灑掃記

第1章 (1)

北方小城的冬天，花是越來越貴了。我買了幾支百合和馬蹄蓮，插在一小束菊花裏，把它們端端正正放在剛剛擦幹淨的墓碑前，磕了幾個頭，轉身往回走。

這片墓地的價格不低，墓主的祭品大都豐富異常：大束的白玫瑰、整瓶的洋酒、高檔的水果。最誇張的一處墓地前，五十多塊錢一斤的車厘子擺了滿滿一盤，紅豔如鴿子血，地下還墊着保鮮用的幹冰袋，顯見是空運過來的；旁邊是成堆的點心，包裝盒拆了一半。

我認出了包裝盒上的商标，不由自主放慢了腳步。小時候放學路過這家店，我總恨不得在櫥窗前蹲半個小時，白脫角、培根條、鮮奶栗子、戚風蛋糕，對于一個只吃過葡萄幹發糕這一種甜品的孩子來說，實在是難以抵禦的誘惑。與其說它們的味道誘人，不如說是外表炫目——我想象不出芝士和千層的香氣，但玻璃窗擋不住它們絲絨般華麗的質感，一塊“小方”上的色彩，比屬于我的整個世界都要絢麗。

滿臉倦容的母親硬生生把我拖走，半真半假地哄騙我，說下次考雙百就買一小塊栗子蛋糕給我嘗。然而等我第一次考到雙百時，已經足夠懂事，看多了母親頭頂的白發和手上的凍瘡，不再試圖從一小塊食物中觸碰另一個世界的倒影。

我早就過了憤世嫉俗的年紀，然而在這堆祭品面前，還是無法避免地感到悲哀——人與人的差距就是這麽大，有人死後還能端坐墳頭，撕着糕點打鳥雀玩兒；而我奔波勞碌二十年，至今還覺得買一塊4寸的生日蛋糕太過奢侈。

我擡頭，妄圖從墓碑上的寥寥數語中一窺墓主豪奢的生平，卻被其上雕刻的三個大字晃了眼睛——劉又潮，我的父親。

墓碑上貼着他的黑白照片，模糊不清，卻足以表現出他的孤傲和郁結，幫助我排除了重名的可能性。我呆立在墓前，久久不能回神，直到一個聲音響起，喚回我的神智：“來看劉先生？”

江上客點燃一支煙，從被樹叢掩蓋住的小路盡頭晃晃悠悠地走來。他比我年長八歲，然而當我已經滄桑如任何一個臣服于現實的中年人時，他依舊悠閑又惬意，不管是十八還是四十八歲，不管身上穿的是抹布一樣肮髒破爛的背心還是薩維爾街出産的羊毛混紡外套。

我手裏什麽也沒拿，委實不像是來掃墓的樣子。他大概也注意到了這一點，笑了笑，站在我旁邊默默抽起了煙。我覺得自己有義務在父親的墓前打破這令人不安的沉默，于是清了清嗓子：“江哥……買這麽多東西？”

他譏諷地擡了擡嘴角：“跟我還客氣？”

我不知道怎麽回答他，他也沒等我回答，自顧自俯下身，撣掉粘在墓碑上的一點香灰：“你不買東西，我再不買，還等着誰買？”

我說不出話來，沉默了好一陣：“……我不知道父親在這裏。我是……是來看家慈的。”

他吐了口煙圈：“哦，對，當然。”然後就不再說話。

我十五歲的時候父母離婚，之後我再也沒見過父親。在親眼看到他的墓碑之前，我甚至不知道他死亡的消息。二十七年後，父子居然在這裏不期而遇，讓人不得不感慨生活的惡意。

然而真正感慨造化弄人的應該是母親。她在病危時都堅決地拒絕他的探視，卻在死後不得不與他分享同一片土地，盡管中間隔了三排灌木。

母親一直是一個堅強的人。她身體瘦弱，精神卻像掌上粗厚的老繭一樣健壯，且越經磨砺越顯厚重。在父親待崗的那些日子裏，她撐起了整個家，白天到氣站去扛15公斤重的液化氣罐，晚上坐在床頭，一邊補襪子一邊為我讀童話故事。相比之下，父親的存在感微乎其微，他只會在母親不能回家的傍晚燒出一鍋焦糊的粥，然後用握慣了筆杆子的颀長雙手笨拙地擦洗廚房地上的污漬。

