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家有一老,如有一寶
魯善工聽着啧啧稱奇，沒想到高仿居然也能登上大雅之堂？
“這算什麽？”王老邪擺擺手，笑道：“民國35年裏，仿制明清官窯瓷器有多少？其中珍品也不下萬件！誰能鑒別其真贗，當時只有兩個人，孫會元和師弟耿寶昌。這段仿制的歷史，他們是親身經歷，是真是假，用手一掂，一敲，就知道！”
耿寶昌！
魯善工大吃一驚，孫會元沒有聽過，可耿寶昌老爺子是誰？故宮最權威的瓷器鑒定大師，可謂一言九鼎！
書畫當年有幾個鑒定權威，徐邦達、啓功、謝稚柳，號稱三大鑒定流派。
首席鑒定專家謝稚柳創造性地提出性格說，認為鑒定的标準，是書畫本身的各種性格，即它的本質。
一個畫家可以産生水準高的作品，也會産生低劣的作品，問題不在于标準高低、寬嚴，而在于對書畫本身的各種性格的認識，性格自始至終貫穿在優與劣的作品中。
老爺子本身也是知名畫家，用他的話來說，鑒定就是望氣！看書畫的精氣神！
徐邦達特別注重考證，諸如題款、題跋、印章、紙絹绫、裝潢形制、著錄等等，用極其嚴謹的科學态度，對書畫作品進行客觀的研究。
如果說謝稚柳的望氣具有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特色，那徐邦達的鑒定手法則具有系統性、可傳授性，後世稱為技術鑒定。
啓功的書畫鑒定又另辟蹊徑，以學問支撐鑒定。作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他對古典文學、文獻學、目錄學、版本學、考據學、歷史學、音韻、訓诂、書法等有很深的造詣，他在歷代書法碑帖的鑒定和文獻考據方面，具有過人之處。
當時有三位老爺子在，加上一群高手，故宮書畫鑒定可謂人才濟濟。可對于瓷器領域來說，高手不多，除了耿寶昌，還有過世的孫瀛洲，堪稱大家。
“說起耿寶昌老爺子，那也是咱們琉璃廠出來的人才！”
王老邪得意道：“當年只有14歲的耿寶昌來到京城，機緣巧合進入孫瀛洲的敦華齋做學徒。孫瀛洲也來自農村，白手起家創立敦華齋，珠寶翠玉、金石、書畫、文玩都做，逐漸發展到全國。”
“學徒試工期最少三年，中間不能回家，任何事情都要做。孫瀛洲對學徒要求嚴格，要求一定要把兩只眼睛搞準，別把兩只眼睛搞窮。”
“他時常給大家發紙條，考鑒定，考試不及格，該走的就走；強調立論準确，認定的就是認定的，必須三問不更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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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人們往往把明代器物誤認為清代，比如明代有名的永樂、宣德青花瓷器，卻被标為雍正。遍地都是一摞摞的雍正款，天天有人給孫瀛洲推銷，十一二塊錢，比其他盤子貴兩塊錢。”
魯善工聽完長嘆口氣，可惜自己沒有趕上好時候，那時候官窯遍地是！
“學成後耿寶昌和幾個師兄弟離開敦華齋，堂兄開振華齋，耿寶昌擔任經理。後來因公私合營，敦華齋、振華齋都被迫關門。一時間文物市場蕭條，孫瀛洲受聘于故宮，專門從事古陶瓷的研究和鑒定，耿寶昌則轉行去折紙盒子。
“後來經孫瀛洲、徐邦達等前輩推薦，耿寶昌才有機會進故宮工作。孫瀛洲花十年工夫，陸續把自己多年收藏的3000多件文物捐給故宮，就連院長都說：故宮有兩大恩人，一是捐贈瓷器的孫瀛洲，二是捐贈字畫的張伯駒。”
“耿寶昌初進故宮，百廢待興，大批文物等待清點。先進入修整組，即現在的科技部工作。大量從各地搜集來的文物需要修複，粘的粘、補的補。”
“每個工作組都有指标，陶瓷藏品三十五六萬件，每人每天得整理250件左右。”
“那時候就算在故宮，官窯還是哥窯，往往也會看錯。官窯、哥窯都産于兩宋，前者一般是産自國都附近窯場的禦用瓷器，後者則指龍泉窯場的産品。受歷史條件所限，先輩們定級時可能并不嚴格，有時只是憑個人愛好。”
“計劃經濟時代，一級品被用來創彙。那時候沒別的東西，只能靠工藝品出去換錢，所以又成立鑒定組。沒有固定标準，全靠老前輩決定。”
“當時有外國公司訂貨，就組織鑒定組，鑒定完把東西收藏送庫，好的不許賣，全憑個人業務水平來取舍文物。”
“後來國家的文物商店制定出口标準：1795年，也就是乾嘉年間及其以後的文物，才可以出售。不過這個标準也有彈性，以瓷器為例，一般民窯能出口，官窯只準在國內流通。個別有紀念意義、特殊意義的文物，即便符合标準，也不準出口。”
魯善工聽的津津有味，時不時給老爺子斟茶遞水，這種見聞可不容易知道，最能了解整個時代變遷。
王老邪擺擺手，笑道：“說跑題喽，回到後挂彩，當年內務府管理着北城瓷器廠，那裏積存着歷代剩下沒上釉沒上彩的素瓷器胎。後來被古董商發現，開始在素胎上做文章。從景德鎮請來繪畫填彩焙燒技師，架起小窯，大量燒造舊胎後挂彩官窯瓷器。”
“所謂後挂彩，其實就是在官窯瓷器的素胎上繪畫出各種圖案，填上各種彩色。燒成青花瓷或是青花釉裏紅，青花瓷器上挂黃彩等等。”
“後挂彩的技師要求手藝好，技術高，一專多能，會畫會填彩還會燒窯，可謂最尖端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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