到了最後，被歸到了北軍将領楊元頭上。
不得不說，李如松這手做得不地道。南兵将領王必迪甚至直斥李如松“不智不信不仁”，下級當面斥責上級，可想而知南兵的憤怒。
南兵沒有得到公正對待，事先許諾的獎賞也不到位，明軍內部北兵與南兵之争愈演愈烈，碧蹄館之戰後，李如松戰意消沉，沒有進一步的軍事動作，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戚繼光為何特意要将南兵調到薊鎮，就是想以此作為垂範，整頓北兵的風氣，籍此來練兵，戚家軍的軍紀有目共睹，即使在之後出國的遠征中也同樣如此。但這樣做，必然會傷害部分人的利益，同時也造成南北兵之間的矛盾，戚繼光在的時候，還不至于表現得很明顯，等戚繼光去世以後，裂縫就越來越大。
南北的争端，并不局限于軍中，朝堂之上，也是如此。張居正、戚繼光去世後，繼任者多是北方人，多少會偏向老鄉。等支持南兵的宋英昌被罷官後，南兵更加勢單力孤，無人為他們說話，前面答應的饷銀，更是不知找誰去要。
薊鎮總兵王保，當然就是北方人。
所以，薊鎮兵變的爆發，就是南北矛盾的爆發，在這次兵變中，缺少支持的南兵被心懷怨恨北方軍官誘殺，随後扣上個謀反的罪名，這才是事實的真相。
兵變深層原因
不過如果再往深層次探究，這就反映出明朝軍隊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的弊端。
明朝軍事，從起初的軍戶制到随後的募兵制，發展到萬歷晚期，已經運行得越來越艱難，從根源上，又與財政息息相關。仰賴張居正改革十年間，國庫得以充實，不過三大征一打，就再也沒有恢複。
“皇帝不差餓兵”這個說法，估計深居皇宮的萬歷沒有聽說過，崇祯應該也沒有聽說過，正是他們不斷的差“餓兵”，“餓兵”都變成了“賊兵”，最後，大明終于亡于“餓兵”手裏。
薊鎮之變，其實可以看做是對萬歷，對明帝國的一個警告。身為九邊重鎮之首的薊鎮出了這樣的事，一定是哪些制度、哪些環節上出了問題，這樣繼續下去，大明帝國很危險！
可惜，萬歷和群臣選擇性忽略了。
這件事的罪魁禍首薊鎮總兵王保，事後受到了什麽追究？
什麽都沒有，王保随後替代董一元鎮守遼東，卒于任上，死後贈左都督。
南兵将士們半年前剛剛為國家遠征歸來，在異國土地上揚名立萬，在戰争中奮勇當先。可是，這些軍人，沒有在戰場上死于日軍槍林彈雨，卻在駐地被自己長官誘殺。國家就是這麽對待功臣的？這是人幹的事嗎？
薊鎮之變後，戚繼光花費十六年，苦心積慮構築的防線很快失去了作用。三十多年後，皇太極指揮清軍長驅直入，大明的北邊各重鎮不堪一擊。在清軍面前，它們仿佛已失去了屏障作用，只剩一道道邊牆。
這是萬歷二十三年，也就是1595年的事情，再過49年，明朝滅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