我上高中之後，才有機會從那些父親沒來得及帶走的藏書中了解到他是一個什麽樣的人——《費曼物理學講義》、《弦論講義》、《糾纏熵與共形理論》，還有楊伯峻的《論語譯注》。或許在我痛苦地咽下他端出的寡淡無味的飯菜時，他也在痛苦地忍受日複一日的貧瘠而雷同的人生。

即使是在最困難的時候，母親也從來沒有指責過父親什麽。她細心收集報紙上的每一則招聘啓事，帶回家來一條一條和父親商量，大多數是小學或初中的教師職位，有時候也有其他單位的文職。父親起初總是拒絕，但最終還是同意先去試試，他堅持不要母親陪同，一個人跨上那輛笨重的二八式自行車，脊背在清晨的寒風中微微佝偻。他回來時夕陽正好從客廳的窗戶滲進來，把大半個屋子鋪滿淺紅色的光暈，母親從廚房中探出身來，他苦澀地搖頭，母親也就不再說什麽，給他盛出滿滿一大碗面疙瘩，熟練地拌好醋和辣椒。

母親唯一一次表達出提高生活品質的願望，是在某天半夜，當尖叫和撕打聲猝然響起，驚醒了整棟樓的壁燈，我聽到她帶着朦胧的睡意對父親說：“趕緊找個新工作吧，能分到宿舍的話，咱們就搬出去。”

其實嚴格來講，這不是對生活品質的期望，而是對安全感的追求——住我家對門的女人患有嚴重的精神障礙。她曾經在深夜狂躁地捶響我家的房門，指甲抓撓着門上的鐵紗，像一頭被困在籠中的野獸。

那天母親值夜班，父親打開了內側的木門，隔着透明的防盜門與她對峙。她絕望而不甘地喊着什麽，我一個字也沒有聽清；不過就着樓道內灰敗的燈光，我看到她圓睜的、發紅的、高高凸起的眼睛——透過她滿臉冰冷而粘膩的長發。

父親皺着眉頭，試圖與她交流。他一遍遍地重複：“我沒有藥，我們沒有藥。你家裏有人嗎？”語氣近乎溫柔。

這時我才聽出來，那個女人說自己頭痛，央求父親給她“藥”。父親轉而呼喊她的家人。我不明白他為什麽不趕快掩上門，把那凄厲的叫聲隔絕在外——面對渾身酸臭的收破爛的老頭、頭發盤曲虬結的乞丐、街邊瘋跑滿臉涎水的傻子，父親總是懷有某種異樣的溫情，與我們這些普通人避之不及的态度大相徑庭，卻也與那些高高在上眼含憐憫的人截然不同，我隐約感覺到，那更像一種感同身受的關懷，甚至是兔死狐悲的哀憐。現在看來，這女人顯然也在他同情的範圍之內。

猶豫了半晌，父親回頭看了我一眼，拂過我的發頂：“回床上去，鎖好卧室。”

我下意識拽住他，急得說不出完整的句子：“你不能出去！她是……瘋子！我……我不一個人……”

他脫開我的手，慢慢擰開防盜門上的鎖扣，閃身出去，立刻把門重新關好。那女人抓住他的腿，緊繃發白的指節揉皺了他平整的褲腳，我看見他彎下腰，溫柔地握着她的手，試圖架起她。

平心而論，那女人蒼白而枯槁，幾乎不可能威脅父親的安全，但她眼睛裏始終燃燒着瘋狂的火焰，熾烈得像能吞沒一切。在我屏住呼吸，生怕哪一瞬間她就把細瘦尖利的指爪伸向父親的喉嚨時，她家的大門猛然打開，一個少年驚慌失措地跑出來。

那是我第一次見到江上客。他明顯不合身的寬大衣服上滿布褶皺、油污和焦痕，臉上初生的胡茬在昏暗的燈下形成柔軟的青影，但這些全都無損于他的容貌——介于少年與青年之間，在秀美與英挺之間達到某種微妙的平衡。這副容貌，以及他好聽的名字，不禁讓人推測，那瘋女人曾擁有一段如何清新又绮豔的韶華。

父親幫他把他母親扶回了家，第二天晚上他拎了半斤蘋果過來道歉。他剛上高二，下了晚自習回來要安撫母親睡下，之後還要寫作業，一不留神趴在桌上睡熟，連母親跑出去都沒聽見。至于他父親在哪裏，他母親又是為什麽變成這副模樣，他不提，也沒有人問。母親留了一個蘋果，餘下的仍替他提回家裏，父親為他打開門，說若他念書辛苦，請他有事随時來我們家裏。母親看父親一眼，輕輕嘆了口氣，到底沒有說話。

父親找不到新工作。母親開始白班連着夜班上，周末也不休息，她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幹癟下去。父親漸漸承擔了所有家務，終于學會像母親那樣老練地漂淨衣服上的泡沫。有一天我看見他在樓道裏踢到一個黴爛的蘋果，遲疑了一下，還是撿起來拿進屋裏。

江上客偶爾送吃的過來，以饅頭居多，過節時還有餃子——他說學校每月發食堂餐券當作生活補助，用不完也是浪費。母親父親都不願收，他就堵在我回家的路上，把報紙和塑料袋裹好的、猶帶熱氣的食物塞進不懂得拒絕的我手裏。于是母親主動去幫那女人洗一次澡，回來說，江上客的獎狀貼了滿牆，那女人在其他地方亂塗亂抓，唯獨對那一面牆寶貝得很。

過年的時候，母親請江上客母子來我家一起吃飯。他穿了件很幹淨的毛衣，整個人明亮又随和。母親接下他提來的一小袋雞蛋和幾把挂面，幫他安頓好那女人，請他在屋裏随便看看。他翻了翻我的寒假作業，目光很快被屬于父親的書櫥吸引了。

書是最大的奢侈品，尤其是對我們這樣的人來說——小學一年級的時候，因為母親不願意給我買一本六元錢的《新華字典》，我被老師罰站了整整一天；我的練習冊全都是母親去書店一個字一個字抄回來的，而且做完一遍之後還要擦掉答案重寫一遍。父親藏書中我唯一能看懂的《蘇聯民間故事選》，被手指磨毛了頁邊。

當江上客驚喜地翻開一本印滿了各色符號與圖形的大書時，我突然發現他幾乎和父親一樣高了。

即使無數次從他手裏接過饅頭，即使坐在他自行車的後座上去學校，即使他能解答一切我解不出來的應用題，一直以來，我始終懷有某種莫名其妙的優越感，以為自己高人一等，而當父親把書借給他，他滿面笑意地抱在懷裏，我當即悲哀而敏銳地預感到，我太過自信了，他和父親是一類人，九歲的我無論如何也觸碰不到他們。

母親煮好了江上客帶來的雞蛋和挂面——除夕夜吃下的面條叫做“錢串”，大約是飯桌上的五人來年最需要的東西。每個人都很開心：那女人梳好了頭發，顯得很安靜，只吃江上客夾到她碗裏的東西；母親在廚房跑進跑出，時不時端出一碟回鍋的小菜或是剛煮好的湯；我一邊聽窗外此起彼伏的鞭炮聲，一邊揀出菜裏的肉末；而父親和江上客在談我聽不懂的東西——他們容光煥發，激動地揮舞雙手，兩局面黃肌瘦的皮囊裏突然冒出了紅潤的臉色和飽滿的精神——我從沒見父親笑得那麽開心，那不是面對我時縱容又無奈的笑，不是面對母親時憂郁傷感的笑，而是激賞和贊許、興奮和昂揚。他眼裏的笑意那麽深，像高高漲起的潮水，把自己和江上客裹在裏面，而我只能站在岸邊，任浪頭拍濕我的腳。

其實我心底也是快樂的。打記事起，這是我第一次與父母外的人一起過年——我從來沒有見過祖父祖母外公外婆，照片也沒有。我看得出來，江上客也有同樣的感受，他沉穩又随意，可小心翼翼與受寵若驚還是從一舉一動中滲出，只是我不能确定，他的驚喜是來自我們，還是來自父親。

那個冬天一直有個男人在我家樓下徘徊，他站在一地暗紅色的鞭炮碎屑裏，仰起頭望着三樓的窗戶。有一天他把五塊錢塞進我手裏，問我認不認識江上客。我飛快地跑回家，透過窗子看到他站在原地，把那張紙幣塞回口袋裏，身形與江上客有幾分相似。

幾天後他敲響了對面的大門。江上客不在家，那女人懵懵懂懂地打開門，驀地發出一陣大叫，像出林的野獸般撲了上去，那男人幾乎是落荒而逃，女人不依不舍地追趕着，直到父親沖出去把她拉回來。

後來他終于消失，江上客當晚便出現在我家門口。他坐在沙發的一角，聲音沙啞，向給他倒水的父親道謝。

父親坐下來，他們都沉默着。這片凝滞讓我恐慌，我就回到卧室畫畫取樂。透過半掩的門，我看到江上客開始抽泣，把頭埋進手裏、膝蓋裏，最後是父親的肩窩裏。他開始斷斷續續地說話，講述了他父親移情別戀、抛家棄子的故事。後來他擡起頭，眼中的委屈和悲傷伴着淚水消弭無蹤，酷厲與強硬浮上眉心，一字一頓地宣布自己絕不會原諒那樣的人。

父親為他端着水杯，溫柔地拍打他的背。

此後江上客常到我家來，有時借書，有時問題，每當此時，父親常年不變的憂郁神情就像遇到暖陽的雲翳般消散開來。我眼睜睜地看着父親離我們越來越遠——四野無人之際，他只能聊勝于無地對牛彈琴，而現在他的子期出現了，他何必再與我和母親周旋呢？我無數次看到他們開懷大笑，與其說像父子，不如說像密友，像知交。

我只能到母親身邊尋求安慰。周末的時候她帶我一起上班，給我買一小根麻花，聽我講班裏的趣事。回到家的時候我們總能看到江上客從父親的書房中出來，他禮貌地問候母親，然後回家做飯，而父親看到我們時，總是蹙起眉頭緊閉雙眼，好像被迫從夢中醒來，看到了殘酷而慘烈的現實。

江上客考上了全國最好的大學，校方為他提供最豐厚的助學補貼，還為他的母親聯系了一家療養院并承諾負擔費用。離家上學之前，他忙了一暑假，創辦了我們市最早的一家課外輔導機構，請父親擔任數學和物理兩科的指導老師。

我們搬進了一間更大的房子，母親也終于不必再上夜班。我和父親都勸她辭掉氣站的工作，可她堅決不同意。她替我拉平衣角的褶皺，告訴我人總歸是要靠自己。我總覺得這暗含着對父親的指責，可她面容平靜，心情愉悅，我也只得假裝自己從沒看穿這家庭美滿的僞像。

江上客很少回來，但每年都拎着東西來我家。他能拿到一大筆獎學金，又和人搭夥做生意，一年比一年成熟，舉手投足間已帶有意氣風發的氣概。他給母親送一籃魚蝦，給我童書或者玩具，從不當衆給父親什麽，我卻總能發現父親桌上多出書來。有一天我發現他桌上擺着一只手表，放在精致的小盒子裏。母親吓了一跳，謹慎地問父親打算怎麽處理，父親說要還回去，拿起盒子出了門。

天全黑了，父親還不見回來，母親有點擔心，叫我沿着大路找找看。我一路走到江上客家樓下，正猶豫該不該進去，就看見樓道亮起來，父親瘦長的影子從樓梯間一步步滑下。江上客緊跟着沖出來，一定要他收下那只手表，說他把自己當外人。

我站在灌木叢的暗影中一動不動。他的聲音好像撞上了實質的物體，在我的耳旁簌簌振動，散發出一圈圈尖銳的回音——我不知道江上客何時已經能輕松随意地用“你”來稱呼他從前的“劉叔叔”了，而我在與父親說話前還要小心翼翼地斟酌半晌。

父親拘謹地說了許多，無外乎是說自己不過舉手之勞，這些年又多蒙江上客關照，實在當不起這樣的謝禮。他們推推讓讓，身影在暗淡的月光與昏黃的樓道燈光中糾纏不清。最後江上客急了，抓住父親的雙手不讓他動，将那只表扣在他手腕上，低聲吼道：“誰說這是謝禮！”

他的鼻尖幾乎要碰到父親的臉頰，目光牢牢鎖住父親的眼睛，我甚至懷疑其中盛滿了眷戀與仰慕——但他很快放開父親，後退幾步，低下頭，飛快地解釋說這不是為感謝父親，只是想——他尴尬地摸了摸鼻子——想要送他點東西，随後又不甘心地補充，說自己的錢想怎樣花就怎樣花。

我匆匆跑回家，轉身的那一剎那好像看見他攀住了父親的肩膀。我告訴母親自己沒有找到父親。出乎我意料的是，父親很快回來了，手腕上沒有那只表的蹤跡，母親煮的荊芥面筋湯都還沒有放涼。

我開始刻意減少與父親說話的頻率。沒有人覺得詫異，母親自己對父親也是越來越客氣，而父親在家除了食宿就是埋頭書海，根本沒發現有什麽不對——或許他發現了，只是這樣的變化正中其下懷。我不清楚自己這種行為的本意為何，不過我清楚這絕非出于賭氣，而更類似于試探，我期待父親的反應，試圖尋找父子情感的最低阈值。這個過程持續了很多年，直到我十五歲時父親拎起行李、頭也不回地走出家門，我才意識到自己的可笑——或許這段親情從未在他心頭留下任何痕跡。

不過當時的我還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甚至去向母親抱怨，說父親對江上客比對我還要好。母親寬容地笑了，沒有說什麽，熨平父親的襯衣，把它挂進衣櫃，然後從抽屜裏摸出江上客送來的那只表，仔細放進襯衣胸口的衣袋裏。

看到那只表的時候，我的心裏有某種東西崩塌了，好像灘頭被潮汐日夜磨蝕的沙堡，終于在一陣小風裏分崩離析。之前我嫉妒江上客對父親的親近，而這只未能成功退還的禮物，仿佛已成為父親默許甚至接受了這種親近的明證。

之後我再也沒收過江上客送給我的任何東西，連他送來的食物，也不想多碰一口。這些人情，在我看來，是我和母親在父親的蔭蔽下獲得的垂憐和施舍。我甚至暗暗發誓，将來要把它們一并還回去，連帶着父親的那份。

母親開始正式地與父親談離婚的事。如果我回家時放輕腳步，在樓道裏靜靜站一會兒，或者夜裏假裝睡着，豎起耳朵躺在床上，就能清晰地聽到他們的說話聲。兩人都很冷靜，母親的鎮定超乎我的想象，事實上她甚至一直勸說父親與她解除婚姻關系，說父親找到了生活目标，她現在過得也不錯，分開對大家都是好事。

那段時間我忽然發現自己厭倦了平淡的校園生活。班主任把我叫到辦公室，指着我練習冊上大片的空白嘆氣，并不斥罵，反而苦口婆心地勸我不要為家裏的事耽誤自己。我并不解釋，也并不悔改，依舊我行我素。一天母親突然來接我放學，我們推着自行車慢慢地走，一路沒有人說話。把車停在小區的地下室之後，她抱着我哭起來，說我這樣不求上進，如果她不在了我該怎麽辦。

現在想來，大約那時她就感到了腹腔的疼痛，也預料到了日後的命運。但當時的我尚懵懂無知，無法感受到她話語中濃烈的悲情，只是感覺她的淚水一滴滴淌進我幹涸的心田。同時我敏銳地意識到，母親已經把父親排除在我們的明天之外了。

我考上了市重點高中，也是江上客曾經的學校。在中考出成績的那天，母親與父親去民政局辦了手續，當天父親就搬出去了。他只帶走了自己的衣物和一些書，挑挑揀揀之後還留下幾本書在我床上，說我以後可能用得上，目光溫柔地掠過我的面頰。我站在窗邊，看他彎下高瘦的身軀，笨拙而吃力地把不大的行李箱搬到自行車後座上，趔趔趄趄地騎出去，把握不好平衡，差點摔倒在地，而江上客從遠處奔來，把行李箱搬到了自己的自行車上。

望着他們并肩離去的身影，我居然感到如釋重負，好像目送離群的孤鳥回歸雁陣，或漂泊的游子踏上歸途。父親好像從來都不屬于這裏，我開始有點理解母親的想法了。

父親每月都寄錢回來。他住在他的輔導學校裏。下晚自習的時候，我常常看見那棟小樓裏亮着一盞孤燈，窗口映出父親的身影，瘦削，而且更為寥落。他不過是從一個旅驿搬到另一個旅驿罷了，那顆寄客之心，仍未尋得故土的安寧。

江上客很有做生意的頭腦。輔導學校的人時常來我們學校門口發一些宣傳單，號稱拿着過去就有優惠。一年之後這些宣傳單一夜之間全部銷聲匿跡，那棟小樓的燈光也不再亮起。閑談時我無意與人聊起這個話題，才得知那個學校被人舉報，名聲下滑，已經維持不下去了。

了解內情的同學故作神秘，說那學校的一位物理老師是個變态。見我不解，湊到我耳邊小聲解釋道，就是同性戀，據說他之前還是位大學老師，也是為這個被開除了。

我下意識說了一句，不可能吧。

那個人撇撇嘴，怎麽不可能呀，他和一個男人摟摟抱抱，叫人撞見了，有一大幫人去鬧，學校都差點給砸了。我一臉呆怔，不知應該作何反應，他有點失望，對我皺起眉頭說，同性戀啊，會得艾滋的，多惡心啊。

是真的嗎？是父親嗎？我不敢問，更不敢想。但不久江上客就在晚上放學後到學校門口堵我，急切地問我知不知道父親的去向。

他吞吞吐吐，只是含糊地說他父親又來找他，他不願跟他父親走，他父親就想辦法搞垮了他的事業。我告訴他父親從沒有回家，他“哦”一聲，點了一根煙，熟練得完全像一個在社會上游刃有餘的成熟男人，只是眼神中還透着失落與迷惘。

我對父親的了解比江上客還少，因此也不能給出什麽有用的建議。但我仍然未免感到氣憤，指責江上客連累父親，以至他不僅生計無着落，連聲名都要受損。

我隐約猜到這段轶事中的另一個男主角是誰。我指望江上客能怒氣沖沖地反駁我，告訴我不要聽人亂講，告訴我父親完全是受人陷害，告訴我那些傳言全是子虛烏有。可他只是默默聽着，不做辯解，手指無意識地摩挲着腕上的手表。

我認出那正是他贈予父親的那塊，心頭一悚，漸漸住了口。他合攏風衣，對我寂寥地笑笑，請我相信父親，說他從來是個起身走入放學時川流不息的人群。我似乎看到他擡起手腕，近乎虔誠地閉起眼睛親吻那只手表，但一眨眼的功夫他就消失在喧阗的人潮中。

後來在某個街角，我好像認出了父親騎着自行車的背影。他蹬車的動作很費力，僅僅通過那佝偻起來的、蒼老又沉默的脊背，我就能夠想象到他蹙起的眉峰和緊繃的嘴角。當他逆着人群向前，在車流中艱難地擠出一道縫隙，我感覺連他破開的空氣都折轉而回，沉甸甸壓在他的背上。

之後父親不再寄錢來，江上客過年時也不再出現，但寄了些東西到我家。春天母親又收到一張彙票，付款人是江上客，來自他讀大學的城市。随後他來了封信，解釋說那些錢是替父親彙來的。我滿十八歲之後，母親連續幾次把他彙來的錢按原址彙回，後來我們與他就再沒有聯系。

我考上的大學與江上客的母校在同一個城市。母親叫我去探望江上客的母親，我憑借些微記憶找到那家療養院，無奈不知道那個女人的名字，只能對着家屬名單一個個查。接待處的護士找到以江上客名字登記的病床，卻告訴我那位病人兩年多前就去世了。

大三時我放假回家，驚異地發現母親憔悴了許多，而且飯量少得可憐。她和藹地微笑，說年級大了消化不好。我堅持帶她去醫院，醫生診斷出“膽囊癌晚期”時我當即崩潰，而她面容平靜，憐愛地撫摸我的頭發。

母親不能上班了，事實上她虛弱得連毛巾都擰不動。我請了幾個月假，陪她住在醫院。起初她能躺在床上安詳地與我聊天，像小時候一樣緊緊拉着我的手，後來連睜眼的力氣都沒了。她開始水腫，細瘦的小腿粗了一圈，我為她按摩時留下的指痕大半天也消散不去。

我家的積蓄經不起如此的消耗。我有時産生幻覺，感覺吊瓶裏滴滴流下的是母親前半生的血汗，此時又悉數回歸于她的血管之中。她從來不提放棄治療一類的話，但我知道她并非幻想恢複健康，而只是不希望讓我難過，我也總是面帶笑容，與她一同暢想我們的明天，允諾要在大城市買棟大房子并接她來住，還要仰賴她為我照顧孩子。

我漸漸學會做飯，有時在清晨，趁她還沒醒來，我跑去買一根大骨頭回家炖上，中午再取到醫院裏，雖然母親吃不下飯，它們大多進了我的肚子。我為她洗衣服、擦洗身體，給她讀書，告訴她我在大學裏學到了什麽，得了什麽獎，怎樣受到了老師的贊揚，迫不及待地向她展示我所擁有的一切生活技能和未來的一切可能性。她明白我的意思，我多學會一道菜，她的目光中就多出一分平和與釋然。

然而每逢深夜，當走廊的燈光勾勒出她側臉凹陷的輪廓，我的眼淚就會傾瀉而出。有一天我哭完之後坐在走廊裏睡着，第二天被前來查房的醫生叫醒，他委婉地提醒我要繼續繳醫藥費和住院費——這裏的醫生和護士人很好，他們看我一個人不方便，經常來幫忙照顧母親或扶她去衛生間，還為我募捐，即使現在走投無路，我也不願意再麻煩他們了。

母親不讓我聯系父親。我實在不明白這種淩駕于生命之上的自尊心有何意義，和她大吵一架。她只是反反複複對我說，很多事我還不明白。

我瞞着她，從高中老師那裏要來了江上客的電話，站在電話亭前忐忑不安地撥了出去。他很快就接了，我嗫嚅着，向他借錢，聽見父親在那邊警醒地問是不是母親出事了。

那一刻所有自欺欺人的僥幸都不攻自破，所有肮髒龌龊的謠言都不證自明，憤怒和委屈吞噬了我的全部理智，我狠狠扣上電話，蹲在地上泣不成聲。街上行人熙攘往來，沒有人願意朝我這個方向恩賜哪怕一毫一厘的目光。

三天之後江上客風塵仆仆地出現在醫院門口。我掙紮了片刻，還是接過了他手裏的信封——窮人沒有資格談自尊。我把提前寫好的欠條遞給他，他看也不看，當場撕掉了。

我以母親的健康狀況為借口，婉拒了江上客的探視要求，也請他不要通知父親。他答應了，轉身走出幾步後又退回來，告訴我父親和他住在一起，一切都好。你就當我白說一句，他大步離開，背對着我揮揮手。

但母親還是察覺出不對，她問我是不是賣了房子，我知道她已經猜到了真相。有天夜裏，同病房的人都睡熟之後，她遞給我一張照片。

那照片很舊，中央有道深深的折痕，把其上舉止親密的一男一女分隔開來。我認出其中一個人是母親，然而在我記憶中她從來不像照片上那樣，顯得活潑又愉快。

母親臉上浮起淡淡的微笑，這是我和你父親，她說。病痛折磨下，她的聲音很小，吐氣也不清晰，仿佛被時光腐蝕得斑駁。

我皺起眉頭，把照片舉到眼前。那個男人沒有一分與父親相像的地方。

你父親，母親繼續說，在你出生之前就走了，他不知道我有了你，我們沒有結婚。

我難以置信地盯着她，幾乎懷疑她的神經也受到了癌細胞的幹擾。我的身體發顫，看着她的嘴唇開開合合，吐出一串意義不明的音符來。我細細搜索破綻和漏洞，可她的說法合情合理，無懈可擊：她拒絕流産，不惜與父母決裂，只身遠上，來到這座小城，卻因為不婚而有孕遭人非議，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彼時父親——或者說養父——的同性戀人與他鬧分手，為擺脫自己的嫌疑，說父親長期騷擾他，于是父親也被開除。而他們相識之後，很快達成協議，用一紙結婚協議埋葬了兩顆破碎的心，回擊了兩段惡毒的揣度。

母親要我發誓，絕不讓父親來探望她。這些年他過得不好，讓他舒坦幾天吧，她一邊說，一邊慢慢合上了眼。我握着那張照片，匆忙趕到盥洗室，把水龍頭擰到最大，在奔流不絕的水流中肆無忌憚地哭出聲來。

後來某天中午，我回家取炖好的雞湯，回來時母親的病床已經空了。床頭櫃子上她喝了一半的水貼着杯壁輕輕搖擺，金色的陽光從窗口躍入，斜斜打在雪白的床單上，将其上的重重褶皺映成了千溝萬壑，而病房裏其他的人來來去去，對這一角的坍縮渾然不覺。

護士從門外跑過來，小聲告訴我母親過世了。

我擡頭看了看父親的墓碑。他死于六年前的夏天。

“這幾年在哪兒發展？”江上客問道。我告訴他自己留在了讀大學的城市工作。

江上客低頭，寂寞地扯了扯嘴角，“我也是。我們在那兒住了十幾年，結果最後他還是要回來。”

他提到父親，我首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